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今天，他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知识分子的阵营也发生了一些分化。

一种是始终抱持东方文化和道德精神的传统智识分子，一种是被西方科学精神洗礼后理性原则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悠久历史绵延不断，是这个地球上绝无仅有的文化奇迹。它兴衰了二千多年，似乎在每一个物质文明发展的阶段都可以找到生存与繁荣的空间。这个文明的立身之本，值得我们自己，这个文明的受益者、守护着和传承者认真思考，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在哪里，找到并强化它。

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重视道德修养，精神层面的陶冶，以情操为立身之本，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同阶段，实现个人理想和政治抱负。

他们追求境界、格局、胸怀，以宏大的视角，以天下为己任，却又因为长期浸泡在书堆中养成的思维模式，形成了书生意气、眼高手低的做事风格。

但是，治理国家的能力是一项系统性的综合能力，既需要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又需要明察秋毫、躬身入局。

一位掌权者如果只有书生之意气，无执剑之勇气，在遇到阻力是，就会束手无策，受制于人，进而遭遇大概率的失败。

往往到此境地之后，他们会转而远离朝堂，寄情田野山水，抒发不得志之叹，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投入更多的努力而取得突破与成就。

孰不知，这些人文的成果几乎全部来自于当初现实纷争中的思想升华。

对于这些传统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俗世凡尘，也品尝过权力富贵的滋味，最终是给了自己的精神需求予以满足，这也是他们最为重视的终极愿望。

正是这种在精神层面的追求的所得，他们具备了超越现实苦难的力量和智慧，成为活在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智识分子。

政治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人生中的一段经历，一个过程，就像求学一样的一次实践过程，不是终点。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知识分子成不了政治家，因为政治家不会超脱，或者说不会逃避现实的。

另外一类知识分子，是在近代科学精神影响下，在文学和艺术等人文领域之外的技术领域的佼佼者。

他们在物理、化学、输血、生物等不同科学领域探索未知，寻求规律，找到人类在地球上生存并成为万物主宰的武器。

如果说，政治家、国家的治理者、权力的拥有者是执剑人，他们这一类人就是那把剑。

他们冷静、理智，他们很少情绪化，却又拥有适度的家国情怀。

这些情怀就像机器运转的润滑剂，在他们遭遇困难和磨难的时候，得以依靠、借力和供能。

他们很少主动放弃，一般也不会逃避到田野山林，他们会默默地做手中的事，遇到当路虎时，该卧倒的就卧倒，该认输的就认输。然后老老实实的，再重头开始，直到攻下难题。

这不仅是一种执着的战斗精神，也是也是一种务实的生活态度。

他们在专业领域上埋首苦熬，这份动力不仅是对于结果的向往和期待，他们甚至享受这其中的煎熬与失败。

爱迪生实验了成千上万次，也发明了上万种以上的科技专利，居里夫妇冒着生命风险和可知的核辐射，从无以计数的物质中提取出微量的一点点镭。

人们往往看到了胜利的某个高光时刻，有意无意的淡化这一时刻之前，那些枯燥漫长孤寂的黑暗与摸索。

正所谓此消彼长，他们的优势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他们的局限。

因为他们过于专注，过于在某个领域的深耕，而忽略了领域之外的许多信息或者风景。

思维的专注同时也带来了注意广度的收窄，探索方向的愈加深入也造就了某种偏执。

所以，许多科学领域有建树的人，都表现的固执刻板。

只有极有建树的极少数人如皇冠上的明珠，他们取得突破的某个时刻，或者是一个泡澡，或者是一首小提琴的音乐，甚至或者是一个苹果，一个跟头，灵感不期而至，思维洞开，难题迎刃而解。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这两类知识分子一文一武，成为国家治理、民族延续的左右手，在他们中间，成功地跨越了自身思维和行为局限的超越者们成为了掌舵着，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