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有个盛产咸鸭蛋的水乡， 叫高邮。
1920年3月5日，春风和煦，河边的大风车在欢快地转动着。
当地一个颇有声望、家境殷实的“儒商”家庭中，
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年仅三岁，母亲便因肺病离世。
年幼失母，本是一件极其不幸的事情。
好在，他有一个十分疼爱他的父亲。
汪曾祺的父亲是一个文武兼备、多才多艺的人。
他是运动员；会武术、会骑马、会游泳；
会吹唢呐，弹琵琶、拉胡琴，熟悉各种乐器；
爱好画画、刻图章、喜藏石。
汪曾祺的父亲还爱好手工，是个手很巧的人。
元宵节，为儿女用珍贵的材料做精美的荷花灯；
清明前后，他亲自糊蜈蚣风筝，带几个孩子在麦田里放风筝；
夏天，给孩子做养金铃子的盒子；
秋天，在西瓜皮上镂刻做西瓜灯。
汪曾祺的父亲聪明、随和，喜欢孩子，爱带孩子玩。
为了让孩子们高兴，他从不怕费事。
有这样一个充满兴致的父亲，汪曾祺度过了一个美好而又快乐的童年。
汪曾祺母亲走后，父亲亲自照顾他。
他少年时投考南菁中学时，和父亲一起夜宿市庄的客栈。
晚上有很多臭虫，父亲就用蜡烛油滴在臭虫身上。
汪曾祺美美睡一觉醒来后，看到席子上有很多油点子。
而父亲一夜未睡。
汪曾祺读书时擅长写作文，而数学不行。
他的父亲就拿他的作文给人看，并不因为数学不好批评他。
汪曾祺画画时，虽是瞎画，父亲也不指指点点。
练字时，只会给他一些建议。
他初中爱好唱戏，在家里唱青衣，父亲就旁拉胡琴相伴。
汪曾祺十七岁初恋写情书，父亲还帮忙出主意。
俩人一起抽烟喝酒，多年父子成了兄弟。
这种父子间的相处方式是非常舒服、同时也很有爱的。
一个人成长的某个阶段，父亲的角色对孩子的成长以及以后的人生影响至深。
父亲给汪曾祺的不仅是爱，更多的是教会了他对待生活的正确态度。
这让他在以后人生中灰暗的日子里，仍能拥有广泛的兴致、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一颗赤子之心。
小时候，汪曾祺的脖子生了一个恶疮，他的父亲便带他找朋友张冶青治疗。
张先生用手术刀豁开伤口，挤出脓血，并拿绷带蘸药塞进伤口处理。
没有麻药，他的父亲就往汪曾祺嘴里塞蜜枣。
张先生直夸小汪曾祺做手术也不喊叫吵闹。
在《旧病杂忆》中，汪曾祺写道：
“以后，我这一辈在遇到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病痛时，我很少哼哼。
难免要哼，但不是死去活来，弄得别人手足无措，惶惶不安。”
这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汪曾祺平和旷达可见一斑。
他的一生历经无数的苦难和挫折，以及不公正待遇，
但他却极少愤怒抱怨，而是平静地看待周围的一切，
用乐观诗意的笔触书写自己的传奇人生。
1939年，日军占领南京、上海，内陆陆路交通中断。
为了读书，汪曾祺几经周折，经香港、越南到达昆明，还曾在越南染上疟疾。
同年夏，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在联大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情。
只见联大师生携书籍或贵重物品，顺着一条古驿道往昆明市郊走去。
当中也有谈恋爱的青年学生，成双成对地走着。
到了一片舒适的马尾松林处停下，旁边还有卖各种各样零食的。
五味俱全，什么都有。烧麦芽糖的、炒松子的，好不热闹。
这是郊游么？
非也，而是跑警报。什么是跑警报呢？
1939~1940年间，战事紧张，昆明也三天两头有日军轰炸的警报。
学生、市民听到警报就放下功课或活计，往郊区的开阔的地方躲避。
战争扰得民不聊生、学生不能安心读书，这是多么惨痛苦难的岁月。
汪曾祺却以一种“儒道互补”的不在乎精神，将其讲述得悠闲从容，
苦难在其笔下不过一场旅行！
1944年汪曾祺于西南联大毕业，其实只能算作肄业，
因为体育英语科目不及格未能拿到文凭。
几年间他辗转于昆明和上海，靠教书维持生计。
在昆明教书期间，结识妻子施松卿，后随妻子一同在北京工作。
1950到1958年，汪曾祺先后任《北京市文联文学刊物》和《民间文学》编辑。
工作时，汪曾祺审稿非常认真，有时能从别人废弃的稿件中找到有价值的文章刊登出来。
在《民间文学》做编辑的两三年，是汪曾祺事业的顶峰时期。
不仅领得工资高，而且职位相当于执行主编，但这也为他后来被戴上“右派”帽子埋下了祸根。
由于权力大，加上爱较真，不做搞关系之事，自然得罪了一些人。
1958年夏，因为一些莫须有的文学罪名，“右派”的攻击就降临到了汪老头上。
在批斗会上，汪曾祺认真聆听记录批判的同志揪出的罪名。
听到对《早春》中一句诗“远树的绿色的呼吸”，的批判，
他不禁愕然。
看来批斗的同志也也是生拉硬拽地强找说辞，管他什么罪名和处分，都只盼这批斗会早早结束。
自己作为一个“罪人”，竟觉得批判他的人也是可怜，就没有了怨恨，甚至同情起来了。
“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如莎士比亚说，所有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
不是我看不穿，而是我已入剧情。
最终只是定为“一般右派”，被撤职下放到劳改农场。
从1958到1961年，这四个年头，汪曾祺被分配到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劳动改造，无非是去干一些农活、体力活。
这个时期，汪曾祺已将近40岁，对于一个体育都不及格的文弱书生来说，的确是一个煎熬。
在农村，赶车、锄地、扛麻袋、起猪圈、刨冻粪等这些重体力活，他都咬牙挺过去了。
其中最重的活叫“跳”，也是年轻有力的壮汉干的活。
粮食入囤时，没有传送机械，就需要人力扛着不扎口的麻袋，
从一个斜架于地面和粮囤之间的木板上一步一步从低到高走上去，把粮食倒入囤中。
汪曾祺就这样扛着170斤的小麦上“跳”，回家探望时，还很兴奋地汇报他学会的农活。
几年的劳改时期，是汪曾祺人生最艰苦的一段时光。
然而在他笔下，从未用批判愤怒的语言来讲述自己的所遭遇的种种磨难，
反而这些生活还很有诗意。
对于苦难，他总是一笔带过。
在《食豆》中关于绿豆，这样写道：“绿豆在粮食中是最重的。
一麻袋绿豆二百七十斤，非壮劳力扛不起。”
这个经验就来源于劳改时扛麻袋上“跳”了。
全文只此一句轻描淡写，更多的则是有关绿豆的食物及吃法！
后来的活相对固定在果园了，也轻松了一点。
在果园侍弄果树，一切草木在他眼中都充满了生命的色彩，由此生出了许多浪漫的感触。
一篇《葡萄月令》详细记载了一年十二个月葡萄园的春夏秋冬和他对岁月的款款深情。
“葡萄园水气泱泱，沁人心肺。”
“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完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
“葡萄窖里很暖和，老鼠爱往这里面钻。它倒是暖和了，咱们的葡萄可就受了冷啦！”
欢快幽默的描述，倒像是主动隐退于自然中寻找快乐的人，哪里像劳改的囚徒！
在冬日的晴天，他和同伴高兴地为果树涂白。
张家口收萝卜，爽快地边收边吃脆甜多汁的萝卜。
在贫瘠的西山种树，也能从摘酸枣、烧蝈蝈充饥中找到快乐！
用DDT喷杀害虫粉蝶时，也不忘了为粉蝶绚丽的色彩感到惊喜。
整个夏天在为果树喷波尔多液，所有的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还说波尔多液是很好看的天空蓝。
琐碎单调的农活，他却能干得有滋有味。
汪老还有丰富的业余生活：农闲时演戏、帮演员化妆、画画、办画展。
关于“右派”这段时光，汪曾祺在《随遇而安》中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在沙岭当“右派”期间，回北京探望家人时，汪曾祺用木盒往家里带点吃的。
一个装食物的小木盒，都成了艺术品。
不仅做工细致，还在盖子上精细地描着五朵活灵活现神色各异的菊花。
一种脱尽浮华之美油然而生，让人忘却了现实的苦楚。
对一个人来说，真正难的不是外界环境的煎熬，
而是时刻保持一颗乐观、平和，热爱生活的心。
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吗呢！”
1960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帽子，
但还继续为所里做些杂活，心情当然更轻松了。
农科所在沽源有一个下属单位“马铃薯研究站”，这里集中了上百种马铃薯品种。
为了整理研究数据，站里需要画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 ，
这个差事就落到了汪曾祺身上。
1961年8月，汪曾祺从张家口来到沽源。
沽源位于内蒙古高原，属于高寒地区，冬天非常冷，积雪可与城墙齐高。
这是一个绝塞孤城。据说在清代，官员犯了事，就会发配到沽源，真正鸟不拉屎的贫瘠之地！
初到沽源，汪曾祺在城内溜达熟悉环境。
竟无意在墙角发现了几从波斯菊，淡雅地开着浅紫色的花！
在四季如春，土肥雨足的昆明见到这种花不足以为奇。
但在这少雨多风的塞外孤城存活、绽放，竟显得愈加娇艳、夺目!
植物强劲的生命力带给汪曾祺莫大的感动与鼓励，他不禁感慨到：“谢谢你，波斯菊！”
不管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植物都会努力地汲取养分，适应环境，最终开出花朵、结出硕果！
一株卑微的植物尚且如此，人的生命力与承受力也该更旺盛！
在沽源，汪曾祺的生活倒是轻松畅快了许多。
因为没有人管了，不开会、不学习，自由自在，每日工作也无定量。
趟着露水到地里，掐一把花和叶子，回到办公室，插在玻璃瓶中，照着画。
画完花和叶子就是薯块，画完就把薯块烤熟，吃掉。
这对于汪曾祺可是美差，管他环境多么苍凉，世道多么险恶，谁能有我吃的马铃薯种类多？
这苦寒的沽源，简直比艺术写生还要惬意快活！
摘帽之后，汪曾祺到了北京京剧团当专职编剧，
期间创作了2个短篇小说和3个京剧剧本。
京剧本来是他熟悉的领域，本以为就可以这样安心地搞他的艺术创作，
然而却又一次不幸地卷入一场政治漩涡。
1963年~1964年，汪曾祺听从江青指派的参与改编京剧《沙家浜》和《红岩》，这时文化大革命轰隆隆地来了！
因为剧本《小倩》和《雪花飘》几句词“不合时宜”，还有“右派前科”，汪曾祺被打为“走资派”！
抄家、批斗、罚跪、进“牛棚”，劳动、学习，样样都少不了。
汪曾祺这回劳动主要是劈柴、抬煤，这倒是比当“右派”时轻松了，就是活太脏！
衣服里里外外都是黑煤渣子。
汪老在干活时，他的儿女们去看他。
他正掮着扁担准备担煤，见到了儿女们，也不尴尬难堪。
平心静气地让他们去看批斗他的大字报：“老右派，新表演”。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江青要看他的戏《山城旭日》，要求他参加。
就这样早上还在劳动，晚上就陪领导看起戏来，连脏衣服都来不及换，稀里糊涂地就给“解放了！”
后来除了些新剧本，就是没玩没了地改《沙家浜》，抓紧将“革命样板戏”定稿。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修改剧本有功，被邀请上天安门参加声援柬埔寨人民的群众大会。
除了领导、党政干部，工农兵代表，文人中只有汪老一人上了城墙，这自然就不一样了。
这件事报道出来以后，还给当时在山西插队的儿子汪郎带来了些便利。
然而，“四人帮”垮台以后，别人都在挨批时，汪曾祺却上了天安门，这次疑似投靠江青的露脸又遭审查了多回！
文化大革命是对文人自信与尊严的严重践踏。
“样板戏”编改阶段，不实际的“主题先行”和“三突出”创作理论，让汪曾祺深受其苦。
被领导“控制使用”以及和于会泳共事的不愉快，使汪曾祺感到很难容忍。
曾钟爱的文学创作成了让他感到痛苦的一件事！
但只要是工作以外，汪老才不管什么狗屁理论，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于会泳曾胡乱指责汪曾祺创作中的问题，这让认真自信的汪老不堪其误解，还曾与他当面辩解顶撞过。
尽管这样，汪曾祺对于于会泳在音乐上的才华还是持以肯定和赞扬，可见汪老器量非常人一般。
在改编《草原烽火》时，汪曾祺的精神上受到了不少折磨。
为了深入了解体验生活，汪曾祺同杨毓民等一行三四人到呼伦贝尔草原和林区。
酣畅地喝酒吃羊肉，让汪曾祺的生活多了一点调剂。
6月的草原，草木丰茂，绿草地上开满了黄色的金莲花。
汪曾祺非常兴奋，便做打油诗一首：“草原的花真好看，好像韭菜炒鸡蛋。”
汪老的幽默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1976年，十年文革终于结束，“四人帮”倒台。
汪曾祺心情终于畅快了，因为再也不用夹着尾巴做人，他还写诗词标语揭露“四人帮”罪行。
他以为自己只是个不懂政治、不参与政治的文人，一个受害者，
然而因为与江青等人往来频繁，竟成为怀疑对象！
1977年4月，汪曾祺又被贴上大字报，接受审查，要其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
这时汪老就气愤不过了，曾经是跟着千千万万人倒霉，
而如今大家都已翻身解放，而自己还要无休止地写交代材料，以与旧派撇清关系！
审查时间拖得很长，汪老心里难免有怨气，经常借酒消愁，脾气也不太好。
但整体环境已经好了很多，因此也都是小闹。
在这两年，汪老则用诗文画画来抒发郁结。
他会画一些怪里怪气的画，瞪着眼睛的鱼，单脚独立的鸟，并题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
在文章中则这样写道：
“螃蟹为什么要横着走呢？
螃蟹的样子很凶恶，很奇怪，也很滑稽。
凶恶和滑稽往往近似。”
可以看出这些不公正遭遇对汪老还是影响很深的。
画画、文字成了他的好伙伴，总能为他带来心灵的慰藉。
在与好友朱德熙的书信中他没有抱怨自己的处境。
说的尽是自己发明的新菜塞肉回锅油条，做的油淋鸡。
闲着厨艺倒是见长，还请朋友有空一起喝酒！
可爱的老头儿汪曾祺！
生活就是这样，有时让人无可奈何。
然而无论如何，心中的不满与怨恨还是要学会自己化解。
拥有广泛的兴致，不仅能抒发心中郁结，还能让人变得更加平和与从容。
更重要的是，生活本身是很有趣的。
直到1979年给全国右派分子平反时，汪老才真正摆脱了右派影子。
右派枷锁伴随了汪老二十年！但汪老的状态却是乐观坦然的。
有人问他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他只答：“随遇而安”。
作家丁玲对于自己在北大荒劳动的右派生活总结为逆来顺受，这就有点苦涩。
汪老在《随遇而安》中写道：
“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1980年，60岁的汪曾祺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同年，汪曾祺几部重要的作品， 《异秉》《黄油烙饼》《受戒》先后完成创作。
尤其是《受戒》，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为当时的文坛带来一股新的血液。
这一年，还有《岁寒三友》《大淖记事》等10多篇短篇小说问世。
汪曾祺作品返璞归真、朴实无华，散文化的小说形式创造了一种美好恬淡的意境。
文风相比早年作品，如《复仇》《落魄》等变得更加平和，多了温和与恻隐之心，少了嘲讽与鞭挞。
三十年世道沧桑，在他作品里了无痕迹。
他在大多数文章中甚少抨击什么、控诉什么，而是单纯的还原人本性的美好与情感的温暖。
汪曾祺的一生十分坎坷，但他却更喜欢坦然地面对生活，淡化苦难，美化生活。
即使自己受到了众多不公正待遇，还要给世人一个简单温暖美好的世界。
他向往陶渊明笔下“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淳朴自然，
推崇《子路曾皙冉有公孙华侍坐》的美好生活态度，
以及庄周式的自由不拘束人格。
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的老师沈从文除了肯定他的文学才华和成就，还说：“更可爱的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拉罗什福科在《道德箴言录》中说，“只有坚强有力的人才能有一种真正的温柔。”
汪曾祺是坚强有力的，他可以对抗生活的种种苦难，化艰辛于志趣。
他的温柔是，“已识乾坤大，尤怜草木青”，宠辱不惊地笑看人生风雨。
汪老一生不求显贵、淡泊随性，待人温厚宽和，从不苛责刻薄于人。
“人生行乐耳，需富贵何时？”他只想平静地享受生活中一切的美好的事物。
汪老常说人的口味要杂一点，对生活的兴趣要广泛一些。
写字，画画，做菜，成了汪老自得其乐的方式。
多少次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最终才发现生活的真谛不过是一蔬一饭的悠然自得、一草一木的闲情逸致、一诗一画的怡然自乐。
人真的要有点“哄自己玩”精神，学会苦中作乐，才会发现生活是真的好玩。
汪老喜欢做菜，爱逛菜市场。
与他而言，买菜、做菜也是种轻量运动，更是生活的调剂。
这种物外之趣，难得的对世俗生活的热爱与享受，才是汪老的追求。
每天早晨为孙女做拿手的汤面也是他的乐事。
他曾亲自做菜招待过美籍华人作者聂华苓和他的丈夫，一大碗煮干丝引起了她的故国乡情。
华苓吃的很尽兴，端起碗将汤都喝尽了。
台湾女作家陈怡真曾指明要汪老给他做一次饭，这对于汪老可不是难事。
于是汪老用了时令最鲜嫩的小萝卜烧菜，还有炒干巴菌。
味道自然不必说，没吃完的还打包带走了！
汪老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家，不仅爱做菜，还爱品尝天南海北的小吃。
故乡的咸鸭蛋、野菜、咸菜茨菇汤、野鸭、斑鸠、蒌蒿、枸杞、萝卜、干丝，
还有昆明的火腿、汽锅鸡、牛肉、蒸菜、过桥米线，
北京的豆汁儿，新疆的手抓羊肉，
以及栗子、豆腐、牛肉、苦瓜、咸菜、臭豆腐，
没有他不吃的，他说一年到头只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
除了吃食，汪老还有一颗善于发现美的心。
北京玉渊潭拾枸杞、甘于淡泊老夫妻、挖野菜的老干部，真善美的养蜂人；善良单纯的保姆、朴实真诚的农业工人；
多情的木香花、角落的秋海棠、热烈的茶花、少年记忆中的腊梅、以及虫鱼鸟兽；
一切都是那么恬淡，远离尘世的浮躁。
汪老是一个真正懂得生活之乐的人。
在他的眼中，哪怕境遇再不堪，生活还是值得玩味的。
他喜欢踢毽子，喜欢看老胡同遛鸟的北京人，笔下的大妈们也都活得有滋有味。
街头捏糖人的、剃头的、卖馄炖的、开药铺的，
茶馆里唱曲的、抽烟的、侃大山的，无不有一种朴素而真实的人性美。
难怪有人说知道他的人不多，但知道的都很喜欢他。
王小波说，“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我觉得这句话说汪老也正合适。
1997年5月16日，天空洁净清澈，一切都是那么地安静祥和。
汪老安详地闭上了双眼，洒脱从容地踱过生死之界，没有一丝痛苦。
“死”，对汪老来说，从来不是个忌讳，他不惧死亡。
只因他活着的每一天、每一刻都是精彩而快乐的！
据资深“汪迷”作家苏北回忆，汪曾祺去世时，
他的家人为前来送行的人发了一份汪老的手稿复印件。
稿子的题目就是《活着真好呀！》
汪老是真的热爱生活，于岁月有情！
著名主持人孟非曾著书《随遇而安》回顾自己四十年在不同社会角色上，个人命运的波澜与生活的坎坷。
他写道：“顺应本心，淡定从容，坦然面对每一次改变。”
乔布斯给妻子的诀别信中写道：“good time,
hard time but never bad time.”
我们有美好的时光、艰难的时光，但永远没有糟糕的生活。
随遇而安，乐观地面对人生起伏，每个人的裂痕最终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多年后，再回顾起来，早已没有了心酸与艰辛，也许只剩一句：随遇而安。
汪老用一生都在用心感受人生的美妙与生活的美好。
记得，生活是很好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