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冬季，寻常的一天，不值得被记录下来，两个弱者相遇了。
北京湖南酉西会馆，一间逼仄发霉的小亭子间里，一个清瘦的小伙子，穿着两件夹衣，腿上盖着旧棉絮，双手已经冻伤，红肿起来，一边流着鼻血，一边写着什么。
门口有人轻声喊： 沈从文先生住在哪里？
小伙子起身出门，看见一位30多岁，和他一样瘦的陌生男人站在门口，疑惑着应答：我就是。哎呀，原来你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写的文章，专门来拜访，要好好写下去呀。
这个当年白瞎了自己作为留学生这样的珍稀物种，从没飞黄腾达的资深弱者，一辈子写小说，过苦日子，老婆出轨，喜好个嫖娼，都捡最难看、无人问津的“零余者”，却拼了命要救国，最后死在东南亚的丛林里，连尸首都没找到。
这次相遇，资深弱者请新锐后辈吃了顿饭，里面最硬的菜是葱炒羊肉片，统共花了一块七，临走前，资深弱者留给它一条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找回的三块多钱，想想自己第一笔稿费才7毛，沈从文感动坏了，趴在桌子上就哭起来。
沈从文也是世家子弟，爷爷当年是统领贵州的将军，他的弟弟后来成了国军中将，他的姐姐嫁给了民国首任民选总理熊希龄的外甥，从小就看到城门上挂着的几百个人头，15岁当兵，又亲眼看见上万人被杀，不是条好汉，也得混成个显贵才好吧？
他不要这些纠缠不清却可能给他带来富贵的关系，自己跑到北京考北大，还是没考上，一直到老，档案还在学历一栏里，规规矩矩的写着，小学。
没办法了，当作家吧，小说写得是真好，被徐志摩和胡适赏识，在中国公学当上了老师，第一天上课，看见满屋子的活人头，他差点吓哭了，憋脸通红，在黑板上写，你们人太多，我怕。
沈从文很爱哭，有时候莫名其妙，拿着封信一边哭一边跟林徽因倾诉，我那么爱三姐（张兆和），写了三年多的情书，几乎把情书写成自己最好的作品，才追到她，当然什么都要跟她说，你看我信里写对另一个女作家的关心和爱慕，写的多么好，三姐为什么要生气呢？
有时候又有点无厘头，在一本书的后面，他写，某月某日，看见一个胖女人在桥上经过，心中十分难过。
他说，美的东西，总是让人伤心。这给沈从文带来的是非凡的感受力和创造力，他可以在挂满人头的现实城墙旁边，造出一个有翠翠、三三生存其中，虚幻的“湘西世界”。这种玩法是不能高产的，他一边流鼻血一边写，写完还不停的改，有时候流鼻血能流到昏厥在书桌前。
写了小说、当上老师的沈从文，也不被人瞧的起，一个知名的段子是，西南联大时期，一有空袭师生就一起狂奔到山上避难，某次沈从文跑过刘文典身边，这个当年骂过蒋介石的安徽大学校长怒了：我是为了庄子跑，他（沈从文）为了什么跑？
文学这个东东，以前并没有独立过，人们要么把它当成改造世界的工具，要么当成闲暇时诗酒唱和的消遣。民国时期，文学刚开始要从宠物和工具之间分离出来，在学问面前是抬不起头来的，如果有人把它当作至高无上的追求，不免要受到鄙视。
审美的文学世界是沈从文的宗教，宗教也是为弱者准备的，上帝应许给信徒尊严，他便有了力量。鄙视，他并不在乎，甚至要理直气壮的得罪人了。1930年，他专门写篇文章批评郭沫若，说他的文字作为檄文和革命宣传文案是不错的，文学嘛，是谈不上的。
后来，他又挑起一场所谓京派与海派之争，也是想表达这样的想法，不要把文学搞成政治的工具、革命的枪口，或者把自己运营成大号，按大众品味下菜碟的宠物，它天然是带着美的力量的。
这下完了，人都得罪光了，鲁迅老大被小弟们怂恿了一下，怒了，写了一篇文章《京派与海派》，沈从文就此没戏了。其实鲁老大的感觉，和沈从文是一致的，他也说，你们左翼作家啊，左翼是够了，作家则未必。
人在江湖飘，总要站个队，有个立场，文学本身又不足以成为一个所谓的“立场”，一堆人站在左边，一堆人站在右边，你站在中间已经很不牢靠，还要站到二楼去，是几个意思？
沈从文就一个意思，这个美的信徒，也没那么多花花肠子，看不出来左右、东西，他弱他还有理了！抗战结束后到1948年，他还是不停的写文章坚持自己的观点，一点也不长进。他说：“一个作家的成就要看他拿出来的作品，而不是依靠帮派的活动。”
直到1948年，在大时代转折之际，帮派新任领袖郭沫若，在大业即成前夕，写了一篇文章《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听听，不仅反动，还得是桃红色的。
沈从文提前被清算，享用了鼎革巨变的结果，文学非但没有独立出来，反而被政治、意识形态严密控制起来了，他之前还可以用小说证明自己，用杂文表达观点，现在他再也没有机会为那个神圣的“文学世界”，加上一小片瓦当。
1949年3月，北平入城仪式不到两月，用一把刀片割破手腕和脖子的动脉，又喝了些煤油，他要死了，如同殉道。这个弱者连死都费劲，张中和（张兆和的堂兄弟）听到房间里的呻吟，破门而入，把他救了回来。在这之前，他还摸过一次电门，被儿子一脚踹开。
强者顺时而为，弱者恐惧缠身，沈从文被自己敏锐预见，又无法说清楚的未来吓坏了，在医院里醒来还以为是牢房，大喊大叫停不下来，莫名其妙的张兆和甚至写信回老家，询问家里是否有精神病史。
既然没死成，1950年，他决定到“革大”去改造一下，“他们总是有些道理！”改造来改造去，也没改造好，一个人的信仰怎么能被改造呢？他再也写不好小说，彻底放弃了，有文学类的活动让他讲话，他反而害怕。
他越老却越爱哭了，文革中他和张兆和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张允和去看望他们，屋里乱的吓人，他说他正在收拾东西，手在兜里想抓着宝贝一样，不肯拿出来。张允和要走了，沈从文从兜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别走别做，看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说完他就吸溜吸溜的哭起来，此时他快70岁了。
这是他最美好的回忆，当年他最好的作品，得到的最好的回报，来自那个“我行过很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有吸取不尽的能量。
文革后，记者采访沈从文，沈从文笑着说自己之前是最好的厕所清洁工，创造出全北京最干净的厕所，连缝道里的陈年污垢，都用指甲抠出来，记者可怜他，拍拍他的肩说：“沈老，你受委屈了？”
沈从文一把抓住记者的胳膊，失声痛哭，劝也劝不住。自从少年时，拒绝湘西家族关系缠绕的，在当地称霸一方的“富贵囚笼”，只身出来闯荡，经历过的委屈，远不止打扫厕所这些。
他曾经一无所有，取自己稿费时，还要看门房脸色，给他们回扣。自己曾经用心血和鼻血熬成的作品，被编辑黏成长长一条，当众撕碎扔进垃圾桶里。这个湘西的倔强少年，用笔闯荡出一番天地，他也不怕回到底层，用韧性换回尊严。
他对尊严的理解，和别人并不相同，即使从文学世界中被放逐，他仍旧是美的顽固信徒，他的尊严来自接近美所感受的力量，而不是别人的眼光和评价。
他是厕所清洁工，更是历史博物馆女厕所的清洁工，他政治上不可靠，道德上却是可靠的，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距离美更近。他还是博物馆的讲解员，这更让他开心，只给一个志愿军战士讲解，他仍然可以热情的讲一个星期。
他战战兢兢的工作，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要死，历史博物馆通知他办理调到中国社科院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紧张的手足无措，哆哆嗦嗦、吞吞吐吐的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他给儿子写信说：“无论今后万一出现什么，你们务必记住，即缄默……所以务必实事求是，把我看成一个并非不大不了的人物，事实上应说是个十分庸俗普通人物，才可免去意外灾星。”
无论多么卑微，他只要工作，写不了小说，他研究器物，做出了最好的中国服饰史。曾被人鄙视没有学问的沈从文，终于有了学问，中国服饰史最开始发表时，一分研究经费都没给过他的单位，眼红的试图署上更多人的名字，搞成“集体智慧”，沈从文怒了，如果你们署名，我就不要这本书了。
此举性情到底，也卑微到底，哈，你以为我写书做学问是为了证明自己？真让我陶醉其中的，是与美的上帝，重新建立联系。
那个时代，选择用结束生命来与之抗争者，有一个长的名单；选择鼓吹呐喊者，有个长长的名单；选择随波逐流者，有一个长长长长的名单。沈从文，都是不在其中的。无论自由还是严苛，困苦还是舒适，在哪个时代，他都有自己的那个看似懦弱的选择。
1982年，他又回到湘西，在张家界森林公园金鞭溪，80多岁沈从文一屁股坐下，眼泪涌动着又要流下来，啊，我不想走了，这里美，这时好，我要住下来啊。他熬过了那段岁月，终于可以恣肆自己的感受力，却再也写不动了。
1988年，这个天才的小说家，在不写小说几十年后，几乎触摸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之间数月，他去世了，临死前，家人问他有什么遗言，他说：我和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