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那天，我去了后湖。柳叶已长到寸把长了，桃花落了满地，大约是因为前一日那场骤雨。湖面为一层朦胧的白雾所笼罩，恍惚间竟像看见了我家门口的那片大湖。附近有一片开阔的广场，湖畔是供人休闲的步道。初中时，我常去湖边散步，认得夹道的每一棵树，每年看着袅袅的垂柳抽枝，展叶。刚发了一点芽的柳树是很美的，随风轻拂的枝梢流动着迷蒙如烟的翠意。可是今年，一切似乎都已错过。

我有些失落。

一个星期之后我便无暇伤春了，特别是在湖大猝然封锁之后。无休止的淫雨仿佛一种诅咒。“就地静止”的通知将要发出的那天早上，甚或在此之前，一些敏锐的同学开始从风吹草动中察觉到可能到来的危机。一种茫然的恐慌弥散开来，传染得比病毒更快。突如其来的封锁给人一种近乎荒谬的不真实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该做什么，但又好像必须要做点什么。恰好走在路上的同学几乎都涌进了超市，一边惶惶然望着空了一半的货架，一边在余下的杂物中翻拣那些知道自己不太可能用到但仍有价值的东西。

像我一样被封在教学楼里的人经历的是另一种无声的煎熬。周末的上午来综合楼的人并不多，收到消息的时候，大家似乎都愣住了。没有讨论，没有喧嚣，偌大的教室里充斥着一片凝固的沉默。临近十二点的时候，所有同学被通知离开教学楼。我从侧门出来。麓山南路还是那个麓山南路，只是车少了很多。街边的小店并未关门。路过一家早餐店时，我买了一个包子，路过另一家时，又买了一个。我把两个包子塞到口袋里，就这样回到寝室，开始封校生活。

这是一场极猛烈的寒潮。

第一天夜里，我并不太忧虑。毕竟距疫情最初爆发已逾两年，各方面都应该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可事情比想象中困难得多。我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这片小小的宿舍园区中住着来自不同年级不同院系的上万名学生，学校的物资供应和人员调度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最初的两天在紧张与混乱中度过。加入一个又一个微信群，收发各种全员消息，填写无数张表格，而最难熬的是去食堂排队买饭。排在前面的同志一次买了三百份，而倒霉的我们只好苦等。蜿蜒曲折长达数十米的队伍不算可怕，但当它连续一小时没有任何动静，而你简直毫无办法的时候，再有耐性的人也难免焦躁。那时我真希望自己是一个调度器，这样就能选择将短任务先完成；然而转念一想，似乎缺乏可行性。毕竟进程永远不会抱怨，但人要求公平。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显示操作系统的调度策略不适用于日常生活的例子，一个令人悲伤的联想。

当终于回到寝室，我躺在床上，不再有任何关于何时解封的虚无缥缈的幻想。没有什么能比此时的疲惫感更加真实，它如同海啸迎面打来，没过我的头顶，令我感到窒息。

然而人的适应力是很强的，年轻者尤甚。第三天早晨我醒得很早，而天已经亮了。阳光透过窗子洒落在楼道里，有了几许暖意。不觉间，昨日的郁闷随朝露一同消解。我有了一种预感，天要回暖了。

我猜对了。

那天以后，终于，校园超市完成了特殊时期的应急补货，园区也设立了多个售卖矿泉水，方便面，以及新鲜水果的物资供应点。终于，随着志愿者的加入，食堂工作人员不再手忙脚乱，一切都开始正常运转。终于，做核酸检测的速度越来越快，也越来越次序井然。为了保证校园网的网络质量，满足同学们上网课的需求，学校甚至弄来了一辆移动应急通信车。宿舍楼严格实施每天一次的全面消杀，全体宿管老师超负荷地工作，只为保障同学们的安全。

于我而言，每天最开心的时刻莫过于收到学校发来的短信，报告第若干轮全员核酸检测及部分抗原检测全员阴性的消息。其实，在封校最严格的这一周，我和我的室友一直是绿码，属于最幸运的一群。尽管如此，在一天超过二十三小时闷在寝室里的同时打起精神保持学习状态，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繁多而琐碎的事务像飓风使思绪纠缠凌乱，我常常无征兆地失眠。失眠使我疲倦，但不再给我带来如之前一般的焦虑和恐惧。我只是默默等待着，怀着前所未有的信念与耐心。

4月3日，持续了十轮的全员核酸检测暂时告一段落。限制稍稍放宽，绿码的同学可以下楼了。那天是周日，我睡了一个长长的，长长的觉。就像一粒埋在土壤中的草籽，一觉睡过了整个冬天。

下午出门，春光明媚。园区的草地上满是席地而坐的同学。羽毛球漫天飞舞，篮球场边已经挤得几乎下不了脚。穿着轮滑鞋或是脚踩滑板的同学从我身边经过，还有些同学，三三两两围成小圈踢着毽子。满耳是笑声，歌声，还有悠扬的乐曲。一切皆为阳光镀上一层金色，显得神圣而庄严。

眼见此情此景，又使我忆起我家附近的那片广场。每年春季的第一个晴天，寂静了一个冬天的广场将会被叽叽喳喳的游人填满，满天飞的是各式样的风筝，满地跑的是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在那些日子，阳光中的暖意正和这个特别的周日下午一般无二。

于是我知道，春天来了——我没有错过这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