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现代人，都可以说是他人的新发现、新知识的受惠者。很多时候，激活知识的，是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而不是明确的实用目的。最早的飞行家就是想飞上天去看一看，没想到要开拓航空产业。这个好奇驱动的过程，往往是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话题开始不断深入。

我们就来从一个闲聊八卦的小问题开始。你可能听过这么个说法：东北人占据了演艺圈和网络直播的半壁江山。是不是这样呢？大象公会调用了三十多年来春晚、选秀、直播平台和全国人口数据，得出了一个统计结果。东北籍演员和主播的行业占比，确实远远高于东北人口和全国人口的比例。到这儿，这个问题还是属于一本正经地八卦，只能聊天用。

但在分析成因的时候，大象公会开始抛出新概念了。先说这些成因：东北籍演员的表演和综艺天赋，与音乐基础教育水平、普通话普及、乡土文化等等都有关。其中有一条是广为人知的：东北天气寒冷，农村农闲时间长。过去的农民不得不进行长期无事可干的“猫冬”。我就是东北人，可以给你解释一下，“猫”在东北话里可以当动词用，指在一个地方长期待着或藏着。这种生活，让他们发展出特别爱“唠嗑”，爱说笑话的技能。

如果你足够好奇，这时候会联想到，那么是不是全世界寒冷地区的农村，人们都是靠“唠嗑”打发时间的？还真不是，瑞士的汝拉山谷也是常年大雪封山，农户们就不串门，而是靠躲在家里做手表来打发时间，于是那里成了传奇的名表产地——说起来，靠制造计时工具来消磨时间，也挺有意思的。

这两种猫冬的区别在哪儿呢？这就要说到那个新概念了：延迟满足。过去的东北农民喜欢在冬天说笑话解闷，可以视为是偏好即时满足。说话幽默，引起听众哄堂大笑，立刻就有满足感。瑞士汝拉山谷的农民确实有极高的延迟满足能力，他们愿意花费很长的工时，来用很长的时间来等待做出一块精致手表的成就感。

延迟满足这个概念是怎么出现的呢？在2006年，美国媒体报道了斯坦福大学的“棉花糖实验”。这个实验挺有名的，它的跨度长达四十年。最开始，心理学家找来许多孩子，给他们两个选项：可以立即吃一个棉花糖，或者等20分钟，获得两个棉花糖。在其后的长期跟踪里，研究者发现，那些当初能忍耐等到两个棉花糖的孩子，从考大学的成绩、事业发展、社交能力，乃至身材，都明显优于当初那些不能等的孩子。通过核磁共振扫描大脑，科学家发现，延迟满足能力强的人，前额叶皮层更活跃，这个区域是负责克制冲动的。而那些延迟满足能力差的人，则是中脑区更活跃，这个区域是大脑深处的原始地带，和本能欲望有关。于是得出一个结论：延迟满足这种有利于成为人生赢家的能力，是先天基因决定的。

到这里，好奇心已经把我们带到一个新视角上来了。但这个视角，和我们刚才说的东北和瑞士的“猫冬”区别有矛盾。两个人群的不同选择，能用针对个体的大脑差异来解释吗？

于是，大象公会又补充进来一个社会学理论：克制和忍耐是违反人自然天性的特质，但在长期平稳发展，注重保护和积累财富的社会，通过竞争压力的筛选，人天性中的好斗、冲动会被逐渐抑制，形成自我规训的文化。比如英国在13世纪以后，很少遭到外来入侵，就逐渐发展出这种生活态度，全社会都有善于克制、抑制冲动的典型气质。过去的东北农民是闯关东的新移民，还没有形成长期固定的地域文化。

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科学家发现，基因确实不能完全解释棉花糖实验。最直观的一个理由是，假如参加实验的孩子来自没有建立承诺和信任反馈的家庭，就会更倾向即时满足。因为他不知道20分钟以后，那个承诺还能不能兑现。也就是说，人的自控能力是可以通过改善环境和科学方法来提升的，人是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

你看，我们从一个闲聊的小问题，最后得到了关于社会发展和能力养成的新认知。它的动力，就是不满足于停留在原来的答案上，在好奇心的驱使上，不断推导出新的问题，解锁新的认知领域。提出一个好问题，不止是为了获得确定答案，它可以把我们带到很远的地方。好奇对思维和探索的驱动作用，就是这么直接。

有一句常说的话，叫“熟知未必就是真知”。因为觉得太熟悉了，反倒会生出探索的惰性。这对我们认识自己，认识身边世界，形成了一种无形障碍。说它是舒适区可能不确切，它更像一个盲区。你以为你知道，其实一无所知，或者全是错的。我可以举一个轻松的例子：百元人民币你肯定是又熟悉又喜爱啦，那我请你说说，它的背面图案是什么？你是不是开始摸钱包了？我还可以再举个沉重点儿的例子：父母是你最熟悉最亲近的人，那你们知道彼此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吗？破除这个盲区的有效方法，就是从“不疑处生疑”，用新鲜的视角重新看熟视无睹的现象，多问几个“为什么”。

比如说，地域辽阔又崇山峻岭的四川，方言为什么这么统一？甚至可以辐射周边省份，形成巨大的“西南官话区”？这可不是自然现象，在东南地区，方言的区别可不只是“百里不同俗”，同一个县里的人，也可能完全听不懂彼此的话。对这个问题，很多说了一辈子四川话的四川人，也不见得能说出所以然来。

其实这是一个历史原因。明代以前的四川话，和今天的四川话完全不同。在南宋到元末这段时期，因为战乱、瘟疫，四川人口锐减。明代初年，大量外省移民开始涌入四川。现在四川、重庆这一亿多人，绝大部分的四川家族史要从那时候算起。明代形成的新的四川话，才是今天的四川话。它不是当时某种方言的简单移植，而是各地移民的共通语。经过语言学家分析，它更加接近明代南京江淮一代的方言。这种新四川话，又随着后来的人口大迁徙，扩张到了西南广大地区。

你看，就连我们提问题用的语言，都能发现新问题。还有什么不是可以重新审视的呢？

用好奇心观察世界，没有明确的功利目的。但它锻炼出来的发现能力，绝对会给你非常现实的帮助。你从新问题里看到的新趋势，可以拓展潜在的机遇；你分析出来的新矛盾，可以提供预案，或者在可控的情况下提前化解危机。

我们先来说机会。好多人说“餐饮业越来越难做，越来越不赚钱”，是不是真的？起码不完全是。对比数据就会发现，营业额和利润下滑严重的，是那种操办大型宴会、正式宴请的全能型大酒楼。而整个餐饮业，其实是充满了机会，市场变得更大了。按一般经济学规律来说，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提升以后，饮食在日常消费中的比重——也就是恩格尔系数——会显著下降。但那是西方发达国家，香港和大陆都不是这样。近10年来，虽然我们的收入大幅提升，但恩格尔系数却几乎不变。也就是说，我们花在吃饭上的钱，和收入几乎同比例放大。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餐饮习惯，让我们习惯在餐桌上完成打发时间、聚会社交以及谈正经事儿的日常活动。

那未来餐饮业的机会在哪个方向？是那些菜式更少、菜单更薄的餐馆和快餐店。最明显的，就是国内连锁快餐品牌和大量标准化、中央厨房配送的餐厅在崛起。其实，代表传统的大酒楼，也不过只有三十几年的历史。而在未来的十几年里，中餐完全可能和今天的局面大不一样。那就要看谁善于发现在未来，最核心的那些好问题是什么了。比如，为什么火锅店和卖麻辣鸭脖、鸭锁骨的鸭货店近年来特别火？就是因为火锅技术简单，绕过了传统厨师培训的低效问题，而鸭货店率先实现了标准化。

下面，再来说说通过可以好奇发现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中国城市里有这么多的电动自行车？它是在日本发明的，但在欧美、日本的街道上，却很少看到。它在国内的兴起，和20世纪80年代各大城市的“禁摩令”有关。当时的禁令是有原因的：摩托车造成的非法运营、交通事故、市容和治安问题，都让人觉得它非禁不可。但“禁摩”之后出现的电动自行车，反而让城市管理者更头疼。它虽然叫自行车，改装后跑得却比汽车还快，又没有准入门槛和登记制度，许多驾驶者随意违反交规，事故率极高。而时至今日，全国已经有超过2亿辆的电动自行车了。

那怎么办呢？作者给出的建议是，一方面发展 BRT 快速公交这种造价低廉的城市公交；一方面参考台湾地区的经验，恢复摩托车驾照。相比之下，摩托车比电动自行车更易于监管，也更安全。当然，这个建议还属于“一个观点，不一定对”，但它起码在观察问题，尝试分析和解决它。

第二部分

该怎么使用科学工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也正是我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里要为你介绍的内容。

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工具？全美国高校的通用社会学教材《社会研究方法》的作者，著名社学会家艾尔·巴比说：“科学，就是在寻求解答过程中所发展出的一种答案。”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一般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科学研究一般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层面：理论、资料收集、资料分析。科学理论处理的是科学的逻辑层面；资料收集处理的是观察的层面；资料分析则是比较逻辑预期和实际观察，寻找可能的模式，简单地说，就是观察和逻辑。

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结论，才是有价值的观点——即使是这样，你还要明白，它只有在事先设下的标准范围里，才是有效的。

你得出的这个观点，必须有逻辑和实证两方面的支持，必须言之成理，必须符合人们对世界的观察——即使是这样，你还要明白，它不一定对。

这本《一个观点，不一定对》所做的，就是通过分析很多有趣话题，来为我们示范：你在好奇新的驱使下，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之后，该怎么运用理性意识来描述和分析它，得出有价值的结论？这套方法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我们先来说如何正确描述和分析问题。描述现象是分析的基础，是对定义明确的事物进行准确描述。但很多人是从一步就“跑偏”了的。这就像做数学应用题：“小明一小时走5公里，小红一小时走4公里……”，有的人还没审完题找出题干，就开始指责“凭什么小红的速度就慢”了。

我的意思是说，不要让你的个人感情和价值判断，影响客观的描述和分析，那不是科学的态度。这本书涉及的案例，大部分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艾尔·巴比还说过：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呈现一个社会现象的本身和成因。也就是说，是研究事情“是什么”和“怎么办”的。至于它到底“应该怎么样”，那需要先有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好坏的标准。但是，在现实中，获得这种共识，是很困难的。也就是说，研究社会科学，需要排除掉有倾向的价值判断。

最容易引起个人和群体肝火的问题，就是地域之争了吧？比如，有的地方口味清淡，有的地方口味重，喜欢吃辣吃咸。网上有这么一种解释：重口味重就是穷人口味；口味清淡的地方，都是富裕地区……我就不接着引用了，反正是越说越不友好的。这类说法对不对呢？正好本书有专门文章，我们就来看看大象公会是怎么分析的。

首先，就是要客观描述和总结现象。重口的辣，因为刺激强烈，比较好概括。从传播学角度来说，鲜明单一的特征，更能引起人的注意，变得容易被贴标签、被归类。四川、贵州、湖南等地的口味，是不是就只有是辣和重口？并不是。川菜、湘菜在形成之初都是口味清淡的。在传统川菜里，只有重庆地区流行的下河菜才是辣的，成都菜和盐帮菜都不是以辣为主。

然后，我们再来看，口味轻重和贫富有没有绝对联系？结论是也没有。比如吃羊肉吧，过去的蒙古地区并不发达，羊肉的烹饪方法是水煮，讲究新鲜和原味。反倒是富裕发达地区，喜欢用加大量调料烤制的重口味烹调。而且，在西方到达印度的海上路线被打通以后，欧洲贵族中最流行的，是浓郁辛辣的调味，比今天的咖喱要重口得多。这些现象，就都不支持刚才的那个说法。

接下来，就该解释口味问题了。社会学的解释性研究，目的是了解深层次的原因和过程，从中找到一种能扩展到新领域的抽象原则。我们下面来看看，这个问题可以怎样扩展。

先来看口味具体是怎么形成的。首先，因为过去保存食物手段有限，确实是越难以保证食材新鲜的地区，越偏好腌制、熏制和发酵食物，也就是辛辣刺激口味。这样的地区，确实大多属于贫困地区。

但这不是影响口味的唯一条件。比如说人们对身份和格调的认知和追求就很重要。前面说的古代欧洲贵族喜欢吃辣，就是因为当时的印度香料属于奢侈品，吃辣才是身份的象征，格调的标准。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稀有重口味材料从地球的什么角落里蹦出来了。于是，西餐和日本的高端餐饮，开始回归极简主义烹饪或视觉风格，推崇讲究服务的小份餐食，比如分子料理、怀石料理。说到日本料理，为什么从贫穷时期就一直口味清淡的日本人，如今会喜欢吃咖喱呢？也是因为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全方位地模仿西方，受到了英国人的影响，觉得咖喱是西方富人的品位。

另外，你有没有听说过“川菜占领了全国”的说法？这个描述，其实也不准确。兰州拉面、沙县小吃、安徽小笼包同样遍布各地城市，原因也和前面说得一样，辣的刺激性强，比较容易被注意到。其实，对这个现象的客观总结应该是：大众的饮食和口味，总是从劳务输出地区向劳务输入地区流行；而劳务输入地区的饮食，相对不容易在劳务输出地区大面积流行。把分析的范围扩大会发现，这是全世界范围的规律。在美国，墨西哥菜、中餐流行；德国人越来越爱吃土耳其烤肉；法国流行阿拉伯餐饮……

这种饮食口味影响的范畴，主要是中低端餐饮业，强度取决于输出人口的比例。输出劳动力最容易找到的工作是饮食业等服务业。既然做餐饮，当然首选最做家乡菜。尤其像福建沙县和青海化隆，地方政府还以小额贷款、技术培训的形式推动劳动力和地方小吃输出。相对而言，发达地区的当地人，很少有愿意跑到外地开餐馆的，开到外地的粤菜、淮扬菜，也都是中高端定位。

经过上面这样客观完备的观察和分析，“重口味是不是等于贫穷”的争论，应该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其实，争论这个本来就没什么意义。中餐的整体评价标准和西餐并不同步。在中国，口味和收入，没有显著的关联，月薪几千到几万的人，吃的东西和口味基本上差不多。另外，也没必要为这类话题着急上火，联系到个人感情。社会科学所研究的，是集体的行为模式，而不是个体。社会规律所反映的，是许多个人聚合的行为和状况。

运用科学工具来分析问题，还有一些常犯的失误，比如有的研究说，四川人爱吃辣是因为晒不到太阳。这个总结叫“过度概化”，就是把类似事件当作普遍模式，在有限观察的基础上，做出了过度的概括。它的反证很简单：放到世界范围看，墨西哥、印度都是既日照充足又流行辛辣口味的地方。类似的错误，还有不确定或选择性的观察、缺乏逻辑的推理等等。

最后，咱们再来看看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说解决问题，其实不太严谨，应该说是做出“怎么办”的选择。或者说，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理性选择。我们前面说的属于认识论范畴，是知识的科学。而“怎么办”属于寻找科学解答的方法论，方法论是认识论的一支。

所有人都想有预知未来的超能力，不过，很多科幻电影告诉我们，似乎最好是不要有这个能力，否则，几个选择困难症或者完美主义者，就会搞死地球。科学的方法论，说得乐观一点儿，是用因果和概率的推理来进行预测；说得保守一点儿，就是尽我们理性认识的可能，回避我们最不想要的结果。这也是最现实、最积极的一种“尽人事，听天命”。

在我们的生活中，最艰难也最重大的选择，其实还不是关于我们自己的，而是关于孩子学习的，是不是？那我最后就选两个这方面的案例来给你讲讲。

比如说，到底该不该让孩子学奥数呢？大象公会研究了“中国人到底数学好不好”这个问题以后，为你提供了一些客观信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所需要的是熟练和技巧，不依靠天赋。所以，在奥数班接受大量集中培训，可以提升竞赛成绩。但是，搞数学研究，依靠的是对数学问题的理解能力，与奥数那种技巧性算术无关。美国的数学教育采取分类的方式：对普通中学生的数学计算能力要求不高；有天赋的学生，可以在中学完成大学的先修课程，先修课程倾向于培养对数学本质的理解。在过去的一百年，苏联和俄罗斯一直是数学研究的顶尖国家。他们的中小学生数学夏令营，也不看竞赛分数，而是依据兴趣报名。讲课的是大师级的数学家，而不是专注训练算术技巧的培训老师。这种教学的目的，是发现有天赋的学生，让他们尽早了解真正意义上的数学。

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因为我也不确定你送孩子学奥数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让孩子喜欢数学、真正学好数学，从而锻炼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那这些分析已经告诉你了，看起来，奥数班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是单纯为了加分，那就另当别论了，你可以设定量化标准，换一套分析模型，算算到底值得不值得。

我再说一个答案比较明显的问题：该不该学好英语？有人觉得，英语好像在逐渐退出高考，用不着再下那么大的力气学了。

语言最重要的影响力来自权力。在历史上的表现，就是学习征服者的语言，这也决定了社会上层的语言流行趋势。如果一种语言在文化上有深厚基础和优势，或者被塑造为宗教语言，它也会变得强势。科学、文学方面的学者，更在乎语言的规范性和准确性。比如，拉丁语脱离了口语，非常稳定，词义不会轻易发生变化，所以经常被作为学术语言。汉语的文言文也有这种特点，所以能深刻持久地影响东亚周边国家的文化。

按照这个语言学的规律，英语符合上面这些特征，事实上，它也是当今世界使用国家最多的官方语言。我们今天的汉语和口语，在潜移默化间，已经大量嵌入了英语单词、外来语和表述方式了。“你把 wifi 密码告诉我一下”，我们是不是老这么说？还有像日常口语所说的“这是不对的”，其实也不是标准的汉语表述，标准汉语会直接说“这不对”。这可不是小细节，这样使用“是”字，是标准的西方思维方式。这说明，英语的影响，不是你想摆脱就能摆脱的。

如果说奥数班的目的是单纯的加分和应考。那么，中国家长在子女英语教育上的重视程度和投入比例，就早已超过普通考试的需求了。这个选择对不对呢？从语言和文化的客观规则来看，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它是相当理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