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觉得，读译文好比隔着一层厚厚的纱，朦朦胧胧，无法触碰到它的美。只可隔水相望，偶一下子，飘过一阵风，隐约揭开了真面目，刹那被惊艳到。而再往下读，原有的感觉又回来了，像在洒满小石子的小道上走，总不那么自在。
译文能做到传达准确含义、叙述故事情节和传播观念。至于那些微妙的情感起伏、只可意会的语境、留白的想象，水平再精妙的译者，也难以完整呈现。
译文更像是译者的二次创作，使用的，仍是他们熟悉的本土语言。同样的，对读者来说，所品尝到的，仍是同一种熟悉的味道。而多出的生涩磕碰之感，也就是对另一种语言的水土不服罢。
一个作家用自己的本土语言写作，方得原滋原味。朝夕相伴，浸润数十年，可不顺风顺水，拿捏得当么。对读者也是如此，读来酣畅惬意，大多也是因阅读同一语言，而得来的妙趣。
近日读书，正巧看到了不同作家在谈论语言，各有各的观点，觉得有趣，拿来整理一下。
1
王安忆在《小说课堂》一书中谈到中国文化的材质，
我对中国文化的不满之处，在于它材质的脆弱。中国艺术使用得较多的材料，如土、木、陶瓷、给人的感觉都是相当脆弱的。在绘画方面，我们所用的宣纸，相对于西方油画所使用的帆布，也显得不够结实。
但这些脆弱的或者附水而逝的艺术材质之中，却有一样是例外的，那就是中国的文字。我常常庆幸自己能够使用这样一种坚实而富有弹性的材料。
她举例，曾在马来西亚看到他们的廊柱、匾额和门楣上铭画着汉字，比如“坚贞”、“金谷”，那里的华人早已不会说中国话，也不识中国字，仅仅把它们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图案保存了下来。
事物的外形结构不严，也许它就容易散失，很难保存下来。而汉字恰恰有着坚固的外形，这坚固来源于结构的平衡、和谐与完整。
王安忆还提到了白先勇在谈《牡丹亭》时，说到中国文字，比如“情”。
什么是情？情不知从何起，一往而深。这个字在英语中找不到准确的对应，它不是爱，也不是恩。
也许这就是汉字的独特之处，它是那么的主观，那么的模糊，仿佛是可以洇染开，因而也有着不断蔓延的可能。
中国的文字是可俗、可雅、可屈、可伸、可简、可繁、可华、可朴、易于保存和携带，所以就很耐用，可流传很久很久。
2
汪曾祺在一篇文章中谈及自己并不重视小说结构，
我对结构的原则是：随便。我不太喜欢结构痕迹太露的小说。我倾向“为文无法”，既无定法。
我很向往苏轼所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他却自言“过分重视语言”。它是作者的一面镜子，无法矫饰，无所遁形。
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沉浸在作者的语言里。
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他的比喻也是灵动，
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3
金宇澄的《繁花》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写作，他先是用网名在关注上海本地文化的“弄堂网”发帖，写连载。开头便是，“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过去的味道，梁朝伟在《阿飞正传》结尾的样子，电灯下面数钞票，数好放进西装内袋，这个片段是最上海，最阁楼的。”
有位读者特地将这些文字复制到文档里，打印出来，候车时看、飞机上看，“哪怕偶尔离上海很远了，眼里有这些字，觉得跟上海还在一起。”
在一个采访中，他谈到，这本书前前后后修改了20多遍，着重是在语言处理上。
中国的文化很复杂。用上海的方言写，怎么在纯方言的基础上，过渡到我们南北方的人都能看懂。在过去是没有这种想法的。所以说有人问我是不是继承了张爱玲的，我说，根本没有啊，他们的没有这个语境嘛。
我们现在的上海话，很边缘了，边缘到你跑到什么场合自己都讲普通话的地步。但这个我们能理解，上海这座城市，2000万人到这个地方，都受了49年之后的普通话教育，几十年，各种精英人群过来，大量的大学生，处于主流的人，可以想象，他们到了上海，怎么能像我们上时代人到一个地方，先学上海话。
而大量的普通百姓到上海，和我们祖辈一样学上海话。小菜场里卖菜的、装修房子的，送快递的，上海话讲特别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高收入的人来，肯定要改动上海话。这种层面上，我非常理解外来人的想法。
我努力去改动《繁花》的语言，用外地人能接受的方式，请他们进来，到我家里来做客，坐一会儿，看看上海人，绝对不是表面上讲的小男人这么粗浅的东西。很复杂的事情，最好是通过文学，文学就是研究人的嘛，慢慢影响非上海读者。
上海就像一个金鱼缸，里面的温度、湿度非常好，而且生态好，小鱼小虾都能在里面生活得很好。能挣到钱，又能有很多机会。写作过程中，你若以城市作为主体，必须要找几个点，热闹时髦的、偏远落后的都得写，上海只写石库门是不行的，上只角，下只角，杨浦区，都得写，这样整体感很强。
外地读者以为上海只是花花世界，结合起来，才真实，贫富悬殊不得了。这与30年代，茅盾、穆时英的描写方式一样。30年代的写法到现在也有意义。这就像生物链，老虎、蚂蚁……都有，光写老虎不对了，还有其他的生物链。
个性、思想、心境、经历的不同，幻变出千奇万化的语言。写作者埋头研究，乐在其中，读者也借由这个明显的辨识度来挑选出自己的偏爱。
好的语言是自身土壤里开出的花，朵朵开得新异，妖娆百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