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华承上启下五千年，较为清晰的历史始于春秋，春秋前之夏商西周，乃至更远的三皇五帝传说之时，亦只能靠考古发掘重现天日了。中华之史，别于西方最显眼之处在于悠悠几千年帝制。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具有外儒内法、家天下、王朝更替的鲜明特征。
家天下，传说中起于大禹之子，即夏朝。远古时期的汉族，是在不断部落之间对内外的战争中形成的，此时的夏朝，与后世之大帝国相去甚远，完全是不同形式的组织方式。五帝时期是部落联盟的轮流当政，夏商周天子之位以家族传承，但其实际统治范围也仅限于其本国内。西周之始，分封天下，这也是原始部落传统的传承。春秋战国漫长的五百年历史，在一点一滴的变化中，孕育出了秦帝国。秦帝国首先建立了封建集权帝国，在于其首先确立了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商鞅变法打击贵族、建立二十等爵等系列制度巩固了皇权，激活了阶层间的流动渠道，让秦帝国能够纵横天下，吞并六国。但家天下存在一个问题，即皇帝如何统治如此广大的土地、众多的臣民，庞大的官僚制度应运而生。官僚制度是在贵族制度衰败后兴起的，又通过系列变化产生了新的贵族。
外儒内法。外儒的需求在于思想统治，与西方不同，中华历史上不存在对政权干涉较深的宗教，帝王在儒家那里找到了统治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君权神授。外法则是帝王之术的应用，在于如何御人以保万世江山。和何曾见过江山万世？
王朝更替，与西方也是大相径庭。西方历史上国王大多都有血缘关系，国王被处死也仅仅三位倒霉蛋。中华王权之更替，必经乱世。乱世之中儒教之法不行，强者居之，杀戮不断，灾祸连连。东晋更是孕育出了皇权衰弱的门阀政治。
中华历史自秦之始，始终围绕皇帝而转，这套制度运行之稳定，若非西方外来带来的巨变，清三百年寿命之后必然又是另外一个大帝国，讨论的无非还是帝王将相之事。进入现代是痛苦的，鸦片战争后的百年风云，也算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弊病的一种纠偏。
世家大族与门阀。世家大族与门阀，只是在以皇权为核心的背景下演变出来的利益阶层分化格局。西汉之初受益阶层是军功贵族，陪皇上打天下的人。皇权治理天下，需要庞大的官僚队伍，官僚队伍中便产生了新的特权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