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〇〇一年，九一一恐怖袭击，我在初三的教室，上思想政治课。
那时候，一心学习，不辨是非。听说美帝被炸了，教室也炸了，大家好像很兴奋，很佩服本拉登。因为九九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痛，我们记忆犹新。对大使馆遇难同胞的爱，加重了我们对美帝的恨。
上思想政治课的是一位女老师，红唇墨镜，高跟鞋登登登，走上讲台，放下讲义，摘掉墨镜：
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事，大家都听说了吧。
听说了。
你们怎么看？
炸得好。该，早该教训美国了。总算报仇了……
你们知不知道死了很多人，死的都是普通的美国老百姓？
……
虽然上的思想政治课，那时候完全没有思想，不懂政治，却早早地接受了一些狭隘的偏见，和似是而非的家仇国恨。
（二）
二〇〇八年，汶川大地震，我大三，正在图书馆一楼看庄子。
当天下午，大家就讨论开了。晚上，室友在网上查了卫星地图，显示一片废墟。在上海念书的朋友打电话过来，语气很痛苦。说看了一些消息，特别惨烈，很想去震区，可又痛恨自己无能，担心去了反而添乱。有力者已经奔赴现场，展开救援。无力者如我们，能做的很有限，只能多了解点情况……彼此说了很多，都是软弱者的话，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和沮丧。
第二天班会，了解了家在震区的同学情况，安慰、捐款。但是他们的提心吊胆，如释重负，遗留创痛，我无能分担。
九年后，我去川西，回来的路上看了遗址。印象深刻的是，坍圮的教学楼里，一块“安全出口”的牌子斜挂在二楼，指向黑压压的楼道。周围井然有序，人们低声细语，已经感觉不到悲戚，但坍圮的教室提醒我，幸存者的心里，有我所不了解的黑。
（三）
二〇一七年，杭州绿城大火。我当时刚刚失业。
开始并未过多关注，只当是普通的火灾。普通的悲剧每天都在上演，我无暇悲伤。相对于大火，我更担心自己的工作。
过了几天，工作没有眉目，火灾事件的舆情却如火如荼。苦主林先生，作为唯一幸存者，他的质疑和诉求，本来即便有偏差，也无可厚非。一些人为了表演客观、理性，强行加戏，恶意揣测。热心网友又疯狂反击。久已习惯这种无聊的撕怼，一如既往地默默关注。
林先生比我们想象的更坚韧。面对理性和非理性的质疑，无聊或恶意的揣测，面对各种声音，他始终保持冷静，白天一力承担，深夜独自痛苦。
不久前，林先生发愿筹建了公益基金会，以期造福他人。他的痛苦，我们不能分担万一；他痛苦中的坚韧和担当，我们也不能企及万一。
（四）
生在世间，我们每天都在经过别人的爱与痛，路过别人的死亡与挣扎。
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我们没法每天都悲伤，但我们似乎更容易每天都快乐，每天都感动，每天都撕，每天都喷。毕竟，这些爱与痛的波动与挣扎，对我们大多只是一段文字，几张照片，或一点捐款，匆匆几瞥，引起一点泛泛的同情的微澜。但很快，这一点泛泛的同情的微澜也被造谣诈骗以及剧情反转的担心所压制和抹杀。
是啊，对无关者而言，这些不过是隔着屏幕的戏，我们或许很容易身心投入，却更很容易全身而退。
我们怎样承受这个世界的爱与痛？我们常常无法承受。人生无法预演，现实比噩梦更惨。但既然人同此心，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这个世界上的爱与痛，我们起码可以保持一份善意。
怀揣善意，年轻而愚蠢的我就不会由爱生恨，以仇恨承受对大使馆同胞的爱，更不会以仇恨面对九一一的痛，把魔鬼当英雄。
怀揣善意，无力的我就不会执着于力与行，以自惭、以同情承受不安，以了解、以铭记承受这巨大的苦难。
怀揣善意，平庸的我就不会以冷漠、以喧嚣承受人间的悲惨。
（五）
有一段时间，我十分担心至亲遽然离去，多次从梦中惊醒。梦中的我，完全崩溃，不能自理。
以前读王朔老师，说到他因接连遭遇亲朋去世，而陷入颓丧。虽然不能感同身受，但所写关于生命的彻骨的悲凉和浓烈的虚无之感深深感染到我。
天地不仁。世间大爱每天在歌唱，人间惨剧也每天再上演。不管每个人是否做好万全准备，不管每个人能否承受得起，爱与痛就这么发生了，发生着。
“死生亦大矣。”这是对自己而言，别人很难体会，也很难分担。“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是世间的常态。人承受爱与痛的能力仿佛是有限的，无暇及于他人。多愁善感的人，或者大慈大悲之人，限额比一般人高。《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这样的人，鲁迅说：“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一人而已矣。”绿城火灾的苦主林先生也是这样的人，还有那些黑屋里的先觉者，那些为人们争光明而即将被人们忘却的人。
身遭困厄，依然心忧众生。这样的人，是始终对世界心怀善意的人。
他们心怀善意，不是因为别人的善意而回报以善意；他们心怀善意，也不因别人的恶意而改怀恶意；他们心怀善意，不是因为世界足够好，只是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这是对的，并且相信，即便一己之力甚微，但安此心，就不算白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