周六下午，吴文艺来学校邀请我去家里做客。我们先走了一段逼仄的石板路，接着沿着湿滑的田埂跳跃，十几分钟，就到了村头下寨的最后一间院子。
这是一处典型的苗家吊脚楼，一楼是砖垒的，用来养牲畜；二楼是榫卯拼接的木房，负责生活起居。门檐低矮，地上丢着旧床单和换掉的鞋，左手边进去是方正的客厅和卧室，右手边是开放的洗手池和杂物间。屋里陈设简单，电视机，冰柜，吊扇，一张低矮的方桌，几个小木凳，靠墙还有两只插了干花的花瓶，干净舒适。
我脱鞋在木地板上吱呀踩过，盘腿坐下来，吃了一大颗冰镇杨梅，酸甜顺着喉咙凉到心间。这里稍加收拾就有日式民居的味道，透过诺大的玻璃窗能看到绵延的梯田群山。天知道每天阳光初醒的时候这里是多么的美丽，不过，也许只有外地人会觉得美吧。
文艺的父亲是个黝黑精瘦的四十岁的男人，她的母亲因患尿毒症入院已经一年多了。看得出他很欢迎老师的到来。我突然想起了文艺写的日记，“我的爸爸脾气很暴躁…”
我们坐在客厅里聊天，他聊起自己的小时候。十岁读的小学，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因为家里没米下锅，十三岁跑出去打工。那是八几年，一天只有两块的工钱。“当时班里的第三名在中心校做了老师咧。”他的眼神里有一丝落寞。
他会做许多工，家里的木房是自己盖的，做家具，喂兔子，养珍珠，什么都干。“我爸还会绣花呢！”文艺忍不住插嘴。
年轻的时候。他为了省钱走两天两夜的山路回家，没文化找活太困难，只能打些零工，攒够了路费才能去广东，一天可以挣十块。这种生活让他感觉不安定。
我希望这是一个屌丝逆袭的故事，可是事实往往残酷。二十三岁他就回到村里，用攒了十年的钱起了这么一栋房子，第二年娶了妻，接着就有了文艺。家里只生了一个女儿，大概有些不可言喻的苦。
“有了文艺我们夫妻俩就去广东做家具。”他一边说一边猛吸了一口自制的水烟，“干了六年木工，老板没活儿了，就回来了，那时候一天六七百…”
文艺的母亲生病以后，他两边跑，也无法做工。“不能在医院多住，多一张嘴，一天多吃十几块。”种田真是赔钱的活，他一个人干一季最多也就是两千斤的稻米，除去自家吃，也就卖个两千块。村里大多数人家，蔬菜和肉都是自给自足的，养的兔子不知道谁能买、怎么卖，没有经济来源，他很颓丧。
“我们这里难，挨着城市还能种点菜卖，我不怕吃苦，可村里家家户户都有，谁买？”他显得有些无助。文艺的妈妈在医院一星期要七百块，还有四百块的房租，再加上吃喝，医保最多报一半，真是借钱都没地方了。
“我希望我的崽好好读书。”他望着文艺叹气，“这个崽在广东还考前几名的，回来了考不及格，在家就知道看电视，爱玩多，讲也不听的。”
我心里有些难过，文艺是班里少有的善良又懂得体谅人的孩子，但是成绩却只有三四十分，这如何才能考上县里的初中呢？一回家，孩子的成绩一落千丈，难道这和山里的学习环境有很大关系？城市的孩子比着学，山里娃比着玩；在城市考80分都要请家长了，在山里60分简直欢呼雀跃。
聊到学习，文艺的父亲很焦虑，一直嚷着孩子的不是。“我们做苦工的，每天都这么累，回家还看到这个崽看电视，气的直骂咧。我们不像平常人家，日子平平淡淡的，我们干活受气，回家脾气好不了啦。”
“我希望这个崽好好读，出去才不像我们找苦工做。她就是不听咧。”他在屋里踱了一会，“过几年我做不动了，她妈看病钱也花光了。她成绩不好，哪个供她读高中？”
文艺在一旁不做声，眼睛出神的望向远方。她可明白读书是她晚嫁的唯一出路？
“村里人收入不高，怎么每天还给孩子这么多零花钱呢？” 我有些好奇。
“我们出去打工，没时间看崽，丢钱给外公外婆，给崽买吃的，习惯了。没想到这些个崽啊，今天要一块明天要两块咧！”他边说边瞪了一眼文艺。
原来如此，怪不得这些孩子经常不给零花钱就不去上学，以此来要挟父母。零花钱的多少也成了衡量父母爱不爱自己的标准，他们哪里会想得到父母的辛苦呢。
晚些时候我给文艺辅导了一会儿语文和数学，十分费力，尤其是数学，简单的乘除法都想不明白，父母又无法亲力亲为的辅导，落下的课程太多了。临走时他们硬是要打着头灯给我送到村口，“李老师慢走咧。”
夜幕像一条无比宽大的毯子垂下来，清朗的夜空，满天繁星。我沿着公路走回学校，陷入了沉思，这些孩子，真的要好好读书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