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东坡的印象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存在，以前对他的印象大多都在课本里，但对这个人却没有太多的了解，在《承天寺夜游》中的最后一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尔”中，当时的笔记是，什么阔达的心态啊，闲适淡泊的心境啊，读过书后，才知道这首诗是在黄州所作，在这一段艰苦岁月所作之作，总不会太闲适淡泊吧。
在书中，王安石变法也作为一个重点被详细的介绍，通过书中文字的描写，我们看出林语堂先生对王安石变法是持有一种否定的态度的，而苏东坡却在这场变法中站在了对立面上，甚至还遭到过迫害，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时代，王安石也是一个大文豪的存在，但作者这种一边倒的态度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苏东坡的个人偏爱。
苏东坡在文中的大致有两个明显身份，政治家和文学家。作为政治家的东坡是怎样的呢？尽管历史上真实的苏东坡，在北宋自王安石变法以来的激烈的政治斗争环境下难以真正做到置身事外般的“超然”，然而在作者的重构和阐释下，东坡成为新旧两党丑陋党争中唯一的正人，也是唯一能够体察民间疾苦，真正做到为民请命的“政者”。这其实为苏轼仕途上的坎坷跌宕塑造了一个很好的悲剧语境——正是因为夹于两党之间，又难以独善其身，苏轼成为新旧两党攻讦的对象，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困境，苏轼最终，才落到流放岭南的穷途末路。而一个如圣人存在的苏子，被逼的如此下场，作者将矛头对准了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不仅用“拗相公”一章专门抨击王安石；在其后，我们都能看到作者对王安石变法及其引发的政治斗争的不屑于不满。在作者的解构下，东坡的政治生涯呈现出一种戏剧化张力。最后的悲惨结局，也就不难解释了。
而文学人格上的苏东坡呢？苏东坡于文学上的成就远高于政治上的成就。作者以一种平行架构的视角，强调了政治上的苏轼与文学上的苏东坡“交替出现”的场景感，而往往在政治上失意的苏轼，又同时是文学上高产的苏东坡——无论是谪居黄州的顿悟，还是驻守苏杭的缱绻；无论是《赤壁赋》的高远清雅，还是《饮湖上初晴后雨》的清新浪漫，作者在叙述文学人格的东坡居士时，大量引用苏轼的原作，其实是希望读者更多地以纯文学角度赏析苏东坡，从而感悟他的思想，仰慕他的人格，最终惊叹他处变不惊的心性。文学人格的东坡，是豪迈与清婉的结合体，高雅、唯美，同时充满着柔和，力求在历史语境中做到客观的作者，便在文学阐述上对自己所爱的苏东坡，倾注出无限的情感。
而当苏东坡晚年看到自己画像时，说出“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时，那种凄凉与无奈也是尽显无遗了，《苏东坡传》打破了我多年来对圣人童话般的幻想，却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