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讨论，即“潘晓讨论”。青年潘晓来信，问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起了无数共鸣和回声。
2020年青年节，某视频网站发布了名为《后浪》的视频，引发巨大争论。因整体代表性的缺乏，该视频及其所传递的价值观招致社会各方，特别是青年的群体的质疑与反思。
我于青年节当日完成《93年的我是“后浪”吗？不，我是前浪》一文，引发周围友朋的激烈讨论。被大号转载后，这一文章亦成为一定范围内的公共议题，引发公共讨论，成为观察社会结构变迁的镜像。
目前，我陆续收到来自不同成长环境与专业背景朋友的投稿，会在近期逐一编发。
我期待更多元视角、多元路径、多元方法的个体化反思与思考。期待看到这个稿件的你有所思、有所悟、有所感，并勇于将它们记录下来并发送给我，共同记录这个大变局时代的青年心史。
一个「后浪」的来信
文丨午后红茶
我在 B 站耗费了不少青春，也早早地看到了 B 站对《后浪》的大肆宣传。出于对过度造势的事物的排斥，一直没有点开这个视频，直到我在朋友圈看到了我在清华的师姐飞飞写的文章《93 年的我是「后浪」吗？不，我是前浪》。
第一次接触 B 站是 2009 年前后。是的，就是 B 站创始之初。当时我的同桌在信息技术课上看 B 站视频，我也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奇怪的网站名称。
「信息技术」这个词本身或许就象征着与小镇青年不同的童年记忆。我出生并成长于中国最富裕省份的省会，电脑与互联网几乎从我记事之日起就陪伴着生活。信息技术课从小学起就是标配，我们在课上玩金山打字王里的警察抓小偷、红色警戒、 4399 小游戏、跑跑卡丁车，也在课上学会了使用 Photoshop、Flash 和简单的网页制作。
有的同学走得更远，他从初中开始参加信息学竞赛，之后保送清华、夺取 IOI 世界冠军，如今已是小有名气的青年计算机科学家。
我也是很晚才知道，不是所有同龄人都从小有信息技术课，他们的老师上课也不像我的老师一样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用 PPT。对一些 90 后而言，信息技术或信息学这样的名词，在上大学前也许是陌生的。
当然，我在这座城市中也属于幸运儿。父母早年经商，攒下些许资本。之后家道中落，但始终把我送去最好的学校念书。
我上的外资幼儿园在 1999 年就收每学期过万元的学费，这大概是当时一般家庭全年的收入。7 岁时，我就读了一所公立小学的「小班」，之后转学去了私立学校。小学毕业后，我考入了当地最优越的六年制中学，某位后来的特大领导也曾把闺女送去这个学校上学。因此在上大学以前，我一直和精英阶级的子女一起接受教育，而我本身并不属于这个阶级。
这所中学的招生是相对公平的，以考试成绩排名录取，虽然也留有一些后门。
仔细考察一下正门，其实考试科目、考试题型和考试资格的发放也是精英教育取向的。因此，即便正门公平公正，录取的孩子中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出生于精英家庭，其余的是像我一样来自极为重视教育的普通家庭。
我虽然出身普通，但也没有在中学感受到太大的阶级差异。一方面是因为那所中学始终贯彻平等的理念，无论是学校的诸种制度，还是老师们的具体行为，都尽力地平等对待每个学生；另一方面是因为毕竟还只是中学生，阶级属性还未那么彻底地表现于日常之中。看到周五放学时宿舍楼下停的宾利跑车，或是听说某个同学的爸爸是多大的官时，中学生的我还不能完全体会其中的意义。
和飞飞不同，学习几乎从来不是我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支持或默许我「自由探索自己的兴趣」。琴棋书画对于周围的孩子们而言几乎是家教的一部分，很少看见完全不通的同学。
省一级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每天下午都踢足球，并因为踢完球洗澡、吃饭而缺席大半节晚自习却很少遭到批评，这或许是强调应试的省份无法想象的。
还有更难想象的——那位参加信息学竞赛的同学甚至获得了一个办公室，供他自主地学习信息学，学校也默许他翘课。参加模拟联合国、议会制辩论、社团也是中学时代常见的兴趣。上大学时许多同学热衷于此，我却内心毫无波动，因为在中学时就已经看腻了这些。
自由是那所中学最重要的特征。它一方面意味着前面所说的允许我们发展自己的兴趣，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允许我们做在一些中学被视作禁忌的行为。
恋爱是自由的，绝大多数老师完全不干预学生谈恋爱，有些老师会试图引导学生更「健康」地谈恋爱。打发时间也是自由的，在操场上无所事事地坐着，在深夜听万峰谈两性关系，在机房和网管老师斗智斗勇，在电话里与女孩聊到天亮。
阅读更是自由的，我的朋友读完了图书馆里从前苏联引介的数学类著作，我在社会课上翻看借来的枪支图鉴，在莫言获诺贝尔奖前我就和一个女孩在图书馆里笑话过《丰乳肥臀》这个书名，至于《动物庄园》则是老师罗列的数十种必读书目之一。
实际上，我非常后悔没有能更早地开始阅读。中学语文老师推荐的书目在我今天看来也是极为有益的，体现出老师的欣赏水平之高。无论是从图书馆借阅还是让父母购买对当时的我们来说都不是难事，可惜我从未认真对待过这些书目。
欣赏文艺也是自由的，无论是语文老师还是音乐老师、美术老师都很喜欢放电影，英语老师更是大量引介英语世界的各种作品，还有数学老师喜欢放维密内衣秀。
这种自由让这所中学诞生了许许多多有趣的人，这当然以某种程度上弱化的应试能力为代价。对于这所中学而言，这个代价并不沉重，因为在这里就读的学生有着多元化的升学方式。
我们年级 1/3 的同学出国念书，1/3 保送国内高校，仅有 1/3 的同学需要参加高考（这几年参加高考的比例可能进一步下降了）。我这样不爱学习的人也可以侥幸保送，躲避高考。
相比于人大附中和南外，这个参加高考的比例仍然较高，但已经足以让学校将应试视作非常边缘化的目标。除了初三和高三年级以外，我们没有月考，周末、寒暑假不补课，也不会通知家长考试排名。
然而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告诉我们，其实在我就读的时候，学校已经更加重视应试了——在此前的几十年里，学校根本不会在校门口挂上「祝贺我校某某某同学成为省理科状元」之类的横幅，因为诞生状元对学校来说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自主招生也是稀松平常。
学习不是最重要的事，并不意味着父母不重视学习，只是发达地区的素质教育氛围和多样化的升学方式让家长不仅仅以应试能力作为孩子学习好坏的唯一标准。事实上父母对教育的强调是无以复加的。我也见证了身边诸多同学的父母为孩子念书、升学做出的巨大努力。
飞飞说高二高三时才第一次去省会，上大学时才第一次出省。我的同学、朋友们却从小就周游世界。
如果从在外资幼儿园的英语课开始算起，我的英语学习已经达到了 21 年，期间从未中断过。小学时，每周英语课在 4 节以上，中学时达到了每周 7 节，外教自然也从不缺席。
身边的同学有许多比我享受更优越的英语学习资源，也有很长的在海外生活、学习经历，可以自如地使用英语。除了英语之外，掌握第二门外语的同学并不在少数，中学时学校就有开设德语、法语等二外班。
飞飞靠自己打工和亲友的红包在上大学前购置了一台 3500 元的笔记本电脑。我在中学时就带笔记本电脑去学校，先是用我父亲用旧的 IBM，之后他重新给我买了一台新的，上大学后又换过几台。新潮的玩意儿总是能很早地就进入我们的生活。
PSP、摩托罗拉 V3、诺基亚 8800、N73、iPhone 这些电子产品总是刚上市就能出现在同学手里，到了初三那年，iPod Nano/Touch/Classic 已经几乎是人手一台。
对新潮电子产品的消费是超前的，一方面，这种新鲜产品在上市之初只有富裕家庭才有能力购买，另一方面，当时也只有与外部世界有充分接触的人才能最先获得新产品的信息和购买渠道。
我所就读的学校是「先进」的教学理念的开拓者，因而总是在我们身上实践之后成为其他「落后」地方的学习对象。
当国家提出 xx 省首先开始选修课试点时，我们学校竟真的开出了厨艺课、兰花种植与鉴赏等等稀奇古怪的课程。在这种环境中，我的身边总是不乏有趣的人、有钱的人、有权力的人和有特点的人，也不乏传统意义上的学霸、考霸。
这些青年常常能在某个领域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因而去到清华之后，我也并不惊奇某些「大神」的成就。他们是「别人家的孩子」，也是「活在传说中的人」，我因为从小和这些人坐一个教室、睡一个宿舍而感到平常。
对他们而言，只要是人世间有可能的事，就是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
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经历，并没有让我充分地感受到多元化和差异化。贵族学校的世界看似因为宽松和经济富足而为多元创造了可能，但实际上这种多元仅仅包容了精英阶层的多元，撑死就是再容纳了一些我这样的普通人。
以应试为主要选拔机制的高等学校则允许了更为多元化、差异化的学生背景，但资源对应试能力的巨大影响仍然决定了精英高校的学生构成只能包容有限的多元化和差异化。当省城少年和小镇青年、县城少年勉强坐在一个教室时，农村少年已经不知到哪去了。
再进一步说，坐在一个教室并不意味着抹平了阶层间的差异。当我们走出校园，这种阶层差异愈发无情地显露了出来。与我至今保持密切交往的中学同学也大多和我属于一个阶级或略高于我的阶层，那些出身于远高于我的真正的精英阶级的子女有着自己的圈子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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