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内地有一片边界，曾是用于防止偷渡和走私的缓冲区。1997年之后慢慢缩小，有些地方已变成了一条，即以深圳河为界，有些地方依然是一片，即和深圳接壤的沙头角邨。

名字也神秘：边界禁区（Frontier Closed Area）。有多禁?即便是港人也需通行证出入；进入中英街的通行证有效期只有一天，早年没有银行，一次不能带超过一万的现金。

一河之隔的深圳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城市化，现在全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香港禁区的面貌更像是纪录片：人类消失后的世界—— 凋零的村屋，广袤的鱼塘湿地，连绵的山体。

物理的边界，也许不止阻挡偷渡人和走私货。

香港的语言主要为两种：粤语和英语。聊天时粤英夹杂。文字也不尽然是传统的繁体字，看起来更像“自创”体系，写法、意思和内地完全不同，如果有人说“哦抬压抬”，写下来即是“我睇一睇”，意思是我看一看。粤语语法也有自己的章法，惯用倒装句，不说我先走，要说我走先，我已经吃饭了，要说成我食咗，“咗”意为动作完成，有古汉语的味道。

不论公交车身上的广告语，媒体用语，商家促销宣传，都是粤语文字，若在新华字典里，应属难检字，太少用了。

第一天出门吃饭时，我路过一家快餐店排长队，橱窗里各色小菜看着很是诱人，有我熟悉的咕噜肉，我决定试试，但是很难看懂套餐选择：双餸28，加餸36。问了前面排队的阿姨，她虽只会说粤语，但好歹同一个词可以同义替换反复解释，最终勉强听懂。双餸即是两菜一饭，加餸即是再加一个菜。

同说粤语的广州，粤语环境不像香港那么野生，媒体和商家用语都是普通话。初来香港的人，要重新学习一门语言。

一次打车，司机大叔不会说普通话，便粤语配上他丰富的表情和手势，他指着收音机说最近在学普通话，开心的样子也感染了我，我听得明白，就是粤语哑巴，面对大叔的热情，我心有余而力不足。

97年以前很少港人听得懂普通话，据早年到港谋生的姐姐回忆，那时候的香港几乎见不到从前吃的内地蔬菜：折耳根(鱼腥草）、椿芽、小米辣、丫丫菜。后来内地蔬菜成了供港主流，她终于得偿所愿吃到家乡菜，但因小孩和老公更喜欢西式，她便偶尔给自己另开小灶。

若不家中下厨，在餐馆里吃饭面临的困扰不仅是价格贵，还有拥挤，运气不好去一些店，店员听是普通话，态度又冷淡起来。点菜时，不催单，阿姨们坐位置上静静看菜谱，神情似在看一篇优美的散文，数分钟后，服务员才过来问。情侣有说有笑的讨论点哪一个好，也不着急，好像选择的过程本身很有趣，是过家家游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爱意表达。

大多数路边餐馆空间是狭长的，坐在位置上吃饭时动作要有所克制，前仰后合不太可能，刚放下筷子准备休息一下，店员会问你是不是吃完了，接着就立刻七手八脚收拾面前碗筷，有“逐客”嫌疑，或许只是文化差异，但被驱赶的不适感挥之不去。买单要拿小票自行到门口的柜台处，起身时得先看看有没有其他桌的人起来，若两人同时走，要侧身相贴才能过。

香港似乎是少有请客文化的，流行西方的AA制。也少有宴请到家中的，不知是否房子太迷你的缘故。若请到家中吃饭，又是异性，便是“暗示”。 贵州某些古老的布依族寨子里，若杀了鸡，邀请异性到家，欣然前往，便确定了“男女关系"。不同文化下竟对男女关系有相似的理解，这是不浪漫还是保守，或者传统呢？

旅游或出差，港人几乎每年都去欧美或日韩，很少来内地，更甚者至今都未曾踏足。他们中部分对内地的印象停留在几十年前：不排队，乱吐痰。不知这是否是他们不到内地旅游的原因。

香港也许是有序的。车从不礼让行人，一切看灯指挥，行人越界只会得到猛力按下的急促的喇叭声，习惯了开飞车的司机很烦躁吧？没了礼数与退让，也就没了表达感谢的机会，无言无语，又何来人情味？只有规则。

路窄楼高，物价高昂，我总觉得局促慌张，只怕是收入所限，没有体验宽敞松弛的权利，如此，大部分人都没有这项权利。租房一年的钱可以买一部车，一个月的伙食费和交通费相当于内地公务员一个月的工资。很多香港人做双份工作，便有了解释。总说小城市的人懒，莫不是没有香港的高强度生活压力，不用为生存费力奔波，退一步有房有田。

明白了努力之下的无奈，是不是可以不必看低来自小城市的自己，不必看不起一辈子待在小城市也不去看画展的熟识，不必朝圣自己不曾有过的优渥，不必追逐收入不足以支撑的纸醉金迷。

谁知道，过了今天，会有怎样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