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的理想是实现先君遗志，再考虑并吞八荒。卫鞅的理想是打造一个与众不同的法制国家。二者的理想是可以兼容的。经过数天畅谈后，确定这点的俩人结为政治同盟。
两位雄心壮志的年轻人走到一起，可能是史诗，也可以是灾难。年轻人有种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情怀。尤其是初担大任的小伙，容易脑袋一热派去犯难赴险，不计后果地拥抱“梦想”。他们的优点是敢闯敢拼敢咬牙，缺点是一条路走到黑，不懂得迂回与妥协。魏惠王不看好年少的卫鞅，就是因为下意识认为他不可能有多么靠谱。而年轻的秦孝公看好卫鞅，大概是冲着他满脑子异于常人的“奇思妙想”。
《求贤令》的信息量很大，但最核心的两个关键词是“强秦奇计”与“宾客群臣”。前者是秦孝公希望得到的东西，而后者是他征求意见的对象。其中，群臣指的是秦国体制内的臣子，“宾客”则是前来游说献策的外部游士，比如卫鞅。如此高调的求贤，说明孝公自己真想到没什么好办法。也正因为如此，他听到卫鞅的强国之术时精神倍增、热情满满。
对于卫鞅而言，秦国基础条件差不要紧，关键是有一个铁心支持自己的明君。他要做的事将让李悝、吴起两位改革界先驱都自叹弗如。以他雷厉风行的铁腕作派，势必会得罪许多人。届时，国君的支持将成为最后一道铁闸。经过卫鞅反复试探，孝公完全超出预期要求。
相互考验终于结束，情怀已经谈妥了，该谈点现实的东西了。
孝公该给卫鞅多少权力呢？任命外邦宾客为客卿，是秦国老传统，但这并非什么要职。孝公很清楚，想要推行变法就必须将卫鞅扶持为秦国第一权臣。可是，经过认真考虑后，孝公只是任命卫鞅为大夫（与甘龙、杜挚等人同职，并无太大实权）。
对此，卫鞅没有失望。他曾在魏国丞相公叔痤门下做中庶子，熟知庙堂运作的套路，理解秦孝公的难处。
没有多少人会问，为什么21岁即位的秦孝公能迅速掌握实权，而没出现被老臣架空的戏码。因为大家默认这位刚毅厚重的青年，有着吸引群臣宾客主动效忠的人格魅力。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孝公在即位头一年打出软硬兼施的组合拳，一方面是他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另一方面则是形势迫使他不得不连续出招。
献公靠迁都栎阳来摆脱世族集团的控制，并以收复穆公故地为由，把兵权从庶长改等人手中逐渐收归自己手中。他凭借新首都不断强化自己的君权，设置新的国府直辖县，并重用章蟜、庶长国等心腹统兵出征。故而终其一生，庶长改为首的世族集团未能找到对国君发难的机会。
这些举措既为孝公留下了较强的君权基础，也断了他用迁都与东征进一步加强集权的后路。
不过，秦孝公不愧是秦孝公。他很清楚，收复故地任重道远，继续打下去也是事倍功半。但急刹车也不利于朝局问题，所以他才搞六步组合拳：一布惠，二振孤寡，三招战士，四明功赏，五向宾客群臣求“强秦奇计”，六打东西两仗。连年大战，民众压力大，村村烈属多，所以抚恤孤寡深得民心。论功行赏是笼络前代功臣的好办法，求贤问计也是个虚怀若谷的好态度。明君的形象很快竖立起来了。
比起这些收买人心的“软”手段，招战士与打赢两仗才是巩固新君权威最核心的内容。
既然要摆脱少梁大捷后的临战状态，势必要让大量兵员解甲归田。不这样做的话，秦国的财政压力降不下来，恐怕没钱执行“布惠，振孤寡”的措施。但多年以来，献公就是靠战争来集结大军，以军队来维持君权对世族的优势。孝公即位时太年轻，不能没有军事胜利支持，也不能没有一支绝对忠于自己的军队。
因此，他组建了一支数量可能不多但战力很强的新常备军，来代替原先攻少梁的老部队出阵。这就是孝公“招战士”的考量。
东围陕城与西斩獂王，极有可能是孝公新招战士的立威之战。他们也许就是后来的秦锐士的雏形。商鞅的短兵卫队，很有可能是从这批战士中抽调。想必后来的元里之战、迫降安邑、围攻固阳、河西之战等战役，也不缺少他们的身影。这群骁勇善斗的精锐战士，就是孝公镇抚全局的直属力量。秦孝公年纪轻轻就能稳住朝局，少不了这支亲信部队做后盾。
但除此之外，孝公在即位初年能真正掌握的力量，恐怕并不太多。
当时秦国还没废除世卿世禄，尽管庶长势力对军队的控制力大大弱化，但在中央庙堂与各地方乡邑，新老世族集团依然盘根错节。假设忠于献公的势力能被全盘继承的话，效忠秦孝公的主要是以下几股力量：
其一，新招的直属战士；
其二，献公时设的四个县及其吏民；
其三，历代秦君所设的十几个县中的一部分；
其四，宗室贵戚中的开明派；
其五，非宗室朝臣中的稳健派；
其六，《求贤令》吸引过来的外邦宾客。
其中，根基最浅的就是像卫鞅这样的外邦宾客，与同样忠于孝公的前五者也未必合拍。极有主见的孝公，当然早已内定卫鞅是未来的首席执政大臣。但秦国的现状决定了，孝公和卫鞅都只能稳扎稳打，不能像齐桓公用管仲、吴王阖闾用孙武那样骤然提拔。授予卫鞅“大夫”职既符合穆公时的传统，也可以避免他过早招致保守派围攻。
既然已经息兵养民，以军功方式给卫鞅升职是不可能的。秦孝公决定让卫鞅通过论战方式树立威望。卫鞅在朝会中不孚众望，驳倒了代表保守派的甘龙、杜挚两位大夫。孝公趁势拍板决定秦国变法，“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在秦国旧官制中，庶长类官吏职能混杂，军事、行政、生产都管。其中左庶长实权很大。卫鞅由此获得了军政实权，以“徙木立信”为开端，推行了第一轮变法。
《史记·商君列传》称孝公在御前会议后马上任命卫鞅为左庶长。然而，据《史记·秦本纪》载，卫鞅只是获得了主持变法的授权，直到孝公六年百姓们以为新法便利时才被拜为左庶长。好在司马迁自相矛盾的记载，并不影响此事的大方向——孝公充分给卫鞅实权并不断以功劳加官进爵。
相对于孝公的妥协，卫鞅的妥协要隐晦得多。因为大家往往只注意到两件事：
其一，卫鞅处罚了犯法的太子，对太子傅公子虔与太子师公孙贾用了刑，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礼制。
其二，数以千计的“民意代表”（主要是宗族豪强）到国都抗议新法不便，卫鞅置之不理；三年后，他们忽然又觉得新法方便，再次到国都赞美变法。结果被卫鞅斥之为“乱化之民”，强行迁徙到边城。据说秦民从此莫敢议论法令。
此外，《史记集解》转引《新序论》的说法:
“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鈇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於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馀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於天地，畜怨积雠比於丘山。”
北宋名臣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卷二·显王三十一年》中称：
“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
无论这两条记载是否属实，都反映出古人对商鞅的印象——执法严酷，毫不留情，敢于扫灭一切对抗国法的势力。我们习以为常的“法不责众”观念，在商鞅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可见，他是一个强硬无比的铁腕政治家。
刑治太子傅与尽迁“乱化之民”两事表明，除了秦孝公本人外，没有谁能跟卫鞅叫板。谁抵制变法，就会成为新法杀一儆百的示威道具。然则，大权在握的左庶长卫鞅，却没有趁热打铁在全国推行统一的新制度……因为，辣手如卫鞅者，同样也不得不对现实做必要的妥协。
有最高领导人支持，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权倾朝野铁腕治国，就可以一步登天搞定所有事情了吗？与秦孝公肝胆相照，卫鞅就可以马上大刀阔斧地全面铺开变法吗？
不能！不能！还是不能！
治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凭强硬的主观意志就能搞定。许多执政者误以为行政命令能解决一切问题。殊不知，这种官僚主义浮夸病最容易坏事，特别是像变法这样最高难度的任务。无视社会客观现实，无视各种社会矛盾的疏导，霸王硬上弓地推行新法令，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后世的王安石变法与戊戌变法就是著名的反例。因此，铁腕政治家商鞅也得忍着急性子，一步一个脚印地攻关。
商鞅变法的一大目标是建立中央集权制，整齐划一的新体制。正如《商君书·垦令》所言：“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这需要土地改革、税制改革、度量衡改革等措施来配合。
尽管卫鞅大权在握，也深得孝公信任，但就事论事，秦国各地区发展水平不一，旧的社会结构没改变，就算生搬硬套地推行各种大一统制度，也会扭曲变形，反倒祸国殃民。
因此，卫鞅给秦孝公的强秦计划书，不得不分两步走。
第一步先打基础，改变秦国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直到各地域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时，才能进行第二步——全面建设真正统一的新体制。对于这个现实，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主动的秦孝公与卫鞅，都有着清醒的认识与高度的默契。
也许，他们料不到第一步要花多久时间才能完成。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向实际情况妥协的必要性。两位年轻人把热血与冷脑结合得很完美。
再理想主义的铁腕政治家，也有不得不妥协的地方。秦孝公要计算一下，卫鞅的方案有多少可行性。卫鞅要计算一下，秦孝公能给自己提供多少支持。他们俩要共同算一下，手头有哪些可用的棋子，需要克服哪些阻碍。这些现实问题只能靠智慧、勇气、耐心来解决，情怀与梦想只能用来鼓舞士气。
假如没有必要的妥协，政治是玩不转的，变法是走不远的。务实，是做事者的美德。那位铁腕政治家拥有划时代的理想主义情结，难得可贵的是，他的务实精神同样出类拔萃。
尽管做出了种种必要的妥协，但商鞅与秦孝公依然掌握着主动权，按照自己的节奏稳步推进着。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双方争夺的焦点不在庙堂，而在基层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