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将理论、历史和个人传记相结合的书籍，相比单纯的历史和理论解释，它相比于《理解媒介》更好理解，也更有趣味，在一个接一个故事里，了解到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一切的故事都从施拉姆对于传播这一方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他本没有学习任何相关新闻知识，也不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但是却成为了新闻学院的老师。在很年幼的时候，似乎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倒不是说他多有这方面的天赋，像是上帝想打压他的勇气一般，施拉姆从五岁开始口吃。这种口吃在一人独处的时候没有影响，但却夺走了在众人面前开口的机会。施拉姆却从这次自身口吃的原因找到了第一个研究方向，从约翰逊那里接受了口吃问题和社会语言学关系的传授，也通过对于自我表达能力的信心建立，这一小小口吃对施拉姆的课堂教学几乎没有干扰。因此施拉姆对于传播研究方面开始产生了兴趣。
除此之外，施拉姆在一开始在大学里选修的专业是英语文学，但他对陌生的领域心理学毫不畏惧。在发现自己缺少对于传播研究的研究方法的了解，心理学家那样对事件的思维方式，他果断地投入到各种学科里，汲取知识支撑。他的“能够做”精神使他毫不费力地踏出自己的舒适圈，投入陌生领域之中的勇气也是他成为传播学术领域的奠基人的可能之一。但在此时，他依旧还是一名文学人文主义者，对于知识的渴望使他只管向前，施拉姆肯定没有想过未来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这种无问目的的沉心奋进，不为达到目标内耗自我，不为与他人竞争焦虑不安，是我们在大学期间缺少却又最重要的一点。施拉姆的成就许多，却不是内卷，是将自己的人生“舞”到这种地步。
也是施拉姆未曾预料到的，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转折——二战的到来，它给经济和教育方面都带了重创和停滞，但同时这场战争给传播带了实践的机会，给传播学科的建立带来了机会。战争使得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聚集在了华盛顿，他们为了美国战时新闻局的舆论传播研究着，思考向美国公众传播怎么样的信息才能鼓舞士气。这也是大众传播模式最开始的模样，联系中国古代的“一鼓作气”最初的战鼓广告，我们惊喜地发现各种传播模式其实早就已经存在，只是缺少研究。于是施拉姆在这统计局和新闻战时局工作的15个月里，和华盛顿人N•麦克比所说的一样，从实践中知晓真理，才有了传播学科思想的成型。施拉姆才将自我定位由一个文学人文主义者转变成为了社会科学家。并且在战争期间，科学家们建立出的研究小组边聚餐边琢磨出了大众传播的具体研究方法，根据拉斯韦尔的5W模型整理出了报告框架。
在这一时期，科学家们也发现，美国的失败之处被有意识地少报道了，传播可以有目的性的掌控舆论风向，而掌控舆论这一行为是由复杂的因素所决定的。在战争结束后，施拉姆就根据以上的框架形成了传播教育学科，用战争中总结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开展了大众传播研究课程以及人际传播研究课程。再后来，“老爸”布莱尔的新闻观对这一课程有了新的指导意见。第一，他提出传播学不是仅仅为了成为记者，为了实践而产生的课程，更多的是为了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生产出更为好的报纸和新闻，重视民众对于讯息的反馈作用。第二，虽说给这一学科定了性，但不意味着实践技能对于传播行为是不重要的，布莱尔仔细展开了对当时报纸的研究，传教传播所需的基础知识。第三，他和施拉姆达成了共识，研究大众传播无疑是需要跨学科、多学科的理论知识支持，特别是社会学科类的，所以研究传播的学生同样需要学习心理学、社会学等部分课程来丰富思维方式支撑自己的研究。在如今，对于新闻传播学类的学生的要求依旧如此，甚至学科交叉融合，创新能力要求更高了。
同时布莱尔针对某些办报方针，例如之前美国对于失败的逃避和有意识的忽略他十分欣赏批判学说。只有看到了事情的双面性，才算是客观的。如此，他的思维对于传播学说来说是强有力的一次推进，传播学说变得更加偏向学术性，也是批判学派的最初起源。
在这次阅读中，施拉姆的人生经历确实是“活在当下”的最好实例，也让我对于二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凡事都有两面性。通过该学科的建立，我明白了跨学科知识的学习说到底是为了支撑我们的研究实践，对于我现在所习得的设计类课程、市场分析课程以及专业传播课程又恢复了一丝学习动力。希望在这本书中，我也能找到自己想要研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