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吴有性的《温疫论》来研究非典，认为非典的病因，传播方式，临床症状，病程进展均与温疫相似，吴氏的方药亦适用于非典早中期的治疗。
吴有性，字又可，明末清初著名医学家，姑苏洞庭人，因善治温疫，著有《温疫论》而闻名于世。2003年春季，当非典型性传染性肺炎（下简称“非典”）席卷大江南北的时候，笔者重读《温疫论》，发现它对今天的临床仍具有重要意义。
在吴氏之前，有些医家对温病已有所认识，但在阐述其病因时，总不能脱离外感“六淫”之束缚。对此，吴氏提出了著名的杂气论。杂气，是有别于六气的一种物质，在《温疫论》的自序中，他开篇第一句话就否定了六淫致疫的可能性，并认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吴有性把这种不同于六淫的异气称作“杂气”，杂气与普通外感邪气的不同之处在于：“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即与接触传染源有关，具有流行性和传染性。非典以高热、咳嗽、气喘为主要临床表现，中医属于“温病”范畴，从它的发病情况来看，非常符合杂气的特点，90%以上的人都是通过接触了患者而被传染，其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呼吸道，即口鼻而入。他又提到，“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从报道的资料看，非典的潜伏期为2天至2周，说明有一部分人受邪较轻，在诱因的情况下才发病。可见，虽然非典是属于祖国医学“温病”的范畴，但它又有别于我们平时所说的普通的温热病，它实际上属于吴有性所说的“温疫”。
吴有性认为，温疫之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膂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内经·疟论》所谓横连募原者也。”因为认为温疫之邪在半表半里之间，汗之不得，下之不可，只有驱使邪毒速离募原，“必待其或出表，或入里，然后可导引而去，邪尽方愈”，所以吴氏创立了著名的达原饮与三消饮，达原饮中槟榔、厚朴、草果均为行气辛烈之品，疏利达邪，芍药、知母、黄芩养阴清热，制前药之性。吴氏认为温疫进入人体之后，会发生传变，他把这种传变归纳为“九传”，即向表传变、向里传变、或同时向表里传变、或表里先后传变，实际上也就是向表和向里传变，邪气外溃，出现三阳经证，邪气内传，又会出现里证，对于已经出现传变者，他在达原饮的基础上，加上一些引邪外出之药，组成三消饮。如加羌活治太阳经的腰背项痛，加葛根治阳明经的眉棱骨痛，加柴胡治少阳经的口苦、呕吐、胁痛；加大黄治疗里证，使邪气溃散，表里分消；加生姜、大枣调和胃气。从这两个方的处方原则可以看出，吴氏结合了八纲和六经辨证，从表里和六经两个方向入手，注重邪有出路，因势利导，达到驱邪于外的目的。在向表传变而汗出不彻时，吴氏也使用白虎汤加减以清热宣透。
非典在临床上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期。早中期以热毒袭肺、湿遏热阻为病机特征。症见高热，或有恶寒；汗出热不解，头痛，身痛，肢困；干咳，少痰，或有咽痛；甚或气促，胸闷，乏力，口干，腹泻，恶心呕吐，或脘腹胀满，或便秘；舌红，苔白或黄或腻，脉滑数。治疗以清肺解毒，化湿透邪为法，处方多予达原饮、藿朴夏苓汤、三仁汤加减。早中期较短暂，随即进入极期。极期患者以热毒壅盛，邪盛正虚，气阴两伤，内闭外脱为病机特征。症见高热不退或开始减退；呼吸困难，憋气胸闷，喘息气促；或有干咳，少痰，或痰中带血；气短，疲乏无力；口唇紫暗，舌红或暗红或绛，苔黄腻或少苔，脉滑。治疗上标本兼治，以清热解毒，化湿凉血，并佐以扶正为法，方以清瘟败毒饮、王氏清暑益气汤、白虎汤等加减，并同时给病人炖服西洋参5～10g，红参5g.恢复期患者以气阴两伤，湿热瘀毒未尽为病机特征。症见胸闷，气短，神疲乏力，动则气喘；或见咳嗽；无发热或低热，自汗，焦虑不安，失眠，纳呆，口干咽燥；舌红少津，舌苔黄或腻，脉象多见沉细无力。以益气养阴、化湿通络为法，选用李氏清暑益气汤或生脉散加减。
从非典的治疗概况可以看出，吴氏的达原饮和三消饮适用于非典出现的早中期，虽然他没有提出温疫的病机含有湿邪困阻，但达原饮里含有较多行气药和辛烈燥湿的药物，同样达到驱除湿邪的目的。而到了疾病的极期，邪热炽张，达原饮的药物过于温燥，因而较少选用，而是使用白虎汤等清凉宣透之品。吴氏关于温疫的致病特点和病邪的性质，可谓作了非常精确而详尽的描述，但从其描述的临床表现及处方用药来看，当处于非典发病的初期和中期，而对极期及恢复期则很少描述，因此也缺乏相应有效的方剂。综观非典的临床进展，早中期接近于风温，极期和恢复期产生明显的伤气伤津表现，更类似暑温，它并不完全符合卫气营血的辨证，因为其后期亦很少热入营血，产生斑疹出血症状等，也不符合三焦的传变，多数病人仍然局限于上焦，但有逆传心包引起神昏谵语甚至危及生命等重症，湿邪几乎贯穿病程始终。但是用治疗风温和暑温的方法去治疗非典，还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因此，笔者认为中医药治疗非典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并可能需要创立一种新的辨证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