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年艾略特》，这本计划两卷本传记的第一卷中，罗伯特·克劳福德致敬了先前T.S.艾略特（书中亲昵地称他为汤姆，一个他朋友和亲人所熟悉的名字）的众多传记，并申明了他的信念：这本传记“不是提供一个还原性的解释去揭开作家天赋的秘密，而是以精巧叙事的形式着眼于阐明诗人和他的诗歌，同时避免笨拙的叙述。”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愿望。另一方面，传记把我们都变成了伪君子，读者成为了“灵魂上爱打探的女佣”。此外，对一些读者来说，传主的生活，而非其工作，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这个时代的传记狂热，大多情况下完全是非文学的，像是一种替代活动[1]（displacement activity）。人们会好奇，如果传记不复存在，阅读会变成什么样子（就像人们对手机曾设想的那样）。如果我们对作者知之甚少，西尔维娅·普拉斯和菲利普·拉金的诗歌也许看起来就不一样了。不过普拉斯的个人崇拜与拉金的反个人崇拜都已经遮蔽了这样的视角。举个例子，在特德·休斯的《生日信札》里，艺术（必须承认这不是他最好的作品）没有妨碍生活。近些年，简·奥斯汀似乎处于被好莱坞并入出于自己目的一厢情愿改编的她充满想象力的世界的境况边缘。至于莎士比亚这边，资料稀少进展艰难这一事实反而加剧而不是削弱了传记热潮。 一先令的传记可以给你所有事实，正如W.H.奥登所言，不过即使最精准的传记也只能给你这么多了。克劳福德能带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传记吗？

答案是否定的，不过他可以利用先前无法使用的信息资料，得到来自艾略特所在社区的合作。这得益于他研究生时与艾略特的遗孀，已故的瓦莱丽·艾略特取得的良好关系。他充分利用这些新鲜出炉的，关于艾略特一家和他们在圣路易斯、密苏里州和新英格兰生活的资料。这让我们能更加清楚地了解艾略特成长的环境和宗教背景。不断出版的艾略特的通信也助我我们在细节上更加了解诗人作为一个丈夫、一个诗人及一个文学王朝的建立者、一个劳埃德银行[2]雇员的日常生活经历。克劳福德对他的主题不含偏见，没有掩藏不住或逐渐增长的厌恶，也没有把他自己插入叙述的欲望。他所期望的是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享受那些他喜欢到崇拜地步的诗歌。也许他对这个世界太好了。

关于艾略特在圣路易斯的成长，相比于之前那些传记作者所做的，克劳福德可以告诉我们更多。“那个法国名字的城市，充斥着拉格泰姆[3]、种族冲突、古代文明、河船，以及（用艾略特的话）西部荒野的真正起始。”艾略特被这个在密西西比州的宏伟城市深深迷住了，那时它是芝加哥有力的竞争对手。在那里可以听到交响乐团、斯科特·乔普林[4]、“巫毒公主”Mama Lou（因“今夜旧城将有热辣时光（There’ll be a Hot Time in the Old Town Tonight）”出名）。克劳福德总结道：“生活在这些音乐的影响下是圣路易斯城给汤姆的一部分馈赠；它塑造了他诗歌中轻快的旋律。”后来，人们听他唱谋杀歌曲《弗兰基与约翰尼》，并因他的“黑人拉格泰姆”舞蹈在伦敦被崇拜。我们能在投给《炉边》杂志的诗歌和散文中听到他的贡献——这本杂志由一个11岁的小男孩“撰写、编辑、出版”，此时他已经用“T.S.艾略特”署名。同时，当地“初出茅庐抛头露面”，和他一起在雅各布·马勒教授（Jacob Mahler）的舞蹈学院跳舞的富裕家庭的女孩，对他的大耳朵和“他的羞涩留下深刻印象”。圣路易斯快速成型的同时，也充斥着鸦片、贫穷、冷漠、对现代生活的敌视。公寓、咖啡摊和灯光的世界似乎很早就选中了艾略特。和在别处一样，在这里诗人一只脚踏入规范，一只脚踏入泥泞。他把波多莱尔的“人头攒动的城市”看作自己的家乡。

艾略特一生都被病痛折磨。他小时候被查出有双疝，要穿着疝带。对于英国人来讲，这种设备有种无可避免的滑稽和悲惨在里面。也无怪拉金在《未赐分毫》（Send No Money）里用“the trite untransferable / Truss- advertisement, truth（不可改变的陈腐之物/疝带广告，真相）”总结他先发制人式的幻灭宣言。从很早开始，艾略特与这个世界相处时就展现了可理解的活力。这稍微使他与朋友不和，也让他在他自己的家庭内显得突出。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伙伴和恭顺的儿子，但他保留了些东西，一个秘密的自我，同时拥有温柔和严肃。同样，一个萌芽期的文学自我，在圣路易斯一位牙医的房间内可以被瞥见。在这里他阅读埃德加·爱伦·坡的故事，坡的妄想和幽闭恐惧症下的幻想物简直是为艾略特而作。

艾略特家是上层阶级的世族，以前通过制造砖块发了家。他们信仰一神教，文识渊博（艾略特的母亲有诗歌抱负），既倾心于优秀的作品也能意识到他们的阶层地位。他们在兴趣爱好上较为开明，不过，到了艾略特父亲这里情况就颇有不同。他父亲在性道德上是坚决的保守派。老亨利·沃尔·艾略特（哈尔）在1914年评论说：“我希望梅毒的治疗方法从未被发现。”另外，似乎反犹主义或多或少是这个家庭心照不宣的态度。汤姆·艾略特会继续揭示出一种熟悉的认知失调，比如在他在英国与犹太小说家与翻译家西德尼·希夫（Sidney Schiff）及他妻子薇尔莉特（Violet）享受热切的友谊时。我们知晓他们提供了对《枯叟》（Gerontion）细致的评论，却似乎没有回应其中臭名昭著的反犹主义段落。

对圣路易斯的艾略特家族来说，重要的一点是不只有一个地方可去。他们在马萨诸塞州的格罗斯特（Gloucester）消暑，维持一种新英格兰出身的感觉。他们如此高的社会地位维持了相当长时间，所以其要继续住在圣路易斯地区的决定显得有些令人好奇。他们的同辈都抛弃了这个地方，不久此地经济和社会开始迅速衰退。这可能预示着一种对协调划一的抵抗。汤姆·艾略特在很多情况下都展现出了此种态度。例如，他对诗歌传统的拒斥；读本科时好坏不定（在一开始有点懒散和平庸，虽然当他找到兴趣所在时就变得优秀）；他对博士研究的长期抵触，既无力完成对F.H.布莱德利（F. H. Bradley）的研究又无力放弃；体现在他专心为伦敦的劳埃德银行工作，在那里他的专业能力虽然得到认可，却一直无法赚到足够他从家族财政的支持中脱离出去独立的钱；最重要的是，体现在他与薇薇安·海格-伍德1915年步入匆忙而不幸的婚姻。显然这就是艾略特去解决或承认无解的复杂境况的方式。他好像既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大部分时候也没有明确拒绝什么——除了考虑文学，这个他存在的理由时。这反过来证明了另一种精致的匮乏。有关他婚后反复推迟去美国的旅行（显然薇薇安害怕他不会回到英国）的叙述读之令人揪心。就好像不知怎么的，艾略特在这个义务和愧疚编织的网上既是蜘蛛也是苍蝇。

不论是克劳福德还是其他人似乎都无法解释艾略特决定结婚的原因——这不关任何人的事。婚姻可能提供了一种方式来转移他对艾米莉·黑尔，他年轻时的美国朋友持久的迷恋——在她拒绝他后。不过这也像是一种为两人殉难的准备。在暗淡的例行程式中，“在烦恼不安和忧虑焦急中/滚滚生命之河悄然流逝[5]（又是奥登）”，在棋盘上消磨的整夜，“等待着敲门声[6]”打破了依赖的魔咒。

如吉尔斯卡通里的维拉婶婶（Auntie Vera）一样，有些人是和他们的疾病结婚：艾略特和薇薇安彼此也是如此。头痛、神经痛、神经衰弱、失眠、过敏、情绪不定、抑郁、焦虑、性与妇科问题、饮食问题、还有几乎永远处于疲惫状态。艾略特家族很可能是维也纳人，这个症状列表是多么全面而痛苦的现代病。也许疾病让艾略特成了他想成为的欧洲人。说到欧洲，艾略特在巴黎时的朋友让·韦尔德纳（Jean Verdenal），一个医学生，和艾略特一样对文学与哲学感兴趣，曾是一个更舒适的同伴。他富有吸引力的讽刺中混杂着对生活的热情。克劳福德认为没有理由断定他们的关系是同性恋情，虽然这可能假定了性别认同是确定不变的。人们的确能发现艾略特对待性有一种挑剔的嫌恶（如在《火诫》中详列出打字员的内衣），不过这很难与着迷，及一种温和的咒骂感分开。后者对波德莱尔有同样的意义。无论究竟何事在性上困扰着艾略特——我们可以推断其主题全关乎性——后来当他对一些美国学生推荐劳伦斯的《无意识幻想曲》（Fantasia of the Unconscious）时，暗示了他与母亲的亲密关系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

有时为了回报你需要铁下心来浏览这淫秽传记里对艾略特夫妻婚姻的叙述。这对夫妇通常在彼此手中遭受着极大地折磨。他们两人共有的深深的同情似乎只会制造一种义务感，从而放大了难题。与此同时，薇薇安对艾略特诗歌的献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尽管有克劳福德老练的调查，我们也没能变得更加明智一点。彼得·波特在《葬礼》（An Exequy）中写道：“没人能说清为何会心碎/婚姻如此无光暗晦[7]”——在这有一种信念，尽管当然可以把艾略特的自我折磨看作一种将自己推向极端的方式，在其中除了谋杀和疯狂外，唯一的依赖会是用比他成长过程中更教条的方式重申宗教信仰。

伯兰特·罗素出场了。虽然罗素早已在这个剧本里作为反派而知名，克劳福德的叙述充分利用了这位哲学家的信件，让罗素进一步败坏自己的声名。作为团体中的朋友，罗素插入了艾略特夫妇的婚姻。罗素好像过晚地意识到，就有关薇薇安的事来说，他作为自由职业性治疗师的角色，所承担的比他所料想的要多。克劳福德沉着冷静的研究方式揭示了这一事件中糟糕的一面，欲望（比如罗素这般）甚至假装自身是充满善意的。据说艾略特曾在一个聚会上评价说这是一个愉快的场合，不过它揭露了一种“本质上的恐怖”。当《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的叙述者想象自己被“孤独的男子穿着衬衫，倚在窗口[8]”从上方观看时——“我变成一对蟹钳/仓皇爬过寂静大海的海床[9]”——我们察觉到一种自卑和意识本身所致的疲倦，不过或许普鲁弗洛克在思索融入当地人的好处，或者意识到在某些方面他已经融入得很好了。特德·休斯，表面上最不艾略特式的诗人，在他的诗歌《画一朵荷花》（To Paint a Water-Lily）里，发现了一个史前水下世界，那里的生物有着“像嘴一样的头[10]”；艾略特似乎在侏罗纪与他周围的事物之间发现了更清晰的连续性。他们互相盯紧，消耗对方，就像《岩石塘》（The Rock Pool）（1936），这本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的有关后世的小说里的居民一样。罗素给他的情人康斯坦斯•马勒森夫人（Constance Malleson）1916年秋写的信讲了他和薇薇安·艾略特共度的一夜：“那简直糟透了，我都无法描述对它的厌恶。我向她隐瞒了我的感受……我也试着对自己隐瞒——但它已经出现在了可怕的噩梦中……那让我再也无法欺骗自己”，也许并不全然如此，因为罗素继续写：“我希望你明白让夜晚变得令人厌恶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你不在我身边，除此之外没有东西让我厌恶它。”所以在其他方面这是一个愉快的相遇吗？看起来像，虽然没人能确切知晓，似乎罗素可能力辩太多了。如果，像克劳福德可能认为的那样，艾略特很清楚罗素和薇薇安的事是如何发生的，更一般来讲，他的自由放荡老相识们是如何行事的，那么伴随着对通奸的默许，恐惧就是种可以理解的反应。在出版的《荒原》中，有一句来自《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的铭文被删掉了——库尔茨的“恐惧！恐惧！[11]”这可能是另一种库尔茨式的宣言：“消灭所有禽兽！[12]”

不过，克劳福德真正的激情在于那些诗歌。他细致彻底回溯了早期的发展，包括阴郁的《科伦坡》（Columbo）和《国王博罗》（King Bolo）的片段样本。以此为背景，艾略特对朱尔斯·拉弗格（Jules Laforgue）的发现就极为重要。后来艾略特说拉弗格“教会了我使用自己声音”——博学、疲惫、自责；从他那里，就像从波多莱尔那里样，艾略特也学到了“美国青少年在工业城市的经历可以成为诗歌的素材”。因此他能够穿过现实主义之镜进入一个更“幻想的”维度。在那里情欲的压迫和犹豫矛盾地变成了一种想象的自由。找到声音，主题就跟随而至。就像艾略特写给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里信说的：“事情关键是看待自己的生活就如别人的一样。”《普鲁弗洛克》似乎证明了这点。尝试把它当做加密的自传来读它就会消失不见；让声音尽情作用，我们就有了第一首伟大的早期现代主义诗歌。艾肯，这个稍微年长也更加世俗的人，好像在文学和性方面都领先艾略特。然而引用自艾略特给他的信的那句话包含了无意间的预言：随着时间流逝，克劳福德指出艾肯开始看起来像艾略特的模仿者，借用了他的生活和声音。

从克劳福德那，我们详细得知艾略特在创作时的严谨习惯，以及他为了在杂志期刊上发表诗歌使用的策略技巧。当埃兹拉·庞德极力主张哈丽特·门罗（Harriet Monroe）在《诗歌》上刊印《普鲁弗洛克》时，他表示“祈祷上帝这不是单个独一的成功[13]”。但是，虽然艾略特很想发迹，但他没有打算通过出版变得功成名就。如果有人想以艾略特的方法为基础，建立一套成为一个虚构诗人的办法，那一定不切实际。虽然某种意义上艾略特的确在从一无所有中创造自我；一个一流诗人在他所视为乡土文学的文化中浮现，目的是改变自己并使自身成为它的主宰，把庞德（在这场演出中他似乎有些过时了）当做他的指挥，而同等地位的W.B.叶芝却不怎么显眼。这可能部分由于克劳福德强行划分，用《荒原》来结束本卷，不过《青年艾略特》散发着一种诗人的感觉，甚至他还未确认方向就动身去了某处，仿佛是被他还未完全听清的音乐拉着走。这种同时属于家庭和街头的音乐所暗示的东西，在高雅艺术和流行娱乐中都能找到，贯穿了早期诗歌：“花朵/在音乐厅被擦拭和疑惑[14]”，“乏味的鼓声……/荒谬地锤着自己的序调/变化多端的单调[15]”，“持续的走音/八月午后破损的小提琴[16]”，“一架疲惫的街头自动钢琴/反复演奏老旧平凡的歌曲[17]”，“成功的音乐……‘垂死的秋天’[18]”，“宿命论的鼓声[19]”，“我们用优美的夜曲解释/夜晚和月光，我们抓住音乐/具现我们的空虚[20]”隐蔽的押韵经常被看作是技巧的标志。但艾略特强调韵律如此频繁，他把明晰的押韵同时看作审判的手段和进入幻想的方法。克劳福德记录道，写了《荒原》的十年后，艾略特对弗吉尼亚·伍尔芙评论说他“不喜欢对于耳朵来讲无意义的诗歌”，这可以算含蓄的声明。虽然《荒原》因其中的剪切和蒙太奇手法非常电影化，我们对这首诗大部分的关注还是通过听给予的，当我们第一次听的时候，好像同时听到了一些既不熟悉，又以某种方式已熟知的东西——“无可避免的暗示丰富的音乐”，克劳福德解释说，这正是在青少年时吸引他走向艾略特作品的东西。在这场相遇中，我们似乎也分享了艾略特对听觉想象的个人经验，凭借此，正是耳朵检验了话语的真实性。一旦被听到，就永远不会遗忘。《荒原》的266-78行（从《火诫》：河水泛起/油和沥青[21]开始）是一首潮汐漂流的狂想诗，意识屈服并融合于此种情境。如果这诗句稳定的运动使人想起“宿命论的鼓声”，它们也似乎预示着一种很久之后才出现的碰撞，例如在大洋洲，你可以从埃尔文·琼斯（Elvin Jones）和约翰·科川（John Coltrane）合奏的作品中听到摇滚、多变和决心。

最后，我们希望更加认真细读来自克劳福德本人关于诗歌的“惊人、痛苦的听觉”而不是他提供的东西。虽然之前关于艾略特的作品他已经写了很多，他仍有许多可写，而且他传记的调查加深了他对艾略特在挣扎创作《荒原》时所拥有的那种力量的认识。克劳福德接受了一种关于诗歌的熟悉观点：把诗歌当作解决新世纪西方危机的方法。此外，克劳福德补充道“它可以被听作持续的嚎哭，表达着人类灵魂深处的黑暗。诗歌的普遍性有惊人的力量；它的回响似乎永远在扩散。”无疑许多人会赞同，不过这听起来像诺贝尔奖的传票，那种时刻一份更详细的记录会很受欢迎。可能意识到本书目标是普通读者这点阻碍了作为批评家的罗伯特·克劳福德。如果是这样会很遗憾，不过，暂且不论这些保留，这本书可称得上优秀。任何对T.S.艾略特或现代诗歌感兴趣的人都会想一睹为快的。

[1] Displacement Activity就是当你不得不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担心会失败于是产生一种不去做的消极心态，当你无法做出一个做还是不做的决定时，纠结中你下意识得选择逃避——不由自主的做一些让自己感觉舒服（但很明显不在状态）的事情，比如吃饭、看电影、睡觉、玩游戏、逛街等等。——译注。来源：https://www.xuebuyuan.com/1769495.html

[2] 英国四大私营银行之一。

[3] 拉格泰姆（ragtime）：拉格泰姆，美国流行音乐形式之一。产生于19世纪末，是一种采用黑人旋律，依切分音法(Syncopation)循环主题与变形乐句等法则，结合而成的早期爵士乐，盛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经济十分繁荣时期。发源于圣路易斯与新奥尔良，而后美国的南方和中西部开始流行，它影响了新奥尔良传统爵士乐的独奏与即兴演奏风格。

[4] Scott Joplin (1868 - 1917)美国作曲家和钢琴家，被称为“拉格泰姆之王” 。

[5] “In headaches and in worry / Vaguely life leak[ed] away”译文来自网络。

[6] “waiting for a knock upon the door”

[7] “No one can say why hearts will break / And marriages are all opaque”

[8] “lonely men in shirt-sleeves, leaning out of windows.”

[9] “I should have been a pair of ragged claws, / Scuttling across the floors of silent seas”

[10] “jaw for heads”

[11] “The horror! The horror!”

[12] “Exterminate all the brutes!”

[13] “PRAY GOD IT BE NOT A SINGLE AND UNIQUE SUCCESS”

[14] “the bloom / That is rubbed and questioned in the concert room”

[15] “a dull tom-tom . . . / Absurdly hammering a prelude of its own, / Capricious monotone”

[16] “the insistent out-of tune / Of a broken violin on an August afternoon”

[17] “a street-piano, mechanical and tired / [That] Reiterates some worn-out common song”

[18] “music ... successful with a ‘dying fall’”

[19] “a fatalistic drum”

[20 “That exquisite nocturne, with which we explain / The night and moonshine; music which we seize / To body forth our own vacuity”

[21] “The river sweats / Oil and t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