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自我”或“自我形象”就像一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才能保持形状，而他人对我们的忽略则会轻而易举地把它扎破。因此，惟有外界对我们表示尊敬的种种迹象才能帮助我们获得对自己的良好感觉。 ——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
现如今焦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我们时常愁眉不展，寝食难安，我们害怕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在意一切微不足道的认可，无法对他人的言论充耳不闻。
我们需要拼命读书，考上一个好大学，选一个好专业，如若不这样，会被认为不学无术；
我们需要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若是不上班，就会被认为不求上进；
我们需要在大城市扎稳脚跟，一旦动了离开的念头，会被当做一个狼狈不堪的逃兵；
我们需要在合适的年纪结婚生子，否则会被认为忤逆不孝；
我们需要快速地积累财富，有房有车，不然的话，就会成为他人眼中的失败者。
就像德波顿所说，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价。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宣扬人人平等，没有世袭的特权和血统的束缚，有无限的机遇，只要肯努力，总会有回报。
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在这个精英社会里，只有残酷的竞争，没有对失败者的同情，失败者就理应失败，是因为其能力不佳，怪不得他人。
这个时代因所谓的人人平等（平等地接受教育，平等地享有工作机会）在向我们灌输一个观念：人们致富无可厚非，同样，人们挨穷也不是没有缘由，富人不仅富有，而且就是比别人优秀。
这足以让不得志的人变得更加郁郁寡欢，尤其是在自己熟悉的朋友取得成功后，他们会不断地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行”，尽管我们都清楚，佼佼者只有少数，大多数的我们都无法望其项背，但我们不甘心，我们终日在焦虑如何成为“少数人”，从而摆脱差距带来的羞辱感。我们并未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是安贫乐道的生活已然变成不上进的标志。
我在想如果《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生活在这个年代，一定异常痛苦，他推崇的自给自足的简朴生活，他所说的“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会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
在这个精英社会，地位和财富才可以带来尊重和认可，贫穷意味着懒惰，即使你拥有再好的品德，他人也会视而不见。正是这所谓人人平等的精英社会加重了我们的焦虑感。
“外界观点总是引导我们，让我们想象自己在攀登幸福悬崖上的最陡峭的一边，一旦爬上去，就可以到达一个广阔的高台，在其上我们就可以一直享受幸福生活；从来不会有人告诉我们，一旦到达顶点，我们又会被换回谷底，重新处于焦虑和欲望的洼地中”。
生活总是伴随一个又一个的焦虑，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即便是我们觉得近乎万能的财富也不能，尤其是在讳莫如深的“死亡”面前，财富变的无足轻重。我这么说，或许会被认为过于悲观，但这不就是无法逆转的事实么？思考死亡，可以改变我们对生活关注的理解，“死亡向我们揭示出我们妄图通过身份获得的各种意图都是极为脆弱、或毫无价值的”德波顿如是说。
这样想来我们每个人都如此渺小，能得以幸存已纯属不易，何必再让他人的评价把自己折磨到精疲力竭。更何况那些好的亦或是坏的评价，就是公正的么？一个表演艺术家会因为受到盲人的掌声而欣喜若狂么？一块翡翠会因为错误的评估而贬值么？德波顿说的对，“我们经常处于一种自虐过程中，在没有搞清他人观点是否值得关注之前就去寻求他人的赞赏”。
焦虑往往源于对自己没有清醒的认识，对他人的品格也不够了解。若我们清楚自身价值和境遇，他人荒谬无聊的观点又怎会伤到。当我们的生活方式与主流的意识形态相抵触，我们需要有极强的信念，而这依赖于我们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看到的自然万物。不得不说，大多数的焦虑不过是读书不多想的太多。
完全没有焦虑是不大可能的，焦虑就像女人的大姨妈，每月有那么几天是正常的，如果一直都有，那么这病得赶紧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