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負)

    被称做教室的其实就是村子里一处破旧的官房庙。官房庙里没有供奉香烟缭绕的神龛佛像，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压着炉灰渣子顶的平房，在庄子的最高处。房子前面有一个三十几平米的平台，高高得矗出地面。东拐角处长着一棵槐树。三间大的房子，一盘炕占了将近半个屋子。炕沿下安着一口大铁锅，做饭用。铁锅旁的窄沿子上摆着碗筷瓢盆。余下西边的空隙，靠墙竖着一张支着两条腿用草木灰刷出来小黑板，同样铺着炉灰渣子的地上摆放着四张用杨木做得长条子桌和长条子凳。长条子桌和长条子凳上坐着8个连我在内学生，大多穿着开裆裤。此刻，作为教师的母亲神采奕奕地站在小黑板的前面，正津津有味地教她的学生《三字经》。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根竹木教鞭点得黑板笃笃响。教室里旋即回响起8个孩子稚嫩的童音：“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第二节上算术课,母亲的竹木教鞭又点着了那些神奇的数字“1,2,3,4.······”“爸给了你一颗枣，妈给了你一颗枣，你一共有几颗枣？”“两颗。”几张小嘴同时稚声稚气地喊了出来。随即，母亲便在小黑板上写下了“1＋1＝2”的字样。但母亲瞬间又提出一个问题：“你手里的两颗枣一不小心被小猫叼走一颗，手里还有几颗？”“1颗。”母亲便笑了。说，这就叫减法：“2—1＝1”。

    竹木教鞭在母亲手里魔幻般地挥舞着。这节课画笔顺，教鞭在空中画一划，孩子们右手伸出来的食指也跟着画一划。点，横，竖，撇，捺，弯钩，斜弯钩，竖折弯钩·······就勾画出了东方世界特有的一种方块字的造型,到变成白胡子老头老掉牙的老妪时都不会忘掉。那节课教唱歌，伴随着教鞭挥舞出来的节拍，母亲唱一句，孩子们也跟着唱一句：牛儿还在山坡吃草（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唱完，母亲便开始给孩子们讲王二小的故事。如何如何假装给敌人带路，如何如何把敌人引入了一个偏僻的山沟……当讲到伤心动人处，母亲眼里闪出了泪花，下面十六只小眼窝也闪出了泪花，教室里便迂回着一阵轻轻的啜泣声。上地理课时，母亲手里的教鞭就绕着画在黑板上的中国地图，指点给孩子们那是北京，那是台湾，那是咱们的家乡。教鞭在空中画一个金鸡的轮廓，母亲说这就是咱们的中国；教鞭在空中画一个叶子的形状，母亲说这就是咱们的宝岛台湾；教鞭在空中画了一个梨子的模样，母亲就告诉孩子们说这就是咱们的家乡。

    竹木教鞭大约只有二尺左右，比筷子稍稍粗一点。青青的，涩涩的，经年累月在母亲手里握着。大概是年长日久的缘故，后来它便慢慢泛黄，涩涩的表皮也渐渐变得光滑柔绵。尽管如此，表皮被磨损了，退化了，但骨节还明显地裸露着。就是这样一根普普通通的竹竿，在母亲手里一攥就是四十年。若干年后，当老眼昏花，双腿蹒跚的母亲退休回家后，便用一块红绸子小心翼翼郑重地里三层外三层把它包起来，虔诚地放到了一个有金属表皮的箱子里。并且加了一把锁，钥匙牢牢拴到她的裤扣里。孙子们都觉得好笑，问奶奶你那是什么宝贝？不就是一根棍子吗？母亲莞尔一笑，说那是一根金棍子，用它一点，你想要什么有什么。孙子们就说奶奶你在给我们编瞎话。

    我从小就跟着母亲就读。母亲到那个庄子里教书，我就到那个庄子里就读。在教室里当学生，叫“老师”；放学后当女儿，叫“妈”。有时呢，就混了，不由己地免不了在教室里叫开了“妈”，免不了放学后也叫开了“老师”。所以时间久了，我就觉得“妈”也是“老师”，“老师”也是“妈。”

  记得母亲站在“讲台上”举着竹木教鞭教我们的姿势很美。那时候母亲还很年轻。一束刘海飘拂在她的额前，齐耳的短发黑墨般围着她的脖颈，就愈发衬托出母亲脖颈的白。母亲鹅蛋形瘦削的脸上，细细的眉毛下有一双睿智聪颖的大眼睛。记得那时母亲经常穿一件海蓝衬衫，一条灯芯绒裤，十几天都不允许衣物上有一个污点。母亲的洁癖首先感染到我身上——每天晚上母亲都要求我洗脸洗手洗脚，否则不让我钻她的被窝。母亲的洁癖跟着感染到他的学生身上——二虎和五牛经常不洗脸，每天手脸总是脏兮兮的，像个小黑人。一来学校，母亲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二虎五牛洗脸了没有。母亲的灶台旁，总是放着一盆热气腾腾的水。如果俩人没洗，母亲便亲自动手给他们洗，泡着一块热毛巾，轻轻地轻轻地把肥皂擦到毛巾上，然后再轻轻地轻轻地给他们擦脸。日子久了，首先是家长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总不能每天叫张老师给孩子们洗脸吧！学生呢，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就觉得脏兮兮的脸不能见张老师。

    母亲在学生身上一般不生气，一张青春洋溢的脸总是那么和悦，一双大眼睛总是笑眯眯的。假若到了母亲逼得实在没办法生气的时候，那就是我们闯祸了。譬如说，谁谁谁因为掏鸟蛋把人家屋檐上的瓦踩坏了，谁谁谁因为偷摘人家树上的桃子把鲜嫩的树枝折断了，谁谁谁偷了同桌的铅笔还不承认等等。那时候，她便会坐在一条凳子上，把犯错的同学叫来，叫他张开两手，粉嫩的腮帮子抖动着，厉声问：你踩坏了人家屋檐上的瓦没有?你为什么要偷摘人家树上的桃子？拿别人东西这种行为好不好？被批评者态度好一点还罢，若要态度蛮横，不承认错误，她便会高高举起手中的竹木教鞭——初时，张开两手的小伙伴心里还惴惴着，低着头不敢看母亲。然而等到她手里的教鞭轻轻地轻轻地落到他的手心时，那种惴惴感瞬间便烟消云散了。

    有一回母亲怕是真的生了气，差点把教鞭敲折了。那天，她到学区开会（学区的校长管着十几所小学），留下我们自学。学区的村离母亲所在学校的村还有十几里，得翻一座山爬两道坡。那阵临近期考了，大概母亲是想让我们多复习复习准备考试，便给我们布置了很多作业。在教室呆得时间长了，我们的手脚便有点不规矩了，小胳膊小手小脑袋也就十分得不安生起来。正是春末夏初的好季节，黄土地上生发出来的鲜嫩气息扑面而来，院子里一棵果树的枝条不知什么时候穿透教室的窗户偷偷伸进教室。那果树的枝条油绿油绿的，像涂着一层油。春天它枝繁叶茂，葳葳蕤蕤，一俟至夏，枝叶间便萌生出毛茸茸的小果来。起先黄豆般儿大，过几天便纽扣般儿大，你不理会它再过几天便乒乓球般儿大了。一个个绿色的球儿藏在浓绿的枝叶间躲着我们。但我们眼尖，任你躲得再严实我们也能把它揪下来。青色的果子攥在手心，把两手染得绿绿的，任你怎么用力洗都洗不掉。再等一些日子，那青色的果子便慢慢有了颜色，青里透红，青里透黄，红黄相间，鲜艳极了。颜值呢，极像一个十六七岁小姑娘的脸。但这果子中看不中吃，吃一嘴，涩涩的，酸酸的，丝毫没有甜津津的味儿。尽管如此，树上的果实往往总是没等到成熟便会遭到我们的扫荡。现在，它浓绿的叶子从窗棂伸进来了，像抚摸着我们的脸。太阳的光透过果树叶子的间隙撒漏在地，天上的鸟儿也在朝教室啾啾鸣叫，叫声欢快还有几分挑逗。象飞机似的蜻蜓飞来飞去，有时就撞到教室的窗玻璃上，发出嗡嗡的声响。大自然的一切诱惑着我们，这样子呢，我们的屁股便越发坐不稳了，象坐着一团针棘。扎痒，难受。心痒痒着，而后便不由自主地忸怩，张望，摇摆。第一个坐不住的自然是二虎。在我们孩子群中，二虎是大家公认的“头”。因为他不仅长得高大虎威，而且鬼点子多。大概二虎是想对老师这种禁锢我们的做法提出抗议，以之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便独出心裁演绎了一场有点荒唐的闹剧。他把一只麻雀放到讲桌的抽屉里（天知道他什么时候捉到的），然后声色俱厉地告诫大家，谁都不许说！谁说谁是叛徒。并且单另指着我问：你告不告你妈？你当不当叛徒？前天夜晚，我们刚刚看过一场信封上插着鸡毛的电影，看了以后最恨叛徒。谁愿当叛徒？我挺了挺胸说，不当！

    当母亲风尘仆仆开会回来，走上讲台，拉开抽屉拿粉笔时，那只麻雀呼地一下子从抽屉里飞出来，先是飞到屋顶的过梁上，瞪着惊恐的眼睛看我们。然后在我们的呼叫声中，惊慌失措地开始绕着屋顶转开了圈子。横冲直闯的小东西把房梁上的土荡下来，灰尘瞬间布满了整个教室。母亲一下子发愣了，突发事件让她毫无准备。课是不能上了，唯有先把那个小东西送出去。那小生灵在教室里东奔西闖，寻找飞往大自然的出口，但一时又找不着。找不着便愈加勇猛地胡闖。蹦蹦蹦得有时差点跌下来。还是二虎假眉三道站起来，捅破了一叶窗纸，那小生灵才得以逃生。一出闹剧足足上演了半个钟头。房顶抛落的土粒洒落在母亲身上，洒落在我们的身上。教师学生的头发，眉毛，鼻子，衣领全是土，全变成了土脸。突如其来的闹剧，把母亲气晕了。两腮瞬间剧烈颤动，脸变得煞白。教室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谁都不敢大声出气。我们不敢抬头看她，我们都惶憟地低下头，等待母亲的拷问，处罚。果然，母亲气愤愤站上讲台，用锥子般的眼光向下逡巡着，用竹木教鞭在黑板上疾速地拍打：谁干的？谁干的？这是谁干的？竹木教鞭冰雹般落在黑板上，啪啪啪差点被折断。从雨点般的笃笃声里，我们分明感觉到了母亲的愤怒；从连珠炮般的逼问声中，我们分明听到了母亲内心掀起的狂涛。但海浪仅仅掀起一两分钟，象谁向大海抛进了一枚定海神针般瞬间便风平浪静了，黑板上的冰雹叩击声也出奇般地敛声屏息。我们发现母亲的脸色渐渐缓过来了。母亲掏出小手绢，拍打拍打身上和头发上的土，然后抹了一把脸，静静地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下课吧。

    有大胆一点的偷偷觑了一眼二虎。

    二虎还装模作样在那儿看书。

    至晚，二虎爹拧着二虎的耳朵来了。愣愣的二虎爹见了老师，“叭”给了儿子一巴掌，“啪”又踢了儿子一脚，边打边骂：好你个小狗日，反了天啦，反了天啦！还不跪下给张老师赔不是？二虎扑通一声跪下只是哭。待二虎爹又要举拳时，母亲便一把把二虎拉到怀里，用身体挡着。笑着对二虎爹说，娃小哩，长大娃就悟开了。

    事后我还不敢向老师的母亲吐露真情，仍然怕当“叛徒””。

    奇怪的是，母亲也没有向我询问事情的原委。

    临睡前，我才偷偷发现母亲眼里有两颗晶莹的长大了我才悟出那也是一种委屈的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