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掰两庄。河南叫南刘庄，河北叫北刘庄，俗称河北沿儿。 我家就在河北沿儿。

　　河南多肥田沃土，洼地流油，多望族大户，有好多大地主。童年里站在我们河北沿儿，可以望见南刘几处地主家占尽风水的墓地，郁郁苍苍的松柏，高高大大的墓碑。老人们说，战乱时南刘依河傍山，修建了易守难攻的土圩，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躲进圩里避难。 解放后土圩扒倒了，但还可以隐约见到敦实的围墙根基。

　　河北淤沙烂泥，穷山恶水，皆独门小户，多佃户长工。最多是几个勤俭持家的富农。

　　有道是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解放后，从县城贯穿沂源东南部的唯一一条公路从我们河北山腰穿插，在我们村设了一个车站。由于这条路交通方便，在我们村陆续设立了粮站、采购站和门市部，后来附近几个村的管理区驻点也凑合在我们村。从此我们村成了政治经济中心。这一直延续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 而南刘一直占据文化的中心。

　　由于我们村地本来就少，人口也不多。一直没有一所像样的学校。解放前，河南地主有自己的私塾和先生，他们的子弟大多识文断字，能掐会算。河北的子弟多半睁眼瞎，就是有钱进私塾学几个字，最终也还是给地主家跑腿打杂当狗腿子。

　　解放后，南刘孩子多，又有现成大堂屋，两个村的小学校就设在了南刘原先的私塾院。那时的河面很宽，河床很深，绿树掩映，河水丰沛，鱼儿成群，鸭鹅游荡。由于河面上没有桥，孩子上学成为了一个愁。水小的时候要拣没水的地儿走，有水的地方，大人找一些大石块，间隔一步排出了所谓的简易石桥。大人走像走梅花桩，小孩子往往望而却步，只能哥哥姐姐或者父母背着过河。

　　夏天大雨满河洪水泛滥，石桥冲跑了，淹没了，大人过河也摇摇摆摆，甚至不敢下河，于是孩子们只得在河边徘徊等待水消下去。冬天水落石出，隆冬结出厚厚的冰，冰滑路险，小孩子寸步难行，常常是湿鞋破裤，哭哭啼啼来回上下学。

　　北刘眼巴巴不能办学，首先村里门户少，孩子少，根本凑不出班。其次没有地儿，唯一的破庙在战争中震塌了。最后是村里没有地道的老师，就是上级派来了，也没得吃没得像样的地方住。这样的窘迫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中后期。

　　三年自然灾害后，经济逐步恢复，村里盖出了几间草屋。各家孩子逐渐多起来。尤其是村里出去了很多当兵的年青人，他们走南闯北，在部队见多识广，知道文化的重要。他们在部队吃尽了没文化的苦头，一边训练一边学文化，复原回家他们多是党员，在支部里他们积极鼓动扫盲办学校。他们成立扫盲夜校，田间地头办起了识字班。同时，村里也逐渐有了正儿八经的初中毕业生。 水到渠成，于是我们村的小学校就有了。

　　那时村里需要很多文化人。初中毕业的回村务农一般是干会计，当老师。很多人相当老师但文化程度不够，有些不想当的却被鸭子上架硬赶上讲台。表叔汪向东就属于后者。据说他很有学问，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他到过天安门，他是我们村唯一近距离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毕业后他躲在家里写一本“”沂蒙儿女传”的小说，后来他愤怒的父亲把书稿拿到村后的山里烧了。后来娶了一个厉害的老婆。从此他变得木讷。刚好村里有了小学校，他是再合适不过人了。但他一是管不住学生，学生有时会把他气哭，二是他心里有的讲不出来，所谓的茶壶里煮饺子。为了拿住学生，据说厉害的表婶闲暇总到教室前的白杨树下纳鞋底，她一咳嗽，调皮学生才鸦雀无声。这件事传的很远，后来表叔打死也不干了，出去学习了农校，现在70多岁了，剪苹果树技术一流。偶尔见了我这当老师的总是感慨一番，总是给我背一遍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每当背到“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眼里总是流露出万般无奈之情。

　　大约1973年，我们村小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上面号召大办教育，孩子不出村接受小学教育。大队的集体财产多了，有好多花椒林木收入。加上刚上任的支书很年青，是一位退伍军人，他的父亲是公社公办中学的校长， 娶的老婆原先干过多年的民办老师，经常领着村里的妇女在她屋头识字扫盲。这一切促成了村里的革委会很热心村里的教育。

　　我们村中央有一片坚硬的石疙瘩，村里在这个地方打眼放炮，家家出人出力不断清理，最终整出了一块平地。村里在这片地上盖出了一拉溜石墙瓦屋。村里留了两间作卫生室和大队部，另外两大间和中间一小间分别做了两个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教室前面还安上了一个水泥乒乓球台，一个沙坑。村里五个年级，两个复式班，配备了两个民办老师。从此从这些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发出了琅琅读书声，欢快的歌声、笑声和追逐打闹声。

　　与此同时，南刘除了原先的村里的小学，我们附近八个村庄的联办中学设在了南刘村前的柳林旁，因为那个地方有一片开阔地作操场，同时更方便这八个村大多数村的孩子就近上学。

　　南刘因此成为了文化中心。我们这个管理区的少有的演出，南刘的露天电影，大型批判会，传达重要精神，六一儿童节都在联中的柳树林或者大操场进行。1976年秋我们这几个村毛主席追悼大会也是在联中操场上举行的。管理区的教育组也依托联中设在南刘，每个周末附近的民办老师都去教研开会。

　　1977年我虚岁8岁，开始上一年级了。那时正处于拨乱反正，我们的学习考试也逐步纳入正规，越来越少像前些年大孩子到街上唱样板戏、贴标语、喊口号。

　　我们教室后面有一条通往门市部的石板路， 透过玻璃窗我们可以看到南刘到供销社称盐打油买布的人。其中南刘村西一个张家哥哥提着一个油瓶隔三差五到门市部打煤油，他和我们老师很熟，有时我们上课，他们会隔着窗子窃窃私语，指指画画一番。后来老师告诉我们这个哥哥每天在煤油灯下读书到深夜，不用完一瓶油不睡觉。他要考大学。后来，他真的考上了，成为我们这几个村的第一个大专生。我们不勤奋的时候，老师一定拿他做榜样教导我们。我们坚信上大学要苦读，勤奋。

　　我们学校的院子很大，两头相通，还是一条大路。甚至有时周边的人还在院子里晒粮食，临时堆物件。那时，我们两个教室的孩子有时会合到一个教室听村里老爷爷讲故事，忆苦思甜。最有趣的是一起学唱歌，讲故事。歌曲多是刚刚放过的电影的插曲。老师有时给我们描绘未来2000年四个现代化，记得他说未来他可以坐下办公室里喝茶也可以知道我们在教室里做什么，未来靠摁电钮操作种地，不好好学文化连种地都不会。那时，我们很向往2000年，要与时间赛跑。

　　我们这一批一年级的孩子算术学打算盘，学了一年字后，要简化一些字，老师上课先拿出一个表格查对，告诉我们有哪些字简化了。我还记得“副总理”曾被写为“付总理”，发展的“展”字曾经写成尸体的“尸”字下面加一横。但很快又要求我们不简化了。

　　我们的课本中有一篇《妹妹画了一个大火把》，要火烧孔老二，刘少奇什么的，老师要我们划掉说不准学了，后来又有了深入揭批王张江姚“四人帮”什么的。这些在我童年记忆力零星而模糊，长大后了解了这段历史，才逐渐明细起来。

　　这期间，我们小学校旁边有两件新鲜事我记忆犹新。一是在学校西南一块大队养猪场的空地上挖了一个圆圆的大坑，四周砌上整齐的石块，说是要办沼气池，后来不了了之，那个半成品的废池却成了我们这帮孩子的乐园，我们在四周追逐，我们在里面打闹，老师怕危险，不让我们去，我们偷着去，后来下大雨，积了满满的水，里面还有了癞蛤蟆。再后来填平了。 二是养猪场旁成立了定点屠宰，那时杀猪要凭票。上课的时候，常常附近村里人打老远把声嘶力竭的猪抬着从我们教室的房前屋后经过。下课了，我们都争先恐后去看杀猪，从头到尾凑热闹，一遍遍百看不厌。接着就是大人排队挤着买肉，那时都愿意要肥肉，那时一斤肉五六毛钱，很多人还是眼睁睁买不起。长大后，我看到孟母三迁的故事，总回忆起我的这段耳闻目睹。

　　我家兄妹三人，哥哥在新教室只上了一年就到南刘上联中了，我很完整地在复试班里完了小学五年，1982年以全公社第一的成绩考到了离家10几里的公社公办中学。妹妹上到三年级的时候，全学区八个村的四五年级要求都到南刘去上，成立了中心小学。

　　到90年代中后期，村里小学校只有一二年级和学前班了。再后来，所有年级全部集中到了南刘庄完小，村里只保留学前班。

　　随着沿河一条公路的开通，南刘完小无法扩建。同时，为方便其他村孩子上学，1997年在我们村西一片耕地上建成了一所新的小学，称为“刘家庄中心校”。至此各村的小学校全部关闭，房子由村委会自行处理。我们原先的小学校的房子让三家人买下。至今东外墙上还有一块隐约斑驳的黑板。

　　随着沿河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入学孩子逐渐减少，20世纪初，刘家庄中心学校并入离我们村6里地的胡家庄中心校，校舍依然保留，暂时为幼儿园。原先八个村的孩子上学有校车专门接送。

　　如今我将年过半百，在他乡从事教育也二三十年了，目睹教育的日新月异，我时常怀念当初我启蒙教育的山村小学，时常思索并反思我的成长环境和历程。总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昨日上网，搜到了我当时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上的一篇诗歌，现摘录如下，希望唤起更多同龄亲们的共鸣和追忆。

　　我们就从这里出发

我们的学校在小山脚下，

四周的树苗清秀挺拔；

我们的教室宽敞明亮，

窗外盛开着朵朵鲜花。

多少次解题运算，观察思考，

多少回课后复习，课堂问答；

为了我们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老师啊，您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

党中央的号召，

在这里有响亮的回答：

“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我们就从这里出发！”

我们要飞向蓝天，让卫星

对祖国的地下资源细细考察；

我们要奔向海湾，让钻井

把祖国的海底宝藏一一开发。

我们要驾驶高速舰艇，

在万里海疆掀起滚滚的浪花；

我们要操纵电子播种机，

在千里平原描绘丰收的图画。

啊，我们的学校，

正培育者新长征的千军万马；

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我们就从这里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