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惭愧：70多岁才出第一部长篇小说！
想当作家的愿望那可是早啊！步入初中时就有了这野心。“野心”把年轻的心装得满满的，有时连做梦都在想着如何实现，只是不好意思告诉别人一一除了父亲沈万禄、母亲朱凤英不用告诉，因为他们没有念过什么书，不知作家是个什么官，当官怎么要“坐家”里？
记得好像是苏联伟大作家高尔基有过告诫：青年人不要一开始就写长篇小说，而应当从写短篇开始，尽管我那时对高尔基十分崇拜，但对他这句忠告却听不进去，偏不信小青年就不能写长篇小说，为此还在文坛上找成功的例子，比如，就找到了巴金。于是，“叛逆”的我在初三就开始写长篇小说，写了三四年居然写完了，30多万字，书名叫《山里人万岁》（还叫过《新农村》），内容是有关农业合作化进程和风云的，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我那正当基层干部的父亲沈万禄。恰在我想把书稿送到出版社时，杰出作家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出版了，我赶紧从图书馆借来读，读后竟羞愧满面——我那作品怎么就那么直白、浅薄、幼稚、可笑？我没勇气把书稿送到出版社去，只好把它压在纸箱里（那时穷得没有木箱，更没有棕箱、皮箱）。谁知，“文革”中，即1967年1月8号晚上，6个“造反派”男女到西安市东大街老陕报社我住的半地下室平房里搜查，把我的书稿等物搜走了，大概是一个月后他们把其他物件退给了我，但这部书稿却没了下落。
应该说吃一堑就应长一智，但我吃了一堑并没有长一智。我那时固执地要继续写长篇。“而立”之后，我又倾其全力，写了一部30多万字的篇小说，书名叫《长工之歌》，依然是农村题材，但写作的主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主人公是一个受尽极左路线折磨的农村支部书记，但他仍然要为那条路线“当长工”而“不打短工”！这部书稿，应说构思奇巧，语言活泼，生活气息浓厚，但就是“灵魂出窍”，在“文革”已经死亡、极左路线被彻底清算的新形势下，已完全没有出版价值，于是，打入冷宫，30年不问。
不相信高尔基的话，在文坛前的台阶上跌跌撞撞，碰得鼻青脸肿，这才回过头来，在写“本报讯”及散文、杂文、评论的同时，写写中短篇小说，果然发表了一些。
在创作上没有什么成绩，这并不能据此推断我懈怠过，没有，真的没有！我这些年唯一问心无愧的就是我对文学没有懈怠过。“文革”中的挫折和苦闷确有很大的消蚀作用，但我在学习别人，特别是那些在“文革”中被无情打倒的老干部，他们的坚强与忠诚极大地教育、鼓舞了我，帮助我不断地调整心态，阻止了消沉，保持了对祖国、对政治、对新闻、对文学的失志不渝。记得有一年秋天我出差顺路到杭州西湖游览时，看了苏堤后感触颇多，当即写了一首破诗：“曾立东坡志，未习苏公才，常此送终日，西湖没脸来！”这也算自我批评、自我励志吧！应该说作用还是有的。
送到读者您手中的这部长篇小说，为何起了这么个怪名字——《莫拉尔小姐》？前几年得知我在写这部小说后，有人就问：“你写的是外国题材呀？”“你写的是少数民族的事吗？”当然都不是。记得上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副刊版上发了一篇文章叫《重提莫拉尔小姐》，说我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后提出了“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之后不久，认为救国光靠这俩“先生”还不够，还应有“道德小姐”，于是，不久就又提出了“莫拉尔小姐”，即“道德小姐”，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然，那时不会想到创作时要用这作书名，但后来在构思这部主要想写“文德”的长篇小说时，蓦地想起了《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于是我就用这做了书名。牵强乎？明白作者的初衷就行。
小说写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这个时间段的中国，遭受了“文化大革命”浩劫，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举全党之力拔乱反正，十几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文革”的破坏力、杀伤力太大，流毒太深，因此，共和国不可能在一个早晨就能正本清源，很多方面还残存着“文革”的伤痕，乃至“桎梏”，人们还不能“撸起袖子”干，文学园地亦然，广大作家也是在经济困难、住房困难、写作困难、出版困难中苦斗、奋进。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住房困难，为怕灯光影响妻儿，用报纸苫着台灯，最终失火、惊魂；案例通讯《她们，在这里雪耻》被人某改为《风流女子卖笑记》转载，有人偷偷到出版局去调查，想整人；写的小说因“太正统”而被拒出版；等等，都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我能没有心酸吗？能没有感慨吗？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我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逐步获得了“解放”，心情好了，有机会说话、歌唱了，能自由发声了，可以说：《莫拉尔小姐》就是我的“录音带”。
“嘤嘤其鸣，求其友声”。作家在笔下“嘤嘤其鸣”，为的是在读者中“求其友声”，可以说“读者就是作家的上帝”，而这“上帝”可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而是亿万个，且这些“上帝”也在“与时俱进”，他们的口味变化很快、很大，有不少“上帝”宁肯低头读手机上、电脑上某些错别字连篇、文理不通，仅仅因为字里行间里有“快感”的所谓小说，却大喊“《红楼梦》我看不下去了”，气得全国作协老主席王蒙大发脾气。怎么办？迎合？作家的责任呢？不予理睬？书有销路吗？这就是主旋律与可读性给广大作家的困惑。我也困惑过，有时为此夜不能寐。但良心告诉自己：得坚守阵地！得坚守文学高地！得顾作家的人格和廉耻！得用干净的笔来写作！我在书中着意描写的那些个算得上是“大写的人”的人，是我的“文学主张”的着意流露。我当然没有轻视“可读性”，且拼命下功夫，自认为是有收获的，读者你看呢？
文学创作是耗力、耗心，别人看不见、且无法“代耕”的劳动，个中的辛、酸、苦、辣、甜，自知、同行知，谁还知？
《莫拉尔小姐》写了十多年，可谓文学园地上的“胡子工程”。其间，“阻止施工”的麻烦虽然没有遇到过，这缘于党的文艺政策好，但竣工后“检查的”、“验收的”好生苛刻，而我生性不愿低三下四地去求人，旧时的教书匠都“不为五斗米折腰”，何况我沾新社会的光，还不缺那五斗米，哪里肯为出书去“折腰”？这就是这个宝贝“怀过月”的原因。谢天谢地，总算没有“胎死腹中”。
计划中还想在有生之年把另外几部长篇小说捧给读者，不知马克思会不会让我过早地让我到他那里去“报到”？
《莫拉尔小姐》付梓出版时，我情不自禁地要感谢著名女书法家周雅莉为我的拙作题写了书名、杨筱同志精心设计了封面！要特别感谢热土知己刘广全、王昕、刘焕、党广福、郝长华、谭道臣、任长中、童文鼎、聂宏炎、方英洲、路勇、张凤云、陈伟峰、周思华、李贵平等同志的相助！忘不了挚友高英杰、张永辉、曹彦、张海潮，妻子吴瑞云，儿子沈祯江，女儿沈丹骊和女婿赵健，侄子沈祯祥及阮联霞夫妇，恩师刘捷（刘金淼）,学生何金萍，年轻的同事崔安定、袁红、徐娟、张宏敏等，为我做了不少辅助工作，在此一并深致谢意！
沈庆云
2016年夏日 于陕西日报社家中
作品人物告白
赵金山 （男，省作协名誉主席）:
作家责任重！
廖陆渊 （男，省作协主席）:
作家迟早都会死去，但文学之树长青！
铁 新 （男，青年作家，省作协常务理事）:
为了文学，在文学这颗树上吊死也是烈士！
杜 静 （女，青年诗人、书画家）:
海有海的性格，岸有岸的尊严
你是海，我是岸，……
高 铭 （男，省作协副主席）:
写坏书就是给他人挖坑！
王赫男 （女，省作协党组书记）:
山高人为峰，人高文为峰，
文高德为峰，无德万事休。
苟安星 （男，著名文艺评论家）:
文化艺术圈子里，道德和狗不得入内
——我说的是某些人的文学园地。
孔繁仁 （男，省作协副主席）:
昔李白杜甫，略输文采；
贯中雪芹，稍逊风骚。
香港文豪，金庸大侠，只会描写耍大刀。
俱往矣，出文坛泰斗，我辈今朝！
夏 海 （男，民营企业家，一方土豪。后任省作协非驻会副主席）：
现在世界上没有拿钱买不到的东西，
包括官员、记者、女人和文学。
任 仁 （男，作家，长篇小说《少女情梦》的作者。文艺出版社小说编辑室主任）:
我看如今是“金瓶梅时代”，
读者和观众想看的是穿皮尔卡丹的西门庆
和着比基尼的潘金莲。
杨弄弄 （女，“新新人类”作家）:
四肢健全的人用手指头写作，
上肢残疾的人用脚趾头写作，
小女子我敞开胸衣用乳头写作，
手指头、脚趾头和乳头，
这些都是人类自己身体上的一部分，
我怎么就见不得人啦？
高 寒 （男，副主席高铭的儿子。网络文学作家）:
什么人民大众、人民小众的？
网络语言就是说给网虫听的，
是网虫他就能听懂。就像在林子里，
公鸟见了母鸟想做爱，
它的嘤嘤其鸣，母鸟就能听懂；
又如公狗……
天地间、人世间不都是这个理吗？
(注：书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和相互关系，以他们初次出场为记，大多未考虑此后的变动。）
作者简介：
沈庆云，男，笔名为沈恨舟、江父。陕西省商南县青山镇龙门村人。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函授本科学历。高级记者、作家。曾任陕西日报社政治理论部、政治法律部主任，陕西省新闻专业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西安市商南商会名誉会长。1995年，荣获“中国法制新闻宣传百佳记者”称号。正式出版有长篇小说《莫拉尔小姐》，散文集《大地萍踪》，理论专著《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与陈四长等合作），新闻专著《新闻编采自我谈》及《墨迹与足迹》，法律专著《新生答问录》（与妻子吴瑞云合作）等书。在全国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数百篇（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