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墨家显赫一时，是唯一能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学派，到韩非子时代，墨学与儒学仍并称“显学”。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是个醉心墨学的人，“幼而好墨”，自称“墨学狂”，算得上是忠实“墨粉”，他为自己取号“任公”，而“任”在《墨子·经上》中解释为“损己而益所为也”，所以，著名墨学家方授楚称梁启超“自号任公，乃取墨义”;他还自命为“兼士”，而在墨家内部，墨者都自称“兼士”。其浓厚的墨家情结由此可见一斑。
梁启超对墨学的钟爱，还见于日常的交往中。有一次，他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时自称“愚弟”，张之洞不悦，便出联责难:“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梁启超不卑不亢对出下联:“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做王侯。”这里，梁启超自比“侠士”，而“侠士”往往就是墨者的代称。
还有一次，张之洞坐镇江夏时，梁启超前去拜访。张之洞故意出联刁难:“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ー?谁是第二?”张之洞的口气，似有江南学者非我莫属之意。梁启超也不示弱，略加思索便对出下联“三教儒在前，三オ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儒释道三教，儒在前;天地人三オ，人居后。这个应对，堪称精妙，字里行间彰显着墨家“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的超强自信。张之洞吟读再三，不禁赞叹:“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
梁启超早年即服膺墨学，对墨家学说情有独钟。1904年发表《子墨子学说》，1921年发表《墨经校释》和《墨子学案》，影响深远，是20世纪初墨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曾盛赞墨子“真是极像基督。若有人把他钉十字架，他一定含笑不悔”“我们研究墨子，不但是研究他的学说，最要紧是研究他的人格。论到人格，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唯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
面对近代以来的民族危难，激情满怀的梁启超大胆提出“墨学救国”的主张。他认为墨家“轻生死，忍苦痛”的武侠精神“可以起中国之衰”，断言“今欲救之，厥惟学墨”。尤其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深感其师康有为“托古改制”之不足，于是便大力宣传与倡导墨家学说与墨家精神。“墨学救国”的主张固然有失偏颇，但对墨学复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梁启超重要的社会影响，墨学研究很快成为“气侯”。一时间，治墨者渐多，谈论墨学成为学术时尚，崇尚墨侠成为革命志向。秋瑾就是这一时期的著名“女侠”，为了教国，她抛弃了优厚的生活，抛家弃子去日本寻求救国的道路，被捕后坚贞不屈，从容就义，体现了墨家“杀己以存天下”的家国情怀和侠义精神。孙中山先生称秋瑾为“最好的同志秋女侠”，并题词：“鉴湖女侠千古巾帼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