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新世界需要新史学，最近拜读了美国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编著的史学名著——《全球通史》，让我为作者跳出世界看世界的胆略和见识所深深折服。该书用开放的阐释体系，展示了作者全球化眼光，国际化视野，睿智化见解，充满强烈而深刻的现代意识，自觉引领读者充分关注科技的神奇影响力。

        下面我以第二编第六章《印度文明》为例谈谈自己的感受。该篇章中，作者以客观的视觉从印度文明不同于希腊罗马文明谈起，大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雅利安人入居印度的部落，通过文化融合，雅利安人一部分习俗被当地优秀的土著的文化同化，活动区域由印度河流域扩大到恒河流域。到了公元前800年左右，铁得到采用，扩张的步伐加快，印度文明得到文化了快速的发展，人口获得增长，从畜牧业转向农业，出现了货币，使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为促使政治上的统一、帝国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公元前4世纪的难陀王朝是最早建立的王朝。到了公元前320年旃陀罗笈多·孔雀夺取难陀王位，进而建立以他名字命名的著名帝国。与政治经济平行发展的是社会结构方面的重大变革。一是种姓等级制的深远影响。雅利安移民作为征服者，为了彰显其优越感，巩固自己的统治，发展起四大种姓制度，即：祭司（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农民（吠舍）、达塞人（首陀罗）。其中前三个种姓均为雅利安人，而最低级的第四种姓则给予了土著居民，每一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标准和责任以及权力，食物、礼仪、婚姻都有严格的制度。在这四大种姓之外的则是贱民，约占七分之一，从事着那些被认为不洁的行业或手艺，遭受着极不公正的待遇，但是由于宗教的影响，他们却默默的承受着，期待来世的解脱。社会法令和宗教法令的这种结合让种姓制度至今仍在印度起着作用。二是印度教在不断的改革与反改革中不断前进。以法、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为基本原则的种姓制度是印度宗教制度最基本的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底层的达塞人的军事将领也获得了婆罗门和刹帝利的地位。同样，促进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婆罗门的装腔作势和强征勒索，促进印度宗教界开始有更多的人追求自由的教义，出现了以佛教为代表的奉行苦行主义倾向的人。他们不能容纳种姓制度和婆罗门，并且势力不断强大，促使婆罗门自己也改革，以不断轮回被吸入婆罗门的理念侵入人的灵魂。最后，佛教的虔诚信仰在印度基本消失，但它的基本信条已被印度教的反改革运动所吸收，至今仍存在。宗教改革反作用于政治发展，最突出的是印度出现了第一个帝国——孔雀帝国。孔雀帝国不断巩固自己的统治，扩大领域，到了阿育王统治时期，王朝实力达到顶峰。盛极必衰，逐渐消亡。之后，笈多帝国顺势而起，笈多帝国的统治要比孔雀帝国温和，在科学、文化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出现了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阿耶波多和有“印度莎士比亚”之称的迦梨陀娑，并且提出“0”理论，创造了阿拉伯数字，发展出十进制，为整个世界数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从这一章节中，作为史学名人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在本书中为我们展示了独特的大家智慧：一是客观性叙述。作者力求用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阐述印度古典文明时期的经济、社会、生产技术、社会变革等方面发展，把印度这一时期文明的兴起和衰落描写得客观、简练。事实上，对待任何一种文明，我们都要以客观地眼光去看待。反观韩国当下，无论在中小学的历史教材还是世界地图版式的设置都有很大成分曲解历史事实，凸显自我成分。二是全球性视野。作者并没有孤立地介绍印度文明，而是用发展的眼光将印度文明的起源与希腊罗马文明建立联系，并把促进融合的希腊人、波斯人身份的侵略者、商人、传教士作以介绍，强调印度文明最突出的天文、文学、科学、数学方面的贡献。邓小平说：“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公十分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用前瞻性的眼光和胆略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论断。深圳四十年的改革成就深深地印证了这一点。说到底，就是邓公具有全球化视野，带领新中国在科技等方面的历史性突破，掀开了中国科技拥有世界话语权的新篇章。三是选择性借鉴。正所谓“以史为鉴，追古朔今”，在《全球通史》中各个文明的兴盛的原因无不是值得借鉴学习的榜样，一个个详实的历史数据给我们这些教育管理者以深刻的启示，作研究就要站在以事实为依据的基础上，希望我们将这种求真、求实的探索精神带回学校，带给我们的学生。另外，站在宏观的角度，各个文明的兴盛衰落、对外影响对帮助我们辩证性认识历史、认识世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学习历史就要以史为鉴，放眼世界。总之，我们要跳出历史看历史，用全球的眼光、国际的视野，用负责任的态度可持续性改造世界、造福人类。当前，我们已经处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新征程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向着新目标，奋辑再出发，奔赴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