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朝）三国总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故事。绕不开的地缘关系，在这之上的文化意识，加之近代以来的矛盾与冲突，这些爱恨情仇，共同构筑了独具特色的东亚世界的“三国演义”。 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三国人民如何看待彼此都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中文词汇中的“韩国棒子”，“日本鬼子”，正是近代以来我们在认识韩国、日本时经常会使用的称谓，这背后正反应了我们眼中的韩日形象。那么，在他们眼中现代中国人具有怎样的形象呢？历史上的中国人又是何种模样呢？
2009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出版了论文集《从周边看中国》，这本书内容上涉及到日本、韩国、越南以及欧洲对中国的记录，透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他文化中有关中国的认识。利用周边国家现在的汉文记录，重新审视中国成为了近年来研究中国史的新的方法。葛兆光教授的《想象异域》利用燕行史料（明清之际，朝鲜赴中使者留下的记录），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幅朝鲜使者在面对“中华”时的感受，那是一种矛盾复杂的感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试着阅读一下。比之《想象异域》，一本更加通俗易懂的历史书为我们带来了同样生动的图景。这就是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吴政纬的《从汉城到燕京—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1591-1780）》。
《从汉城到燕京》这本书的立足点和主要叙述对象，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也不是身世显赫的达官贵人，而是行走于朝鲜半岛与中国之间使团里的随行员。燕行，即为不畏迢迢千里，从朝鲜王朝的都城汉城出使于明清帝国首都北京的外交活动。燕京，自然是北京的旧称。这些使者们，将沿路所见的风景、与中国人的交流活动等内容以记事、日记、诗歌、杂录等形式记录下来，这些记录统称为“燕行录”，其中，明代部分的记录则多以“朝天录”的名字出现。
在本书的导言部分，作者点名了本书的主旨，“旨在说明朝鲜使者在中国的故事，目的是揭示朝鲜人眼中的景色，引领我们重新体会各种历史故事，进而探究朝鲜读书人的世界观，阐明他们心底的中国与天下究竟有多远有多大。” 这本书以一场发生在1592年的东亚史国际战争—“壬辰倭乱”（即中国史书中的“万历朝鲜战争”）谈起，直至中朝两国一段文人间的真挚友谊而止。全书正文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通过对朝鲜使团人物的见闻，不同程度上来反映那个时代，朝鲜人的中国认识、世界认识以及自我认识。内容上故事叙述性很强，带有文献资料的解读，其中多有目前在主流研究中被忽视掉的人物登场。这也算是本书的特色之一。作者选取的人物有使行团中的“下人”，他们是低阶的通事（翻译）、使役、马夫。与使团中上层的朝鲜读书人相比，他们除了完成国家所要求的任务之外，更多关注的是切身利益。这里他们不那么在乎明亡以后朝鲜的“思明”，也不会对满清官人们表露出过多的不屑与不满，往来两国间的贸易，才是切实的需求。这里，使团中的通事与商贾联合中国的商人垄断朝鲜帽子的内容，十分有趣。书中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燕行使者朴趾源询问随行的奴子张福，是否愿意生在中国，张福的回答是“中国，胡也，小人不愿。” 纵使当时的满清处在鼎盛时期，一个朝鲜奴子也不愿生活于此，而且理由竟然是“中国，胡也。” 读到这里，只能感叹一声，一个小小的朝鲜奴子竟然也知“华夷之分”呀！
“思明”这个词，算是这本书的主线。从“壬辰倭乱”之后朝鲜感激明朝的“再造之恩”到被迫降服在满清铁蹄之下的耻辱，以及大明亡了之后的追思，是书中隐约可以看到的线索。眷眷明朝，是朝鲜知识人的信念，作者也在书中很好的诠释这一内容。书中第二章，作者选取了鲁认与姜亢的故事来证明这点。这两人，在战乱中被俘，随日军来到日本，期间对故国的思念驱使他们想方设法地逃离日本，当听闻中国使者访日的消息后，他们排除万难最后跟随使者来到“中华父母之国”，随后前往故国。虽然这一章节的内容放到本书主题下似乎有些不妥，但是放到“思明”的情怀里，也能够理解。
合上这本书，不时惭愧之情油然而起，同为历史学博士生，未能如作者那般沉浸如学术研究，带着对历史的哲思，怀着一股热情来讲述历史故事。诚然，本书得到了许多历史大家的好评，作为一个青年历史学者能够写出如此优秀的作品，的确令人艳羡，但对学习朝鲜后期历史的我而言，我想谈谈对本书的看法。
作者以“思明”为核心来串联起整本书的内容，通过对不同人物的见闻来印证这一点。但是作者在书中过多的强调了朝鲜人的“思明”，而且都是心悦诚服的那种，其中还有透过对满清文化的不屑来宣示自己作为“中华”的认识。这里涉及到“壬辰倭乱”以后朝鲜知识人阶层的历史认识问题，即对亡明的追思，也即“尊周思明”意识。与此同时，明亡之后，满清的入主中原，带了了另一个问题——“华夷”之辩。明朝确实在战争中给予了朝鲜莫大的帮助，以至于有“再造藩邦”的恩情，这对朝鲜知识人来说是普遍的认识。但是随着满清中华帝国的建立，朝鲜内部面对“华夷之辩”与“尊周思明”问题出现了动摇。在朱子学的统治理念下，“政治正确”无疑左右着知识人的命运，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他们也可能做出了应做的选择。朝鲜人把自己定位为“中华文化”的在海外的延续，可他们本身也是“东夷”。这里，他们对明朝的追思，对“尊周大义”的执著，更为得是凸显自己在文化心理的优越地位，从而弥补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的劣势。所以，在面对满清时，他们更多的是一种不屑与鄙视的态度。与此同时，他们在“思明”与学术上同满清治下汉人的冲突也反应出其内在的优越地位。满清治下的汉人为了抵制“易服变发”，曾经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面对既定事实，他们能做出什么选择？晚明以来的中国思想界已经发生了变化，阳明心学占据半壁江山，这全然与朝鲜的情况不同，讲求功利与实用才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不偏执于任何一种理念。朝鲜的偏执用在指责中国人的学术问题诚然是有失偏颇的。因此，本书在论述朝鲜的眷眷明朝时，应当补充这方面必要的说明，不然会给读者带来模糊的认识。对于朝鲜的“思明”，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的分析这背后的原因。
虽说是一本通俗历史读物，作者仍旧考证了诸多历史文献，也参考了许多前辈学者的著述。但，作者参考的很多日本学者所著的中朝关系文献，对当前韩国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似乎没能更全面地把握，日本学者的看到的中朝历史不一定就是当时的真实历史。而且，这本书似乎与作者的硕士论文（《眷眷明朝——朝鲜士人的中国论述与文化心态》）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不能否认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带着“眷眷明朝”的部分思维定式来展开本书内容。
18世纪的东亚处在大变革时代，朝鲜内部思想界的异动值得人们去注意。对于满清的认识，借由燕行使的一次次朝觐也出现了变化，这里很多细微的变化影响到朝鲜后来的命运。作者在书中说道，“我总认为，明朝灭亡后，在朝鲜才真正展开一段属于明朝的时光”，在我看来则恰恰相反，明朝的明亡才是真正意义上开始属于朝鲜自己的时代。
在中文世界里，研究中外关系的著作很多，研究中日韩三国关系的学术成果比比皆是，但是面向一般读者，通俗易懂的学术读物还不是很多，这本书算是填补了其中的一个空白。感谢作者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一本书，让我们看到历史中他者眼中的我者，曾经朝鲜人眼中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