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前我的肢体及五藏六肺没得过大病，只是小时候跌伤的腰椎压迫了坐骨神经，致使腿时好时瘸，疼痛折磨了我十几年，严重时还架着柺子走了好几个月，朋友们送我外号“雷拐子”，至今还被人叫着，只是把“雷”换成了“老”。
二十多岁上冒险做了一次手术，这病也好了许多。过度的重体力劳动后腿仍木木地疼，腰也好长时间挺不起来，不过，也不用吃什么药，歇缓上十天半月就过去了，用妻子的话说，这叫害上了“懒病”。再者眼晴上的“红膜炎”，像相交多年的故友，隔三五年就要如期造访一次，不来就像断了我们之间的某种约定。来就来吧，也没有什么可怕，对于它我是有办法的，吃什么样的药片，滴什么样的眼药水我成竹在胸。“久病成医”这句话确实不假。
除此而外，自诩身体倍而棒，冬天出行从不捂口罩不戴手套不涂润脸油，三伏天不扇风扇不燃蚊香不顶草帽。和“狐朋狗友”相聚，连喝三场不醉，打牌一天一夜不睡。总觉得疾病与自己相距甚远。
常言到：人强人欺病，人弱病欺人。这话是有大道理的，这里的“弱”指人的心气和意志力。人一但遭受到某种无法抗拒的打击而变得精神萎靡、意志消沉，这时，病魔就会乘虚而入，肆意枉为了。
正当我步入中年，刚刚跨入四十岁的门槛，便进入了这样的尴尬境地。我的养殖业走入了死胡通，接二连三的打击接踵而止，我心力交瘁 。那时候就想着害一场病多好，害一场病就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除了挂针吃药，不再遭受外面的风吹雨淋，不再有烦人的烂事难事扰心，吃饭有人送，冷热有人问，这该多好？！可这等美事只能在大脑里存留几秒钟就一闪而过，我哪里有空闲去享用这样的福份呢。
但这想法时间不长却应验了，来的不知不觉又痛苦漫长。
起因是我在老家苦苦打拼经营了十年的“事业”宣告破产。无奈之下，我怀着惆怅复杂的心情去邻县的一个煤矿讨生计。初来乍到，煤矿的环境和特殊的工作生活方式一下子让我紧张、压抑。我就像一个自由惯了的鸟儿一下子折断了翅膀被关进了笼子里，又像一个四平八稳的散步人被挟裹进了急行军的队伍中。有无所适存的焦躁和抵触，也有力不从心的无奈和惶恐。我试着去迎合去适应，力求把每件事都做的完美，但却往往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我整天郁郁寡欢，来自躯体上的不适和无法言状的痛苦不断地困扰折磨我。我开始大把的脱发，整夜的失眠，还伴随着腹胀胸闷，心神不宁，乏困地没一丝力气。我不知道我怎么了。
一年后我第一次走进了本市一所新建的医院，开始了漫长的求医之路。起先，妻子提出陪我去看病时我还大发雷霆，认为自己好好的么，看什么病。妻子说：你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心情郁闷，四肢乏力，这明明是病了么。
那天给我瞧病的是一位中年大夫，他简单地问了我的症状，便埋头在电脑上开药，药取来后叮嘱我先吃哪个，后吃哪个，也不告诉我我是否有病，是什么病，然后就不再言语，双眼再也没离过电脑。我多么想对他倾诉我的委屈和所受的煎熬啊！但他的冷漠让我失望之极。我拉着妻子走出诊室准备离开。这时从走廊的尽头忽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女人哭声，紧接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穿着病号服冲了出来，披头散发，脸色煞白，紧接着两个护士也尾追而来，一人抓住她的一只胳膊，把她连拉带扯又拽了回去。
出于好奇，我跟在后边想看个明白，拐了一个弯，又拐一个弯，前面出现了“住院区”三个字。当护士打开铁栅栏护着的玻璃门的一瞬间，我看到里面尽是穿着病服的病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小，唱的、跳的、走的、坐的，她（他）无一例外的每人都端着一只塑料杯，护士好像正在给她（他）们发药。我一下子明白了，这都是些住院的精神病人，也就是正常人眼中的“疯子”。我心跳加速，扭头就走，从离开医院到返回住地再也没跟妻子说一句话。我怨恨妻子为什么要带我来这样一个地方，难道我和她（他）们一样，也成了疯子？！
至此，我更加沉默寡言，越来越显露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来。上班时除了干自己的活，不和工友说一句话，班前会点名常常忘了“打到”，搬卸井下上来的设备时走神而负伤，凌晨4点上早班，订下闹铃不放心，2点醒来一次，3点又醒来了一次，如此三番的折腾。妻子急了，每天下班后让我看央视频道的养生堂或健康讲座，一对照，这上面的症状我竟占了八九成，她毫不犹豫地从荧屏下的网址上买来一大包一大包的药让我吃，时间长了我明白我真成了病人。一但成了病人，这身体状况竟然每况愈下，一日不如一日。
我不得不再次请假，踏上了求医的未卜之路。
第一站去的是西安的一家私立医院，这是在网上查询得到的，说是西北治疗失眠最好的医院，地址在繁华的闹市区。我和妻子东碰西撞好不容易寻见时门上却挂着“XX肾病医院”的牌子。我以为走错了地方，正在犹豫，从门里迎出了两个穿白大褂的姑娘，问明情况就把我带到一楼东边的一个房子里。一位头发花白的女大夫刚刚午休起来，她一边穿白大褂一边接待了我们，问了我的症状后又问我干什么工作，家庭状况如何，说我的病挺严重的，得赶紧治疗。然后问我这次来带了多少钱，我说带了多少多少，她便在电脑上开药。完了让护士领着我去交费，当收费员报出数额时我吓了一条，药费和我报的金额相差无几。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这是我两个月起早贪黑辛辛苦苦所挣的工资啊。护士看出了我的心事，说治这种病的药挺贵的，让我放心，给我看病的医生是从某某医院反聘回来的教授，平时你来不一定能遇上，医术绝对没问题的。她的声音很清脆很好听，但我总觉的她的眼神不对，缺少某种真诚。我只好交了费拎了一大包的药，又被护士领到医生跟前，她安顿回去后药怎么样吃，要注意哪些事项，还再三叮嘱吃完药一定要再来，吃够三个疗程才能见效。
两个月后，她们就打来了电话，询问药吃完了没有，应该赶紧进行第二个疗程的治疗。
于是我和妻子又去拿药，这次她又问我带了多少钱，我说带了多少多少，明显的比上次报的少，她脸上露出不悦的神情：“你这病很麻烦，要作好长期治疗的准备，可不敢惜钱，下次来时要多带些”。
出门后我问妻子，我们是不是上当受骗了，这医生怎么张口是钱闭口还是钱。报着疑惑的心理我们又去了同在这座城市里的一家知名医院的身心科做了检查，大夫告诉我，身体没有大碍，是精神压力所致。然后开了中药，让回去好好吃，吃完二十付再来”，并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天塌不下来！这最后一句话让我感动了好长时间，我对他的药也报了很大的希望。
回来后除了勉强支撑着上班，便是熬药吃药，吃药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吃完这二十付我又先后去拿了两次药。短短的大半年时间和在矿区街道及附近村庄的大小诊所吃的药算起来足足能装满一个三轮车。药吃的多了，脸成了青的，嘴成了青的，手脚也成了青的，连尿下屙下的也是青的。我自嘲自己成了牛羊，牛羊吃了草能长膘，而我吃了这么多的中草的药病情竟没有丝毫的好转。
在我服药的日子里，早先去过的那家医院还不停地给我打电话，一周之内打过不少于5次电话。先是那个说话好听的护士打，询问我药吃完了没？为啥不来继续就诊，我搪塞说请不下假或者说没钱。接着又是那位女医生打，说你的病多么多么地可怕，若再不引起重视就有生命危险云云，我实在有些烦了，当这个电话再次打来时我气哼哼地说：别打了，这个人已经死了！
事实我活着，但活着比死了还难受。我开始出现了心悸、厌食、便秘、精神恍惚等症状，我害怕白天声音的喧嚣嘈杂，又恐惧夜晚的寂寥漫长。我像被一只无形的网罩在其中，却怎么也挣脱不出来。
终于有一天我对妻子说：“班我不上了，我支撑不下去了，我要歇歇，我太累了”。妻子平静地说：“不上就不上吧，先给你好好看病，病好了比啥都强！”
我问：“怎么看，去哪里看？”妻子说：“去北京，找电视上讲课的老中医”“北京这么大，能找的见吗？”“能！”“找见了能给咱看吗？”“他是大夫，就是看病的，咋能不看？！”接下来妻子便忙活开了，她一边拔打电视栏目下的咨询电话联络看病事宜，一边找亲戚借钱，又让在北京打工的老乡帮忙租房子。妻子作好了在北京一边打工一边给我看病的准备。
十多天后，我们背着一套简单的行理忐忑不安地来到北京。火车站离老乡给我们租的房子还远，从早上9点多开始乘地铁，换公交，到下午3点才找到目的地。北京留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车多人多，地铁里人像蚂蚁一样来来往往，一趟一趟的公交车总是装的满满的，我真担心人从窗子里掉下来。可每到一个站牌下，还有那么多的人不顾一切地往上挤，挤不上去的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又把希望寄托在下一辆车上。
我们租的地方是飞机场附近郊区农民的房子，房子小的只能容一张双人床，每天两顿饭也只能买些馒头或在烧水杯里煮些方便面凑合，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村里正在搞水管铺设工程，到处堆满了废料土堆，出了院子几乎无处下脚。这些倒是次要，最不能忍受的是每隔三五分钟总有一架飞机从头顶升空或俯冲降落，声音巨若震雷，尖锐刺耳，且昼夜如此，没有片刻停顿，让人不堪其扰。多亏来时带了镇静药，勉强方能入睡，否则我连一刻钟也待不下去。我真佩服这里人的耐性和定力。
我们要找的这家医院是全国一所著名大学的附属医院，要找的大夫是全国的知名大夫，其难度可想而知。几番周折，总算打问到他每周坐堂的时间，于是早出晚归挤地铁换公交排队，花了一周时间，才好不容易挂来他的一张号，真是“一号难求啊！”
来这家医院看病的人真多，各种口音，各种服饰应有尽有，男男女女，嘈嘈杂杂，个个脸色憔悴，心事重重。另外，还有一种人也穿插其间，这就是倒号的号贩子。这些人把患者当成了猎物，把医院当成了发财捞钱的猎场。他们每遇见一个生面孔的患者就上前搭讪，鼓动如篁之舌，骗人钱财，丝毫没有怜悯同情之心。医院下班后，他们在走廊外的树荫下或大门口的马路边随便铺一张报纸就能鼾声如雷。这种“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的心态真让我眼热不已！
那个设想了无数次的看病场面其实再简单不过。我从进去到出来只用了短短的五六分钟时间，话没超过四句。“哪里来的？”“甘肃的”“哪里不舒服？”“睡不着觉”“都吃过啥药？”“吃过啥药啥药”“我再开些药拿回去服，吃完后在你们当地再抓二十付，有疗效就继续吃，没疗效就停”。号脉说话的当中，助手已经把写好的处方放到了医生面前，医生稍加改动便递到我手上说：“取药去吧”。助手便喊：“下一个！”
走出医院一股如释重负的轻松加杂着无法名状的失落情绪涌上心头。转了一大圈，我倒底得了什么病？为什么看过我的大夫都三缄其口，没人明确地告诉我。我想，既然来了，那就最好弄个明白吧。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一所全国著名的军队医院，这里同样是人声鼎沸，门庭若市。我们挂了一位女教授的号，她听了我的病情复述后安排我作了几项心理测试，最后告诉我，是“抑郁症”。妻子忙问：“这病能治好吗？”教授回答：“不能！”然后她又开了不少的药，说：“拿回去吃，能起缓解作用”。
我不知是怎么离开的医院，又是怎么回到出租屋的，来北京的希望之行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击碎，我一下子像掉进了无底的深渊之中，绝望，愤懑，痛苦互相交织。我只有一个念头：回家，赶快回家！
三天后，妻子送我至火车站，然后含着泪和我告别，我回老家继续吃药养病，她留在北京打工。因为老人要照顾，孩子要读书，生活还得继续。从此后我们过上了天各一方，两地分居的生活。
人吃五谷生百病，本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但我的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却让我受够了冷遇，看尽了白眼，甚至岐视。这种压力来自于方方面面。首先，我不懂事的儿女看见我整天愁容满面，沉默寡言便少了和我的亲近；父母不堪压力整天长吁短叹；其次，往日勤于走动的亲戚也忽然之间变得生疏起来，见面总是欲言又止；再者，朋友更是敬而远之，喝酒吃饭再也想不起你，偶尔提起也成了酒桌上的谈资。在街道躲避不及打了照面，最多也就轻描淡写的问一声：“病了？”“嗯，病了”“怎么会病了呢？”好像我不应该得病，再也没有了往日的亲密感。小区里打牌摸牛九的闲人也不待见你，当你从她（他）们身边经过时，就听到窃窃私语：“这人是个病人！”回一趟老家，本来再熟悉不过的人远远望见你走来，竟极迅速的闪进巷道或门楼下，在他们的眼里我真成了疯子或带着病毒的传染病人。于是，你的存在就显得无足轻重微不足道了，他们可以大胆地侵占你的地畔，砍伐你的树木，看轻你的家人，编排你的笑话，家族里的重大事情也不会给你通知。你完全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无用的人，孤立的人。正应了那句老话：若要试人心，害病遭年馑。
我开始把自己关进房子里，没黑没明的想：我为什么会病了呢？
其实我早就应该得病的，在七八岁上失去母亲无依无靠的时候；在三十年前考上学，无奈辍学回家的时候；在当了三四年待业青年转正无门的时候；在屡次谈恋爱失败后痛彻心骨的时候；在和妻子双双下岗走投无路无所适从的时候；在回老家尝尽千般辛苦养遍鸡猪牛羊赔的血本无归的时候；在承包了几百亩荒山因栽树而耗尽青春债台高筑一无所获的候；在别人的冷眼里单打独斗孤立无援的时候；在失败的一塌糊涂后远走他乡欲哭无泪的时候……
这那一条理由都可以使我成为病人，只是世俗的人缺乏智慧的眼光，看不出我的病，他们眼中的病只是头疼脑热，消化不良，坏心坏肝，“三高”或者囊肿。
我真的是病了，而且病的不轻，在我眼中，我周围的人也病了，只有站在我的高度和角度才能看得清楚！
想到这里我就释然了，不再患得患失，悲天悯人。我庆幸我害了这场病，它让我追悔了过去的无知和过失，也让我明白了自己的渺小和卑微，它使我认识到人生的短暂和无常，也理解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从此后我少了一份抱怨，多了一份善良，我学会了宽容乐观，懂得了积极向上。总之，我明白了许多，明白了许多用金钱和时间无法得到的东西。
于是，我从心底里发出一声喟叹：害病真好！
2018.12.12日于安泰居室
作者简介：雷玉成，又名雷哲，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生于泾川，下岗职工。热爱文学，闲暇之余创作诗歌、散文、楹联、民间故事等二十余万字，作品散见《平凉日报》《白银日报》《西王母文艺》《泾川楹联》等报刊和《今日头条》《城市头条》《黄土情文学网》《环保频道》《我写你读》《荷露诗社》《哲泾川》《泾川快讯网》等网络平台。现任泾川县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西王母民俗协会理事，泾川县楹联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