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就像一个巨大的长焦镜头，逆着时光，往回望，镜头里能够捕捉到的任何一个生命中的过往都是美的。
一
1994年，二十多岁的我到淮阴城里打工。我进的是一家新成立的日资企业，我是公司里唯一的一名男工，在手编车间烘鞋子，把一双双拖鞋用楦头撑起来，挂在铁架上，然后再送到一个灰色的大铁皮烘箱里加热，大约二十分钟后，再把这些拖鞋拽出来，用电风扇吹风冷却，最后取下来送到前面桌子上包装。
由于常年靠近烘箱，又干的是体力活，再加上我体胖怕热，因此我一年到头穿得很少，甚至是在大冬天里还会穿夏天的塑料凉拖鞋，这让在前面桌子上包装的小姐妹们接受不了，纷纷称奇。
负责包装的小姐妹有四五位，站在一张蒙着皮革的长方形铁桌子两旁，剪线头，擦汽油，塞纸插，包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她们大都是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在她们面前，我是一个已经结婚的大哥哥，还是一个高考的落榜生，就像一个被折翅的飞鸟，落进了工厂里，心里是一片青春的迷茫。
和我相比，这些刚从外地涌上来的打工妹就比我快乐得多，整天就像一群快乐的小鸟在我面前叽叽喳喳的叫。洪彩梅整天就乐呵呵的，她个头不高，娃娃脸，来自泗阳，却说一口让人觉得好听的普通话，她的两只眼睛特别大，说话的时候就像有两个雷达在天空中转悠。我一直都叫她“小彩梅！”。有闲的时候，我就到包装上帮剪线头，插纸插，听她们讲话。
从我们厂向东走一点，油箱厂墙头东边左拐，有一条很深的小巷子，很长一截没有人家，间隔很远才有一盏昏黄的路灯，打着瞌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打量着在小巷里匆匆而过的为生活奔走的行人。
这样的情境会让走在这里的小姑娘害怕，也会让坏人想入非非，仿佛这就是特地为他们安排的场景。那时候社会治安没有现在好，大街小巷没有摄像头什么的，虽然大街上没有人敢杀人放火，但是一些大小流氓就像阴沟里的老鼠在蠢蠢欲动。
有一回，我们厂的一位长得比较漂亮的姐妹就在这个巷子里遇到了“流氓”，幸亏后面又有人及时赶过来才吓跑了。
因此每天晚上下班后，我都跟她们一起走，护送她们回家。有时到了下班的时候鞋子还没有包装完，我就帮她们用汽油擦鞋子等她们。那时候她们都十八九岁，我就是她们的老大哥，我自发地担任起晚上护送她们经过那条危险小巷的任务。我虽不魁梧高大，但我是一个男生，有我在，坏人就不敢胡来。
那时候我们这些到打工的人都在厂旁边的蔬菜队里租房子住。我租住在她们前几排的人家，她们租住在我的后面，从小巷向右拐还要隔几家，土路，没有灯，那时也没有手电和手机可以照明，一下子就从昏黄的亮光中跌入黑暗里，只有深一脚浅一脚地试探着摸索前行。
我们租住的都是城郊结合部蔬菜队菜农家的破旧的民房，一间房几十元钱一个月，租房成本比较低廉，因此在这个地带住着社会上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黑暗中仿佛总有一双贪婪的眼睛盯着你，让人没有一点安全感。
每次，我都是陪她们走完这段漆黑的路，一直到她们在黑暗中摸到了出租房的大门囗，然后摸出钥匙开大铁门，吱呀一声进门，等到大门的门栓“咣当”一下栓上后，里面的人就向站在大门外的我发信号：王师傅，好了啊！
站在大门外黑暗中等待的我，一直听到门落栓的声音，心才会落回到安全的地方，我会回一声，那我走了啊，然后才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返身往回走返回我的住处。
多年后，当洪彩梅向我讲述这段往事时，我的心被那门栓合上的声音温柔地触动了一下，透过时光，我仿佛看到了年青时的自己。
二
“暂住证”这个词对我来说就是一张屈辱的标签。那时，我刚刚从乡下来到城里打工，虽然没有人称呼我为农民工，但我感觉自己就像长在麦地里的野草，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这不仅表现在语言上和吃穿住上，最重要的一条，官方把我们这些人当成了重点管理对象，管理的主要手段就是交60元钱办暂住证。那时60元钱相当于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谁舍得交呢。于是我们就躲。
查暂住证的人很绝，知道我们这些打工人早出晚归，因此白天从不上门，都是趁晚上我们下班时逮个正着，这和我在老家时晚上到屋檐下的麻雀窝里掏麻雀的手法极为相似。但作为像野草一样在城市里倔强生长着的农民工，我们是不会轻易束手就擒的。
稍微听到一点风声，我们下班后就不敢回出租屋。可是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我们又能到哪里去呢？有人到东大街舞厅里去跳舞，有人到已经查过暂住证的同事家去避难，更多的人是像我一样在马路上遛达。
那时的厂门囗的新民东路很萧条，路边大都是蔬菜队的蔬菜地，常年会有浓浓的粪水味随风飘到路上，昏黄的路灯，高洼不平硌脚的石子，还有我们流浪的身影。
我路上一遍又一遍地走着，就像一把扫帚一样，与寒风一起，把马路扫得干干净净。路人没有行人了，就连鸟雀都归巢了，路灯也开始打哈欠了，可我们还是不敢摸回去。
记得有一次，我深夜路过一户人家的猪圈时(那时在蔬菜队还会有部分人家会接饭店的泔水养猪)，猪听到了我的脚步，发出了几声慵懒的幸福的哼哼声，然后又香甜沉沉地睡去。那时，我多么羡幕这些猪兄弟啊，猪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个圈，还有一个可以睡安生觉的地方，可我却要在这个城市里东躲西藏，真是连一头猪都不如啊。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一觉醒来地打开出租屋的门，房东老太太就迫不急待地向我们播报昨晚有关查暂住证的最新消息：昨晚查到蔬菜几队了，己经查了一半了，今天快要到我们这里了……听着这些消息，感觉就像昨晚在不远处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魂的战斗，而现在，战火已经快要烧到我们这里了。
当然我们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我六点多钟下班回去，正在出租屋里喝山芋稀饭，查暂住证的人像是神兵神将一样从天而将，把我堵在屋里，任凭我说什么都没有用，最后只得忍痛交了六十元钱办了一张暂住证。
我们院子里有一位在城里拖三轮车的兄弟，他听到动静后，跑到房东家简易的厕所里蜇伏了半个多小时，等他探头探脑冒出来时，浑身都是臭味，在众人的强烈要求下，他当即忍痛扔掉了他那件不知是谁送给他的旧迷彩服。
还有一位打工的小兄弟为那六十元钱奋不顾身翻墙头逃跑，结果被那些如狼似虎的联防队员捉住，一阵猛抽。同命相怜，看着和自己一样的农民工兄弟因为这样的原因被打，我的心在痛，仿佛被打的就是我自已。
那时，在我们下班经常路过的地方有一家小百货店，老板娘是一个戴着酒瓶底一样眼镜的中年女人。我们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说，她的男人就在附近派出所的联防队里上班。因此，我们平时都讨好般地跑到她的店里买东西，想问查暂住证的事但又不好经常问，有时装作只是随意地问上一两句。还好，那个老板娘人挺不错的，她同情我们的遭遇，经常主动地向我们透露一些有关查暂住证的动态，让我们逃过了一次又一次。
三
前不久，和我相处三十年的同事谢玉芬退休，特地来找我，和我讲了一段她心心念念的一段往事：
1994年初秋，我刚初中毕业的姨兄弟怀揣着几元钱从洪泽农村来到淮阴城里玩。我的姨兄弟命苦，幼年丧父，母亲身体不好，家里日子过得清汤寡水的，因此他喜欢到姊妹多很热闹的我家玩，我们姊妹几个都把他当成亲弟弟看待。
我在淮阴打工，也就成了姨兄弟在城里唯一可以投靠的人。姨兄弟白天在街上闲逛，傍晚时摸到了我们厂。那时没有手机可以相互联络，我也不知道他要来，晚上下班走到大门口，一眼就看到了他拘谨地站在那里冲着我笑。
晚上，我在新民路上小沈烤鸭摊上买了半只烤鸭，然后又用电饭煲下了榨菜面给姨兄弟吃，害怕他吃不饱，我又打了个鸡蛋。吃过饭后，我心里就犯难了，晚上七八点钟，和我一起租房住的同宿舍的几位姐妹都要洗洗睡觉了，他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把他带出来，在路上漫无目的地闲逛。
听到这里，现在的人也许会说，这不简单吗，让他去住宾馆呗！殊不知，在三十年前，对于我们这些刚进城的打工人来说，头脑里根本就没有宾馆这个概念，也不会因为睡个觉而舍得花那么多钱。
姨兄弟很懂事，见我为难，就安慰我说，姐，你不要烦神，我马上就到动物园门口的露天椅子上过一宿。眼一闭，天一会儿也就亮了。
望着稚气未脱的姨兄弟，我于心何忍！当时已经是秋天，晚上外面有露水，在露天地睡会受凉的。再说那时候治安也不好，街头巷尾有许多坏人，姨兄弟一个农村小孩在街头很可能会吃亏，学坏也有可能。
我走在马路上，平时熟悉的街景变得陌生，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一片砖一块瓦属于我，在这个城市里我找不到一个立锥之地让姨兄弟遮风避雨，我有一种流落街头的漂泊感。
就在这时，刚好碰到你了，那天晚上也就算巧了，你看到我们说，哟，这么晚了干嘛的啊？看到你问我，我愁眉苦笑说，我家姨兄弟来玩的咧，没有地方住，我带他出来转的。说完我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哦，没有地方住啊，没有地方住在街上转也不能算事啊。”你停下来，顿了顿说，“这样吧，那就让他到我那边去住吧。”
一听你说这话，我就像有了救星，惊喜得都不敢相信是真的，我追问道，王师傅，那你怎弄啊！？你说，我不碍事的，我到哪块都能住，我有熟人，我能找到地方住。
然后你就把我们带到油箱厂旁边你租住的巴掌大的小房子里，你那时候床也不大，是我们厂发的小铁床，很窄，只有一米左右宽，床板是用打包带绷起来的，只能一个人睡。你还告诉我姨兄弟，哪里有水可以洗洗，可以喝一点水。就这样你把那宿舍留给我姨兄弟住了一晚上，而你不知道到哪里将就了一宿。那天要不是碰到你，我姨兄弟就要露宿街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