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不少友谊的佳话，比如俞伯牙和钟子期的知音之交，管仲和鲍叔牙的管鲍之交，陈重和雷义的胶漆之交，孔融和祢衡的忘年之交等等，彼此都是情深义重，让人感动。不过不管什么样的友谊，要想上升到最高层次，都离不开两个字，那就是“懂得”。

“懂得”不是简单的相互理解、相互欣赏，那只是浅层次的。只有达到精神世界的高度契合，“无言也默契，无语也知心”，才算是进了一步。进而能够无条件相互信任、相互珍重、乃至于相互成全，那才算是领悟“懂得”的真义了。

欧阳修和梅尧臣的友谊，似乎不那么引人关注。因为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的交往的话，那就是“平淡之交”，也就是典型的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什么传奇的故事性可言。但正如文章一样，“平淡而山高水深”，恰恰因为这“平淡”，反而更显隽永和可贵。他们之间，是完全可以用“懂得”二字来形容的。

欧阳修的交游圈子很广，王公巨卿、贩夫走卒、僧徒道众，都在他的朋友之列，他还喜欢给身边人介绍朋友，比如就给苏轼介绍了惠勤、惠思两位高僧。不过要论到他这辈子关系最要好、最让他牵挂的朋友，那就非梅尧臣莫属。

不信读一读他晚年写的《六一诗话》，这其实是一部回忆性质的著作，记载的多是同时代的诗家趣事，以及他对诗人、诗句的品评。几乎每隔这么几段，他都要提到“圣俞”（梅尧臣字圣俞），圣俞的诗如何如何好，圣俞和别人比起来风格特色什么样，圣俞对某问题是怎样看的，圣俞曾经对我说了什么什么，别人最喜欢圣俞的哪几句诗等等，真可谓念念不忘。而这时候，梅尧臣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但很显然，在欧阳修心目中，他依然是活着的。

正是通过这本诗话，我们了解了梅尧臣的不少创作观念，比如最经典的“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还看到了对他诗歌特色最精当的评价：“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能抓住这些，显然是抓住了精髓。

欧阳修和梅尧臣相识于洛阳，那时候他们都是刚步入官场的普通公务员。两人都有诗回忆过相遇情景，欧阳修写道：“三月入洛阳，春深花未残”，“逢君饮水畔，一见已开颜”；梅尧写下：“春风午桥上，始迎欧阳公”。两人可谓一见如故。

梅尧臣很早就有诗名，又比欧阳修大几岁，欧阳修对他很尊重，称赞他：“圣俞翘楚才，乃是东南秀”。他们以及身边的一群青年同事经常一起结伴游山玩水，共同游览了香山、嵩山、龙门等洛中名胜，每到一地都互相唱和，留下了不少诗文佳作。比如两人都写下了游嵩山组诗12首。梅尧臣精于诗歌，因而对于欧阳修诗歌中的“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都能够一一指正，帮助他提高不少。

洛阳的这帮青年才俊情谊深厚，结成了所谓的洛中“七友”和“八老”，其中梅尧臣号“俊老”，尹洙号“辨老”，只有欧阳修对别人奉送给他的称号“逸老”不大满意，自称“达老”，因为他认为“放逸”不符合儒家之道，称之为“达观”倒是可以接受。他在和梅尧臣的书信中反复讨论此事，也可以看作一件文人趣谈。

在很多场合，他们都会向其他人推荐、夸赞对方，这种夸赞发自肺腑，也成全了对方的名声。后来梅尧臣调任河阳，只能在出差的时候偶尔来洛阳。在为梅尧臣饯行时，欧阳修写下了送别的序文，称赞他“志高而行洁，气秀而色和”，一定不会混同于庸众当中，而梅尧臣后来也有文章记述此事。即使两地相隔不远，他们也经常有怀念对方的诗歌。

可惜梅尧臣虽然以诗歌名世，被称为宋诗的开山祖师，但却一辈子仕途坎坷，沉沦于下僚，甚至生活都一度陷入贫困当中。他的人生际遇比起欧阳修来说要差远了。因此欧阳修经常替他抱不平，认为以他这么好的学问和才华，理应被朝廷重用，写下大雅之音来歌颂朝廷功德的，如今却只能寄情于草木虫鱼，发出羁愁感叹之言，实在是可惜。（《梅圣俞诗集序》）

欧阳修懂得梅尧臣的价值，但朝廷不懂，而梅尧臣也不屑于奔走于权贵之门，因而一辈子郁郁不得志。但正所谓“诗穷而后工”，穷困坎坷的遭遇，反而成就了他对诗歌艺术性的追求，成为了一个更加纯粹的诗人。也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我想更多的是不幸吧，“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身后名声再大，也慰藉不了生前的本人。

不过好在他还有欧阳修这样一个知音。能够见证文人之间深厚友情的，当然是文字。欧阳修的《文忠集》中，写给梅尧臣的诗有67首，祭吊诗2首，书信46通，送行文1篇，祭文1篇，像赞1篇。在梅尧臣因病去世后，欧阳修还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铭，编定诗集，并作有诗集序和后跋。梅尧臣的父亲梅让、叔父梅询和妻子谢氏去世后，也都是欧阳修撰写的墓志铭。梅尧臣的《宛陵集》里，与欧阳修的寄和之作更是多达139首，可惜的是，《宛陵集》里并没有保存梅尧臣写给欧阳修的书信，如果保存下来，想必也是十分可观的。

比起杜甫对李白一厢情愿的崇拜和牵挂，欧阳修和梅尧臣之间，算得是相知相惜、莫逆于心了。他们有对诗歌、文章旨趣的共同主张，有对儒学之道根植于内心的共同信仰，这些奠定了他们交往的基础。虽然聚少离多，却经常书信往还，精神上的交流，比之于现实轨迹的重叠，对于人生来说显然更有意义多了。对于对方拜托的事儿，他们都义不容辞去完成，遇到好物件，也会赠予对方，相互分享，这些都是人情之常，但也正是友情的动人之处。他们的识人眼光还特别一致，比如欧阳修在主考礼部时，推荐梅尧臣做了副考官。他俩都特别欣赏苏轼，都愿意选拔那些文风畅达的考生。在这点上，说明他们的心意也是相通的。

欧阳修晚年一直特别想退休，过上安闲的生活，因而和梅尧臣约好一起买田颍上。约梅尧臣而不约别人，正说明了梅尧臣在他心目中的特殊分量。只可惜梅尧臣在汴京得了传染病，58岁便去世了。十年后，欧阳修终于实现了退休的愿望，却再也找不到梅尧臣做他的邻居，只能在诗文中寄托对他的怀念了。想必他内心还是很遗憾的吧。

不过，能遇到一个精神世界在同一个层次的知己，相互之间的交往只关乎性情、志趣，不涉及利益、荣辱，不论境遇如何，都不曾中断联系， 并将这种平淡如水的交情保持一辈子，欧、梅二公，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以此言之，欧阳修似又不必感到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