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生在山区长在山里，长大了工作在城市，安家在城市。每一次回家，村里的老人便少一批。要说他们对我有多大的恩情，也说不上来。每每听说谁又不在了，内心不禁微微生出一种无名的叹息：就这么死了。
张氏，她是我第一个要回忆的人。
至于大家为什么叫她张氏，我小时候问过我妈，我妈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只告诉我，因为她姓张，大家就这么叫，叫着叫着张氏就是她，她就是张氏。
我就说，那我姓郑，别人是不是也可以叫我“郑氏”？
妈妈一边笑着一边骂道：“傻家伙！名字哪有乱叫的。”
从那以后，我没有再问了。
她家住在我们家的斜对角，要说那是家，倒不如说只是一间屋子，像岩洞一样阴冷空洞简陋的屋子。屋里光线不足，很暗，一走进去，停一会儿后才能看见床是放在里头的，即使有个小小的窗户，阳光也照不进来。家具很简单，有个长方体的柜子，可以藏两个小孩，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她死去以后，曾有两个小孩捉迷藏进去过。
她的衣着也很简陋，现在回忆起来，没什么特别的颜色，甚至回忆不起任何颜色。她爱留电视里抗战女战士一样的发型，还是自己用做鞋的铁剪刀剪成那样的，只是头发是银白色，在夕阳下能发出淡淡的白光。偶尔她佝偻着走在夕阳里，轻一脚浅一脚，身子一歪一歪，地上的影子长长的斜斜的跟着她。
大儿媳说她年轻的时候顾着小儿子，替小儿子带孩子、打理家务、种田、放牛、割猪草、晒稻谷。她老了，大儿媳一家不理她，每年最多给三百斤稻谷，有时还得她上门问儿子要，吵一吵，儿子总是会给她。
小儿媳说她碎话很多，不爱干净，也不怎么搭理她。态度比大儿媳稍好，除了三百斤稻谷给得慷慨一些，其他的也没区别。
她还有个女儿，嫁在她自己的娘家。女儿家里也苦难，没见几回来看她。倒是我们做小孩儿的，看见几次她背着满满的一背篓准备去女儿家。不知什么时候，她女儿得病死了。没见她再背背篓去哪儿。
有一回，村里的一个刘奶奶，小腿上无辜上了一个脓包，输了五天液不见消退，反而愈加肿痛。刘奶奶听说，我们村头的田埂上，一棵棕树叶子全枯黄了，这是村里有蛊婆接受放蛊任务的象征。这传言起了作用，刘奶奶暗暗认为自己的小腿脓包迟迟不好，十有八九是村里谁给她的腿放了蛊诅咒了才这样的。从那以后，刘奶奶天天琢磨会是谁放的蛊。她怀疑到张氏的身上，认为张氏整天行为可疑，一到下午两个眼睑红红的涨鼓鼓的，认为这是蛊发作的表现，而自己曾经和张氏因为锄园发生过争执，辣椒树上少过辣椒也和张氏吵过架，前些天张氏对自己却比平时热情就是为了接近她，这让她断定就是张氏在放蛊，张氏就是新蛊婆。
刘奶奶终是气不过，拿着柴刀在家门前的一块石头上，一边打一边骂，没有点张氏的名，却骂出一些张氏做过的她认为“卑鄙”的事。张氏从山上回来，实在忍不住跟她对骂。对骂声到黄昏时分才消失殆尽。
蛊放出去，放蛊的人自己收不回，得找到另一个放蛊的人才可以收蛊。脓包不见好转，刘奶奶听到一种很神奇的方法来医治脓包：她把土鸡蛋煮熟，在脓包处滚上三圈，一日滚三次，再把鸡蛋放在枕头底下，连续放三天。三天以后再把那个鸡蛋剥壳，可以明显地看见白白嫩嫩的蛋清外围有很多小洞洞，而那些小洞洞就是蛊虫钻过的痕迹，此时证明蛊已经被治了。三天后，刘奶奶的脓包神乎其神地消退了。这事便过去了。
那年，我家砌房子，我妈叫我跟张氏的孙女挤着睡一阵子。正好，张氏那个早早年纪就外出打工的外甥来看她，她把自己的床给了外甥睡，自己跟孙女一起睡。我知道自己没地睡，内心闪过一种从没有过的无助感，看着青黑的夜空，感觉很孤单。张氏却很热情地说，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稍微挤一挤。我的眼睛猛然一亮，心头一喜，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希望是什么样子。每天上学要早起，我要张氏喊我早点起床免得迟到，只说过一次，她却每天像闹钟一样早早地喊我起床，只是那呼喊声比闹钟温和得多，有一种奶奶喊孙女的感觉。甚至有一天我竟半天不肯起，责怪一夜太短，还没睡够。张氏让我又多睡了一会，直到她摇醒我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还睡着，梦已经做到在教室里上课的情形去了。
再后来的后来，对她的印象很淡，若干年后，直到那次回家，听说她死了。一提起她，村里人也是噗之以鼻，是骂声，是吐口水的模样。
一个人要看清一个人，了解一个人，有多难？一个村的人，在同一块土地，同一片蓝天，出出进进，锄地种田，放牛割禾，打交道的日子很多，却是相互不熟知的。
我感叹哪：人就这么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