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ZhaoYong(山西晋城)
一次散步，无意中聊起“大历史”。Ta讲1587年阳历3月2日的“午朝事件”。这正是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开篇展现的场景。你看这事是大还是小？Ta问。我闲翻明史，正聊无兴趣。如果万历新政继续推进，历史无疑会改写，更不可能发生上千京官讹传午朝大典竟自相惊扰这一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的奇事。但公元1587年，是中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万历十五年。明朝从此大转方向。遗憾的是，“世间再无张居正”！
而那年夏天，郦波教授在百家讲坛主讲《风雨张居正》，再次牵动我们。四百多年后，随郦老师深入那段历史，仍能感悟张居正内心的孤独。我原想以“改革者的孤独”为题。因鲁迅说过，他写作对象有三个：一是那些孤独的改革者，二是正做好梦的青年，三是写给敌人。但马上又否定。一个锐意改革忠心辅佐的老师宰相,死后突然成为皇帝口中罪人,甚至遭受抄家灭门的噩运。而之前的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抑郁而终。更早些奠定大秦千秋功业的商鞅，车裂而亡。这无疑都是不幸的。但他们并不孤独，而是永远留在了历史、留在人心当中。正是他们的改革，推动我们民族不断前行，他们开创的改革大业，给人民带来实惠，他们的改革气质和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近历史，昨天留下的遗憾实在太多。但青烟易逝，毕竟是历史，一切早已作古。我们唯一要做的，该是在汲取历史营养中完善当下，该是用心创造明天的历史，又尽可能地避免少一些遗憾。
有些“遗憾”是天定的，有历史的局限性。北宋和明朝进入中期,都面临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严峻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推行改革。就连他们皇帝都有相同的庙号：一为宋神宗，一为明神宗。但王安石变法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终，张居正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究其根本原因，是改革的策略和步骤不同。改革设想纵有多好，如果缺少官僚系统的支持，在实践中缺乏了执行力，照样行不通。王安石比较急，一开始就整顿财政,忽略吏治改革。张居正则老练许多，从整顿吏治入手，通过“考成法”提高了官僚系统的效率，用政治手段带动其他改革。当初秦之商鞅推行新法时，一方面通过“试民”取信人民，一方面又重典治吏，甚至不惜结怨于太子，将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办罪，一个割鼻子，一个脸刺字。其目的就是“杀一儆百”，提高执行力。另外很重要的原因，在讲究宗法的封建时代，王安石提出改变“祖宗之法”“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立即招致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张居正则始终打着“恪守祖制”旗号,减少了改革的阻力。而今天我们认识体会到，进行一项改革首先须从解放思想入手，但在当时却行不通。事实上，中国王朝历史上的改革，往往离不开明君与贤相的合作，缺乏制度支撑。君主的支持与决心至关重要，一旦失去掌握最高权力的君王的支持，改革就半途而废。这是时代的局限性。
有些“遗憾”是改革者自身造成的，有历史的必然性。性格决定命运。这对普通人来说，无非是影响个人运势，但这对操有国家重器的帝王将相来说，则很可能造成国家或整个时代的悲剧。在主导乾坤中，张居正尽管没有膨胀个人野心，却滋生丁操切张狂奢侈的作风，“功高震主”又没加收敛。他可以在屡次政治斗争中获胜，但他没法战胜人性。这根本不是选好选不好接班人的问题。再加上他与太后的暧昧关系，在讲究礼法的古代来说，难免是犯忌的事。而商鞅的结局，则可能死于他张扬气盛的性格。朋友赵良曾劝他向五羊大夫百里奚学习：除做大事，还要夹紧尾巴做好人。并深刻指出性格上的缺陷和将带来的危机。商鞅拒绝朋友的告诫。这甚至也决定了他后来的选择。被逼无奈用起兵反国，他用这种极端方式来对抗倾注自己毕身心血的国家，背负了“叛臣”之名而凄惨地死去。相对于商、张二人，王安石的人品举世公认。尽管王安石也固执，坚持原则，不饶弯子，两遭罢相，“拗相公”掀起了滔天党争。他可能有许多敌人，未必有一个私敌。这一点，连政治对手，都发自内心承认：司马光敬重他“赤子心”，黄庭坚说他“视福贵如浮云”。更有后来人梁启超称他“足以当三代下完人”。文学家的激情和浪漫，丰富了王安石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内涵。但王安石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介文人，甚至有时耻与文人为伍。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结局虽孤独凄凉，但也算善终。我们说，这就是历史。历史就是人性。
而有些“遗憾”则来源于我们的惯常思维，历史人物有它的辨证性。对于伟大的人物，人们一般会苛求完美；对逆臣贼子，也习惯同一种的表述方式。但这不一定符合历史。在那些制度变革的激情年代，一代代的改革家们不停上演着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他们创造的功绩，是与时代与人民与共事者相结合的产物。提起蔡京、严嵩，二人是被列入“中国十大奸臣”名单的历史人物，但你可能不一定了解，蔡京毫无保留地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而没有严嵩，张居正连正常步入高途都不可能，更何况实施万历新政。张居正一生与严嵩关系密切，给严嵩写过贺表，就连其凄零黄泉路的最后一程还是张居正送的。而王安石的政敌，有与他同为“唐宋八大家”的苏氏兄弟，更有大史学家司马光。而亲自埋葬王安石新法的就是司马光。司马光敬佩王安石文学上的成就，但始终不承认他在政治上的贡献，并将其政治遗产抹杀殆尽。实际上，政治上的司马光非常保守，缺乏战略眼光，甚至把宋军用鲜血换来的国土拱手还送西夏，在与西夏的斗争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保守派、投降派。这与那个为神宗制定下吞灭西夏契丹统一中国的远大战略构想的王安石来说，竟天壤之别！幸好司马光用一生大部分的精力，为我们留下了一部《资治通鉴》，他本意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他用无人能比的史学成就，掩盖了政治上的缺陷。这就是历史啊！
还有一些“遗憾”则是“纯属虚构”，不免带有历史的偶然性。有人认为，王安石变法引起了无休止的党争，是北宋灭亡的祸根；张居正实施的万历新政，是明朝衰亡的开始。灭亡宋明的，竟都因其养虎为患、一味纵容的北方少数民族。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敢于碰硬、敢于较真的英雄，但更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埋下了“暴秦”的种子。实际上，从长远的历史来看，真正成功的改革是商鞅变法，“富国强兵”的目标达到了，直接奠定了中华一统的万世基业。而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如能一如既往的推行下去，又何尝创造不了更加辉煌的王朝历史呢？于是有人说，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这是典型的历史宿命论！绝不能因此否定坚定的改革者的功绩。这更不是不去改革的理由。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导言中有段话，“他们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人物，正因为他们主持和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幻想、一种单纯的意向，而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
可以说，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万历新政，都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大变革，改革的先进性不容否定。他们在自身所处时代得不到肯定，身后还遭受长久的骂名，改革发展的转向及其最终的个人悲剧，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千年之后，当我们肯定他们的功绩并以各种形式瞻仰他们的丰功伟绩时，也不能不说是我们的遗憾。
我相信黄仁宇先生的话，一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