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鼓励学生，读书要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真正读懂文本就该本着“知其人，论其世”的文学精神，挖掘文本的合情合理的准确内涵。

说起刘禹锡的《陋室铭》，有学生踊跃地批判刘禹锡的价值追求。因为他呈现的日常生活过于高调，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个人的境界果真高妙的话，交友无须如此严苛，三教九流的入世修身养性方式更显神武，又何必大肆渲染不与白丁共往来呢？能提出如此质疑的学生毕竟在认真思考了，值得夸赞。但如果我们就此罢休，觉得被世代传唱的刘禹锡也只是如此这般而已，那我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交鸿儒轻视白丁的价值取向不符合我们中国的儒道传统。那为什么我们还在传唱刘禹锡的陋室铭文呢？这就要认真翻阅刘禹锡的人生经历及《陋室铭》背后的故事了。重新梳理刘禹锡如此不接地气的高调言论的出发点。

先来看看刘禹锡写《陋室铭》的背景吧。唐人刘禹锡因在任监察御史期间，曾经参加了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的斗争，失败后被贬至安徽和州县任小通判。当时的制度规定，通判应在县衙里住三间三厢的房子。可和州知县见刘禹锡是遭贬的小官，便故意安排他在城南的郊外居住，生活设施配套都不好。刘禹锡对比不但不怨声载道，反而住得自在潇洒，全然没有知县预想的窘况出现。刘先生还随性写下两句话，贴在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知县得知后，很生气，觉得受辱的反倒是自己，便吩咐差役把刘禹锡的住处又迁到县城北门，房屋由原来的三间减少到一间半。刘禹锡总能在困境中找到诗意自娱，见新居有依依垂柳，便仍不计较，又写了两句话：“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那位知县见刘禹锡如此放诞，又派人把他迁往城中，只给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半年时间，刘禹锡被迫搬家三次，最后为“陋室”一隅。想想这位势利眼的县官，欺人太甚，刘禹锡才愤然提笔写下《陋室铭》，并请人刻上石碑，立在门前。

知晓这背后的故事，明了其中曲折，我们再读《陋室铭》，才觉得刘禹锡写“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是一位书斋文人的高调做作之态，反而被他的才气与傲骨折服。不仅仅觉得他的铭文接地气，且读来有一种大快人心之感。傲视权贵，不媚俗，才是《陋室铭》的高调之正解，谁是鸿儒，谁是白丁也才有了更具体准确的所指。

2017年2月11日 天津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