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四祖寺，我的下一站是五祖寺，它在黄梅县城的东边，所以早期禅宗的禅法又被称为“东山法门”，在当时是连武则天也仰慕的一大思想流派。
当年四祖道信将法脉传给五祖弘忍以后，黄梅的名声越来越大，来参学的修行者们太多，以至于双峰山的寺院都住不下了。于是弘忍在黄梅城东的“东山”寻了一块好地，建起一座新的寺院。
“东山”又叫“冯茂山”，古籍中偶尔也记做“凭墓山”“冯墓山”。但下面我要说一个故事，听完以后，你们肯定也会像我一样认为后两种写法是古人的笔误。
因为当时这东山是一位叫冯茂的老人的，五祖弘忍为接引更多的修行者，正在找合适的地方建寺院。一天他来到冯茂老人的地界上，发现这里不错，就开门见山地向地主人提出可否借一块地建寺。
冯茂老人问弘忍需要多大的地方呢？
弘忍说：“一片袈裟覆盖的地方足矣！”
冯茂老人一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谁知道这五祖弘忍将袈裟向空中一抛，袈裟迅速变大，覆盖了好大一块土地，足以建起一座能容千人的寺院。冯茂老人也是具慧眼之人，索性顺水推舟将整个东山都献给了弘忍。
这个故事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呢？我在中国的很多寺院都看过，以后我们会去到的江西仰山栖隐禅寺，湖南沩山普利禅寺都有类似的传说。人们愿意给高僧冠以神通，也愿意为乐善好施的人留下美名。
从东山脚下有两条路可以通向五祖寺，一条是车行的盘山公路，一条是人行步道。人行道全是台阶，行走其中就像在逛一座中国的园林，路边有凉亭、雕塑、花圃等各种景致。
我先开车上到五祖寺山门前，还没到开山门的时间，就又顺着人行下山的路来回走了一趟，虽是深秋，一小时走下来也是一身轻汗。
五祖寺山门是明清建筑样式的，外写着”中国禅宗发源地”。
我发现最近重建的寺院唐宋风格的偏多，相对明清建筑的精雕细琢，我更喜欢唐宋建筑的端庄简洁。印象最深刻的是武夷山的天心禅寺，就是那个大红袍的故事的发源地，乍一看像是日本的风格，看了介绍才知道这是中国唐时建筑的样子。
现代人看寺院建筑和僧人装束，都是古代的样式，其实我们只是没变而已。
五祖寺寺院所在的地方没有四祖寺那么开阔，因此每间殿宇之间都更加紧凑，我进去时，大概是师父们供养的时间，数十名法师排着队口诵“阿弥陀佛”穿过寺院。这佛号也是千年未变。
五祖寺中有几座在别的寺院看不见的殿宇，不是说建筑的样式和功能，而是殿宇的名字。
比如说有座“麻城殿”，据说是当年五祖弘忍建寺院时，隔壁麻城的百姓们为了布施，从当地人工背来很多建筑材料，为了纪念他们的功德，就将用他们背来的材料建成的那间殿宇，直接命名为“麻城殿”了。听了这个传说，我特意翻了地图，麻城也在湖北，据黄梅有200公里呢。
还有一座“圣母殿”，是为了纪念五祖弘忍的母亲周氏的。
传说是这样的，五祖的前身是一个在黄梅山中栽松的道人，听到四祖道信的说法后，很想拜入道信门下。
道信禅师虽然很肯定栽松道人的悟性，却还是对他说，你年纪太大了，此生可能难有成就。不如转生再来吧。
栽松道人离开四祖寺，在路上遇见一位正在河边洗衣服的姑娘，于是问她，可否在她家借宿一晚？
姑娘回答，家中还有父兄，自己不敢擅自做主。
栽松道人说：“姑娘先同意，我再去问您父兄。”
姑娘点头表示同意，栽松道人就没了身影，而姑娘回家后不久居然有了身孕。这位姑娘就是五祖弘忍的母亲，周姑娘，腹中的婴儿就是弘忍禅师。
她的家人嫌她未婚先孕败坏门楣，将她赶出了家门。周姑娘四处流浪，白天帮人干活，晚上露宿村头。生下弘忍后也是靠做苦力和乞讨，艰难地养育着他。由于没有父亲，附近的人们都唤弘忍作“无姓儿”。
一日道信禅师出门行脚路遇弘忍，看他长的与众不同，便上前和他搭讪，问：“孩子，你姓什么啊？”
“我有姓，但却不是普通的姓。”小孩天真的回答。
“那么是什么呢？”
“佛性。”
道信惊讶地再问：“你难道真得没有姓吗？”
弘忍回答：“性空故无。”
道信于是跟着弘忍找到了他的母亲周姑娘，请她允许孩子跟自己出家。周姑娘满口答应了。
为什么弘忍的回答让道信感到惊讶呢？因为他回答的“佛性”和“性空”，可是佛教中的核心命题啊。
先看什么是“佛性”？它有两层意思，一是佛的体性，也就是佛才具备的性；二是众生成佛的可能性。
我们大多数时候讨论的是第二层意思，它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佛教修行的最高目标，或者说最终目的，就是成佛。有了可能性，我们才能向着目标前进不是吗？
四祖道信活动的年代在隋代，其实早在南北朝时佛教界就对佛性问题进行过热烈地讨论了。
东晋时，法显法师从印度传来并翻译出六卷本《泥洹经》（“泥洹”即“涅槃”，是另一种译法），其中明言“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除外。”所谓“一阐提”是指断了善根，不具真信的人。
南朝赵宋有位法师叫竺道生，他在宣讲《泥洹经》的时候，认为肯定是佛典翻译有误，或是别的什么原因，综合佛教教义应该是包括一阐提在内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
可想而知，他的观点顿时掀起了法海波澜，连他本人也遭到了佛教界集体的批判，人们认为他违背教义，认为他是外道妖言惑众，将他逐出了僧团，甚至在赵宋的首都金陵城都没有了立足之地。
竺道生虽遭贬斥，却坚持真理绝不妥协，孤零零地跑到苏州的虎丘山。
无论他怎么演绎推理，还是觉得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一日，苦闷的他对着空无一人的山谷，演说自己“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理论。旁边的大石头居然像人一样的点起了头，这就是“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典故。
后来昙无谶译出《北本涅槃经》，果然在经文的后面说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们才想起竺道生，他也重新得到了追捧。
从此以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成了汉地佛教的普遍看法。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问题一直到唐代还是热度不减。玄奘大师去印度求法的因缘，就和佛性问题有关。玄奘遍阅在中国流传的大小乘经典，发现其中对佛性的阐述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拿不准哪些是传译错误，哪些是经典原意。于是有了直接去印度一探究竟的想法，由是促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一次伟大的创举。
关于佛性的具体问题，可参见赖永海教授的《中国佛性论》，书中涵盖了中国佛教史上关于佛性的所有讨论和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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