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一本自传体小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是在美国西部山区长大的女孩，拥有一个难以想象的家庭——控制欲极强、对政府和现代文明都无比鄙视、不让孩子上学的父亲，忍气吞声的母亲，随时会拧着她的胳膊把她的脑袋扣到马桶里的暴力大哥。

女孩17岁之前没上过学，唯一的教育来自母亲。她自学通过了美国大学的入学考试，而在踏入大学校门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与同学们完全不在一个世界。课堂上老师提到很多高中教过的知识，在所有人都轻车熟路时，她一脸迷茫，却不敢提问。书中说，“我想让老师做进一步的解释，但是有什么东西阻止了这个想法——我确信这样做无异于对着一个教室的人大喊：我不属于这里”。

这句“我不属于这里”，如此的似曾相识，像极了我刚进入高中的时光。

在我踏入县一中大门时，前一秒还在为考入全县最好的高中而满满自豪，下一秒心里却打起了鼓，学校太大了——大到那种自豪无处安放。

我很快发现我的同学分三类：

一类是县城上过来的，犹如清华北大的北京土著，他们可能不是初中最优秀的——因为最优秀的都考到市重点高中去了。他们的成绩高中低都有，但不管成绩如何，他们在校园里都能闲庭信步，因为土著优势极其明显——无论是人脉，还是离家的距离，都是大家所有人求之不得的。

另一类是学校为了挣钱，收了高昂的赞助费从市里面招来的学生。她们大多成绩不好——考不上市里面好的高中，家境却不错——她们有让青春期的所有人都嫉妒的东西——漂亮的品牌衣服、最新款的运动鞋、谢霆锋的新歌磁带和每周一本《当代歌坛》。她们大多性格活泼，在校园里叽叽喳喳地呼朋唤友。

而最后一类就是像我这种从各个乡镇，经过层层选拔真正考上来的。我们大多没有什么朋友，因为一个乡能考上的名额屈指可数（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录取分数比县城里高了将近100分）。我们是学校的穷人，除了中考成绩，什么也没有。

如果说我们是学校的另类，而我就是另类中的另类。

我的脚指甲里还藏有几天前在水稻田里干活的泥，指尖上还有被禾苗划破的印记。

我每天穿着肥大的校服——因为昂贵的校服，已经把我一年买衣服的钱都用完了。特别盼望学校要求所有人穿校服的日子，因为那样就没人注意到我。

食堂的饭我每顿都吃得很干净，初中时的咸菜+干米饭，让我觉得高中食堂兼职是人间美味。直到有一天同桌告诉我，我是学校里唯一一个把饭都吃完的女生。第二天开始我每天都剩一小口，虽然我可以把它都吃完，但我没有。青春仅剩的东西——可能叫自尊，让我放弃了。

在叽叽喳喳的宿舍、叫卖声此起彼伏的小吃街、宽阔的操场，我总感觉有无数双眼睛在打量我这个“另类”，唯一让我舒服的地方就是教室。我把自己扔进一道又一道的数学题、一个又一个的化学方程式中、一篇又一篇的古文阅读中。当别人在宿舍里翻着《当代歌坛》时，我在教室与历史人物较真；当周末别人呼朋唤友一起回家时，我在安静的教室里背一个个英语单词。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要努力成为学霸的方式，而只有自己知道，跟学霸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在那个年龄，那个人生阶段，这是与“不属于这里”的恐慌相处唯一合适的模式。在没人的教室里，自己的思绪经常会飘到那无边无际的、开满小花的田野中。

而在一次次考试中，我一边奋笔疾书，一边看着平时在校园里叱咤风云的同桌恼骚抓耳。当同桌用教室之外从没有过的、有些谄媚的笑容要借我的作业抄时，我都能听到自己内心里偷笑的声音。

立志故事写到这里，一定是最后扬眉吐气，万人瞩目，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其实并不是。我们可能某次荣幸地站到了一个至高点，有那么一刻想向全世界大声宣布，我是属于这里的，我证明我可以的。

而很快你会发现这个至高点会成为你接下来最沉重的枷锁，压得你喘不过气，压得你不敢有丝毫闪失。而人生哪有那么多一帆风顺，你还会再次跌入谷底。只不过这次你会熟练地，再一次用一种有些自残的方式，让自己卑微到尘埃里，到泥土里，再一次默默地像颗倔强的种子一样，在石缝里冒出一根嫩芽，我们称为成长。

我们这一代从农村出来的人，大多背负着改变全家的命运，一次又一次拼命挤进“不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重点高中，一个985大学，一个名字响当当的公司，我们大多数人无法刘姥姥那样豁达，可以在大观里与所有人谈笑风生，更多的时候我们像小偷——怕别人发现我们的恐慌，我们蹲在小小的角落里，用自己熟悉的“头悬梁，锥刺股”方式，一次次去拯救脆弱的自尊，去向别人、也向自己证明，我是属于这里的。

直到某一天，你终于转身发现墙角的自己，想去拥抱那个小孩，想去告诉她，谢谢你，你是自由的，无需证明，你就可以去任何地方，可以属于任何地方。就像《卖花女》中的女孩，从一个只是穿着漂亮衣服的伦敦人，直到她相信自己。那时，她穿什么衣服已经无关紧要了。

感谢那些卑微到尘埃里的日子，它们教会了我们坚强，给我们力量，更浇灌了我们那颗心灵自由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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