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向天堂走去

在省人民医院

 妻子的病是在单位组织的体检时发现的，当时医生说是䝨占位，有东西压迫着䝨了，让赶紧去郑州的医院再检查一下，妻子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一起跟她去郑州。等我回来时妻子却在家里，说走到半路上看天色已晚，就又赶回来了。明天再去吧。

第二天，我和妻子坐着去郑州的车去了省人民医院，那里有个医生我们认的。十年前，我得了甲状腺眼病，就是那个医生给我看的，一直到病好，妻子感激人家，年年带些礼物和我一起去看望这个医生。现在，我们直接去他的科室找到他。说明情况后，他把我们介绍给了内科，给我们写了一个便条。我们拿来便条去找内科里的一个女医生，女医生知道了妻子的病情，又让我们去挂内分泌科的张主任医师的号，张医师看过后直接开了一个住院手续，让我们回去准备一下，住院。

妻子的病房是八楼还是二十二楼。现在忘记了，反正是要一直地坐电梯，由于病人多，妻子的病床在过道上，对面住的是一个老人，是林州的，他的儿子儿媳在此陪护他，可能是前列腺方面的病，来住过几次院了，我不爱说话，妻子常和这几位闲聊。

在医院里，妻子要做好多次的检查，这期间，儿子的二舅二妗来看过，然而也没有空接待，一直地检查检。我记得，有一次的检查，我去拿结果，一拿出来，一看，我的头脑嗡的一声炸了，老天爷呀，可能是癌，而且瘤栓已快到心房了，我拿着结果往回走，只觉得浑身无力，走到半路台阶时，我坐下了，心想，这可怎么办呀，回去怎么跟她说？癌，让人一提就害怕的字啊，我今年是倒了哪辈子的楣，五月份，父亲得了心梗，差点没命，在医院住了半月，没有过两个月，儿子出了车祸，又是差点要命，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才能下床。现在又过去了几个月，妻子又被查出是癌，老天爷真是太残酷了。

我坐在台阶上，脑子里一片的混乱，这么大的事应该叫妻子的哥哥知道，于是我拨通了儿子他大舅的电话，把妻子的情况给他说了一下，他大舅问儿子知道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他大舅就说，儿子应该让他知道的，于是我又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听说后说，立即赶过来，儿子在上大学，接近年底，该考试了，再过半年都该毕业了，他妈妈住院时就没有让他知道，怕他操心，现在不得不告诉了。

我不敢在外面待太久，赶紧回病房，结果妻子还是有了疑问，怎么去了这么久，眼睛怎么有点红红的，我说没有什么，妻子说，是不是检查结果不好，我说，好，好，怎么会不好呢，然而妻子还是要过了检查结果自己看了起来，一看结果她也呆了。

儿子天快黑时从学校赶了回来，说他大舅给他打电话让去北京治病。那时妻子的哥哥在北京住，两个孩子都在北京工作，于是和他妻子一退休就一起去北京和孩子们和孩子们一起住了。我和儿子一起劝说妻子去北京，那里的医疗条件比河南要好得多，更有利于病情的好转。妻子于是答应了，于是我们决定找医生说说想出院，去北京治病。医生也很支持，说北京协和医院，北大附院，，说了好几个医院，都是好医院。只是那里住院太慢，有时要等等上好几个月，我们没有去过北京医院，听医生说的的情况有些不相信。后来我们到了北京，才起真真体验到了医生说住院太慢的滋味。

第二天，我们办了出院手续，只是有的检查结果还不能打出来，那个林州病号的儿子说，我们这里有熟人，我去找找他，过了有一个钟头，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磁盘，说只能这些啦，到了北京医院，可以让医生们看磁盘。于是我们带了这些上路了，儿子在手机上已定好了车票，我们在附近银行取了些钱，就直奔郑州高铁站，那时已是中午，我们只得先在站里吃饭。在吃饭时老家堂嫂打过来电话，说她儿媳生了个儿子，让我妻子去吃喜酒。我只得说，我们去外地了，回不来。回去再说罢，没有敢对他们说实情。

吃过饭，已是下午三点多钟，我们进站坐上了开往北京市的高铁，开始了长长的求医之旅。

在北京协和医院

 在高铁上，我们刚坐上的时候，我看前面的显示屏上的温度是四度，往北去温度在慢慢地下降，到北京时，已下降到八度，现在已是十一月底了，我们下车时，天已经全黑了，孩子们的舅舅，大妗，表哥都在车站门口等着我们，大概是西门吧，我们坐上公交车一直地走，到了大北堡时下车又转车，到孩子他舅家时，已是晚上八点左右，我们在外面吃过饭，回到家里，他舅把我们领到一处空房里，拿了两条被子，没有床，只好将就点睡在地上了，那时只是的转车转车，转得我方向迷了，在他们的家里的时候也不知道东南西北。

以后我才知道孩子他舅家在北京通州，距北京还有六七十里地。

第二天，吃过饭，我们又坐车去市里，找到一家医院，孩子他舅昨晚已在网上查到，这个医院一有个协和医学院的专家今天在这里坐诊，我们赶到时，时间还早，在医院旁边吃过饭，走到医院里等那个专家，到九点钟的时候，专家到了，我们进去，专家大概在八十左右，孩子他大妗谈起她哥哥以前也在协和当医生，名字叫什么什么的，这个医生听是老同事的亲戚，非常的高兴，看过我们在省人民医院的检验结果后，说可能是皮质瘤之类的东西，你们明天去协和找我吧，我坐诊，说着，他写了一个便条，让我们收下，说拿着这个便条去八楼找我就行，另外，再一个人去地下一楼拿着在省医院的检验结题及所拍的片让一个老专家再看一下，把他的报告拿给我，不要误事。于是我们就出了医院大门，在街闲逛起来了。

孩子他舅先在网上挂了这个专家的，一个专家号就三百元，真贵，好等第二天去医院。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早早起床，坐上头班公交车匆匆地向市中心赶去

我们赶到协和已经将近八点左右，只见门诊大厅里已经人声鼎沸，好大的场面啊，真是全国有名的医院。妻子和她哥哥去八楼，等专家，我和孩子他大妗去地下科室等另一位专家，真象打仗一样，让人紧张得不行，专家拿着妻子的片子看了起来，最后写出报告来，说可以动手术，我们赶紧拿着报告上八楼，给了另一位专家，他说，可以手术，我是不能开住院手续的，你们可以挂其他医生的号让他们开。于是我们这一天的事又结束了。

出来医院，孩子他舅说，这里离天安门不远，你们头一次来，我们去看看吧，于是我又坐上公交车往西去，到了天安门下车，看见了长安街北的天安门，东西两侧都排着好长好长的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象我们一样来看天安门的，我们也只得混在队伍里，随着长队往前挪，终于到跟前了，过了安检，我们就随着队伍进了天安门城楼，在院子里孩子他舅买了几张票，我们上了二楼，在那里我，妻子儿子，儿子他舅妗，和他们的儿子，一共六人在一起照了相。

我们下楼来，又往北去，又买了几张票，我们开始游故宫，我们随着一个旅游团，专门有讲解员，讲这红色宫殿的历史，里面有皇帝的宝座，有床，一式的古东西。

故宫里树不知道有多少年了，上面不时传出乌鸦的叫声，妻子说，乌鸦咋会这么多呀，心里就老大的不高兴，在我们那里鸦不是吉祥东西，听着乌鸦叫，人是要倒霉的。况且妻子又病着，他舅的意思是在这里玩玩，可以散散心的，然而这乌鸦竟又让人坏了心，他说，这乌鸦在北京是好东西，跟我们那里不一样，这里到处都是乌鸦，连国家领导人住的地方都有乌鸦，我们平头老百姓还怕它呀。话是这么说，可是偏偏妻子对这民间的东西又是这么多的相信，她的心情是不会好起来的。

我们出了故宫，在天安门城楼前，在毛主席的画像前，我们几个人又照了一个合影，又过了地下道，在广场里转了一圈，到处都是人人山人海的。然后，我们坐车回家。

到了晚上，他大妗说，我们头天住的那套房是人家的，他们外出时把钥匙留给了她，说，如果有人租可以租出去，现在他们回来了，想着让租出去，竟让自己的亲戚住，怕人家不高兴，就把钥匙又给了她，听说街对面的厂里有房租，可以去那里问问，于是我们三口随同他大妗走出了他大舅的家，去街寻房子，到了那里，一问，人家说，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往外出租房子的，我们在街上又问了几家，都没有要出租的房子，我们在街上无处可去了，待了一会儿，孩子他大妗说，回去吧，无奈，我们只得跟着回到了她的家里，她唤过儿子，女儿，把客厅里沙发上的东西拿掉，，从里面又拿了几条被子，妻子睡沙发，我和儿子睡在地上，将就着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我妻子，儿子就又踏上了去求医的路。

我们到了协和医院，挂了一个医生的号，在里，他开了个单子，让去化验血，我们就去化验血，上面还有让化验尿的，要第二天早上的。我们抽过血，事结束后，妻子说，我们去找房子吧，离医院近点，于是儿子在网上搜索了起来，最后说跟我走吧，儿子拿着手机，指引着路，我们一直向南走，走到离北京车站不远的地地方，我们找到一家旅馆，路南，一个小院，南屋，房间在二楼，一上楼梯，咚咚的响，大概地是木头的，房间很小，也是南屋，东面一张床，西边一张床，儿子睡东面，我和妻子睡西面。我们吃饭在外面吃，旅馆不管饭的，妻子不想出去，我和儿子出去吃过后，把饭给她带回来。儿子跟旅馆老板讲好的价，现在搞活动，按一天一百肆拾元计算。

第二天天下着小雪，我们一行三口，冒着刺骨的寒风，顶着天上的雪花去医院，在医院，把尿样交给他们化验，我们又回到了旅馆，北京这地方，我以前没有来过，应该转一转的，可是妻子有病啊，没有那份闲心情。

下午，儿子的大舅，大妗，来了，拿来了棉衣，我的一件，妻子的一件，又拿了一些熟红薯熟花生之类的食物，闲聊了一会儿就走了。

这个旅馆后面都是一层的的房子，也许是青砖青瓦吧，没有细看反正是灰蒙蒙的，都是是一个院子一个院子的，可能是就北京所说的四合院吧，里面小胡同曲曲折折的，有时走着走着就没有路了，那破败的情况还没有我们河南好。在我们住房后，长着一棵很高的树，不知道是什么树，时不时会飞过来一只乌鸦，而且带着叫声，“嘎”声音很长很长，而且在那灰蒙蒙的天空下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妻子听到后，说，这里怎么也有这东西?在我们河南，麻雀多，成群成群的，“轰”的一下，落在地上，又“轰”的一下，飞的干干净净，一到早晨，喜鹊的叫声会把人从睡梦中叫醒，北京这里是老房子，老树，和乌鸦，真是一个千年的古都。

检验结果出来了，我们拿去给医生看，医生看后，说了句，皮质瘤。妻子想住院看病，医生说，不行，这里病房紧张，不能住。你们可以挂我们李主任的号，看他能给你们安排一下不能。

我们出了医院，妻子说，这下确诊了，皮质癌。我一听，说，你听错了，是皮质瘤，儿子也说医生说的是皮质瘤，妻子说，别骗我了，医生说是皮质癌。我和再反驳妻子也不行，她听了就是皮质癌。真应在河南医院里医生说的话，看病容易，住院难。

我们挂几次李主任的号，都一直挂不上，孩子的大舅又在网上挂了一个副主任的号，当他看到化验结果后，说，瘤栓已进入接近心脏的地方了，一动手术，会人财两空，只能保守治疗。有一种国外的药叫米托坦的，他给你可以吃吃试试。临走，他说，你们可以去找下我们的大老板，看看，于是他给我们写了一个便条，是直接写给李主任的，我们走出门诊室。

然而，李主任的号总是一直地挂不上。于是孩子的大舅又在网上挂了另外一个医院的门诊，这个医生一看到各种化验室结果，说，在协和都治不了，来到我们这里，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于是他开了个住院证，说，早晚有空床位，就会打电话通知你们的。给人的感觉好象是遥遥无期。我们只得再另想办法。

在一无望的等待中，在腊月二十九那天，孩子的大舅打过来电话，说今天是妻子的生日，我们在大北堡公交车站等你们，妻子听过电话，心情很是感动，自己的哥哥竟还记着自己的生日，于是我们赶紧准备一下，坐上公交车去了大北堡，到了那里，我们和他大舅大妗，孩子们的老表，他大舅的儿子坐着去燕郊的车走了。

在燕郊的一个自助餐厅里，孩子的大舅要了生日蛋糕，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吃了一顿，吃过饭，我们一起去看了他们以前在燕郊的房子，房已经卖了，只有一个地下室，还是自己的，他们是把这里的房子卖掉后，才在通州买了现在的房子，我们一直玩到下午四点钟左右才回北京的，燕郊的环境，特别是绿化上，比北京好的多。可以称得上环境优美。

李主任的号总是挂不上，儿子发话了，李主任在国际部也有他的门诊，挂他的门诊吧，不就是九百元钱嘛，妻子嫌太贵，不想让挂，儿子急了，便宜的又挂不上，不能在这里干等，于是在网上，挂了李主任在国际部的号。

在国际部，李主任看了看以前几位医生做的化验，说，看了不少人呀，能够做手术，住院吧，你们是河南的。那就回去吧，你们住院，会有电话通知你们的，妻子说，我们就在北京等，李主任说，可以，只要有住的地方，等吧。

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后，妻子就对儿子说，你回家去吧，好给我们往这里打钱，那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左右了，我们和儿子一起去北京西站。等儿子进车站，在人群中消失后，妻子泪象不断的线一样流了出来，妻子站在夕阳西下的北京西站流泪的样子现在回忆起来，我的心里还是酸酸的。

儿子是请假来陪自己母亲的，期末考试也会错过的，妻子也是请假的，在刘集财政所做饭，她这一看病，所里的人只得去镇政府食堂就餐。我呢，也是请假，我知道，这一请假，包括妻子的请假，都是一个遥遥无期的假期，什么时候能回去工作，已经成了一个未知数。 

这以后，我和妻子会时不时地到国际医疗部找李主任，问什么时候能住院，是在国际医疗部还是普通病房，李主任说是普通病房。国际医疗部在在普通门诊楼的南面，我在协和是迷了方向的，在我的感觉里是在西面，里面都是不知多少年的老房子，绿色的琉璃瓦绿色的砖墙，很老的样子，里面的树也是有一定的年头了，上面也有乌鸦，在一声一声的叫，真象孩子的大舅说的，老北京城里，到处都是乌鸦，在我们河南流行着一句谚语，喜鹊叫喜，乌鸦叫丧。所以，我们那里的人都讨厌乌鸦，一看到有乌鸦，就用砖头扔它们，以驱赶晦气。在北京，这么多乌鸦，你该怎么赶呢在？

我们和孩子的大舅，还去普通门诊，挂李主任的号去找他，孩子的大舅说，别怀疑我们没有钱住院，有钱呀，说着就把一张二十来万元的存折拿了出来。李主任笑笑说，我们会尽快安排的，说着拿出他的排号盒子，把你们的往前排排，来问情况还挂什么号呀？

我们出了医院，孩子他大舅说，我们去玩吧，于是坐车去大观院，去前门去看郭德刚说相声的地方，那里人声鼎沸，卖冰糖葫芦的，卖各种传统美食的，真是应有尽有，建筑也是古式的，可是这天天是阴着的，给人一种不开化的感觉。

孩子他大舅自从我们刚来时，就给我们三口办了公交卡，充的有钱，拿着卡在北京市坐着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和妻子坐着车，今天往南去坐到北京站，然后再拐回来，明天坐着往西北，坐到故宫北门，坐到北京大学附近，再拐回来，后天再坐到北京东北，过外交部，到北京外贸大学，再拐回来，只要能让妻子心情好，一切都好。

一天，我们在国家大剧院附近玩，遇见一个打扫卫生的，一聊天，原来是河南人，而且是开封尉氏的，离我们很近的，问我们来北京干什么，说是来看病的，一直住不上院，那人姓刘吧，几年了我记不清楚了，说他哥哥在北京很熟的，他回去问问他哥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国家大剧院四周有很多的树，也是时不时能听到乌鸦的叫声，真真一个北京城，到处都是乌鸦呀。

自此以后，我和妻子会时不时的来国家大剧院，和这位老兄闲聊，他哥哥没有能帮上忙，但在北京城里，除了孩子们他大舅一家人，我们再没有可以亲近的人了，于是常来这里玩。

孩子他大妗大舅又来我们住的旅馆找我们了，说在协和医院对面的胡同里，找到一处住的地方，一天一百二十元，于是我们去那里看了看，一道南北街，在路西，我是迷了方向的，实际上是东西街，在路南的，但在我感觉里，是那样的，我们一进门，转弯在二楼，上面住了好多人，都是在这里给病人看病的，于是我和妻子回到旅馆，结算了一下钱款，我们就搬到了孩子他大妗看的那个房子里，又过了两天，我们去协和医院回来，路过北边一家，也是出租房子的，一问价钱才一百元，也是在二楼，一张床，我们现在住的里面是两张床，夫妻两人住不完的，儿子又不在这里，一张床就行，又省钱，于是我们又搬到这一家。

一天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朱兆琴家属吗，我说是，明天下午两点以前办住院手续，你们能赶过来嘛？我说能。接到这个电话，我和妻子都很高兴，等来等去，盼来盼去就等这一天呢，我们给儿子给他大舅都打去了电话，他们也都是是很高兴。

第二天一点钟左右，我和妻子及时赶到协和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但是那个妻子要住的床位，老住户还没有结清手续，要我们再等一下，大约下午四点左右，人家把手续办完结了，院方通知我们去病房办理手续。病房大概在四楼吧？现在我已经忘了，进楼有保安把守着，看护的很严。上电梯，在病房办手续是前面有一个着烫发头，穿高跟鞋，说普通的话的女的很是抢眼，办琮手续后，我们们竟分在一个病房里，成了室友。住进病房后，家属不得陪护，我只得离开了。家属发的有探视卡，只在下午三点至五点钟才能去病房探视。

晚上，我还是在那家出租屋里歇息，我一个人在这里，妻子一个人在那里，天各一方。

在妻子住院期间，还象在河南省人民医院一样，天天检查，化验血，化验尿，有的名堂现在我已经忘了，在病房在检验处，我们见识了各种各样的病人。有患胰腺癌的，有患前列腺癌的，其中有一个患胰腺癌的，是河北秦皇岛的，他想住院治疗的，妻子不让，非让回老家治疗不可，这个病号对我妻子说，我这种病不，在网上查了，治了能多活一段时间，不治顶多活九个月，说着说竟哭了，那边他的妻子一二再，再二三的催促他，他只能边走边回头的，恋恋不舍的走了。还有一个患前列腺癌的，已经是第三次来住院了，已经作过两次手术了。那个留烫发头的女的是东北人，和她的丈夫一起来的，也里做手术的，和我妻子留了微信，两人闲的很热。她是做生意的，丈夫在单位上班，两个很有钱的，在海南买的有房子。

一天，我和妻子正在病房里，孩子他大舅打电话，说进不来，妻子就让我下去，接他们两个，我有两个探视卡，给了孩子的大舅大妗，我只能站在外面了，我没有探视卡是进不去的。

有一天，在医院南院，做检查，妻子说，我们住院这么长时间，你父亲，你的兄弟姐妹没有一个打电话来问一下的，我说，是不是怕问了不方便？你们家的人都是无情无义的，你父亲，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的。我说，咋回事呀？他说我啦，说你啥啦，说啥你去问你父亲。

我知道，妻子还是怨父亲不公平。已经是几年的事了，老家搞拆迁，我们们三人的户口不在家，父亲的户口在哥哥嫂嫂上面，赔偿的钱，房子都在哥嫂上面，父亲的话是哥嫂在家务农，没有本事。因为这事，妻子没有少和我吵架，一天晚上，在刘集财政所，儿子也从学校回来了，因走为父亲的钱房子，我们又吵了起来，儿子劝不住，一急走出了屋子，在外面大街上被迎面来的车撞着了，差点要了命，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在家又养一个多月才去上学，这期间，我和妻子都请假，一直陪护着儿子，直到他能走路，去上学为至。

现在，在医院妻子又因为父亲的钱的事，想和我吵，我只能沉默了。这时刚好孩子的大舅大妗也过来了，妻子带气，又对他们两个数落了起来。于是孩子们的大舅把我叫到一边，说，她正有病，别惹她生气，人一有病，难免会心里不好受，你多体谅她点，我说，没有事，我知道她的心情。

事后，我在妻子不在身边时，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说孩子她妈什么啦，父亲说，自己的儿媳妇，我会说她啥呀，是不是人一有病就会胡思乱想的。实际上，自从房子拆迁后，父亲一直给嫂子要钱，，好想给我们一些，可是嫂子就是不给，于是父亲就让生产组组长给自己单独开了一个帐户，以后再打钱打到这个帐户上，不再与哥嫂的混在一起，这些妻子都是知道，可是她就是放不下这事，一有机会就会提起。妻子是心事重的人，也许她的病还真与这事有关。

妻子在医院里，我除去看她外，闲着没有事就在街上的书店里待着，看里的书籍，看是否有关于妻子这方面病的，我查着有一种肿瘤，人的血压高，人发胖。有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大都是良性的，只要一动手术就可以了，我非常的高兴。我不是在协和医院的对面就是去王府井大街上的那个书店。

一天，我又去探望妻子，一个护士在病房里，和我的妻子聊的很熟，咋说起我住的地方，这个护士说，楼下，就可以让家属住，一晚上交二十元钱，得到这个消息，我去了楼下，一看，就是好多的人，于是，我去了我所租住的那户人家，对他说，孩子的舅家想让我去住，现在要搬走了，谢谢你们一家的照顾，于是，当晚我就搬到医院病房楼下的家属等待区了。那里面人噪杂，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事都会发生，头天晚上睡在我邻铺的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可能是有精神病，到了半夜，又打又骂的，可能是他爹妈吧，两个人按都按不住他，最后是保安来，让他先出去了，事情才算了结。这里的人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真是什么人都有，我什么都没有，只能和衣躺在那里，腊月的天，到后半夜，冻得睡不着觉。

又一天下午，我在病房里和妻子待着，主治医师过来了，说，谁是朱兆琴的家属，我说我是，那请跟我来吧，到了门外，医生给我说，你妻子的病是癌症后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他一说这个，我的头脑一下的乱了，这和我在书店里看的完全不一样，对面病房里一个病号探头探脑的，医生说完后，我去到病房，妻子给我说，医生说的我都听到了，你也不用给我解释了。妻子说话还是面带笑容，这笑容也许是给病房里其他人看的，说不定她的心里痛苦极了。说罢，她又边出去边说，让我看看是谁在偷听人家跟俺掌柜说话的，她就去了对面病房找那个偷听者说话去了。我在心里很不是滋味，妻子却给人一脸轻松的样子，实在是令人佩服。

过了一会儿，孩子们的大舅大妗来探视，我下楼去接他们，把医生的话对他们说了一遍。他们也没有说什么就拿着探视卡上楼了。那时的天是阴着的，也已经下起了小雪。

来住院大都是是要做手术的，都是做过手术就出院，一般都是三五天，或者一周左右的，，只有妻子坚守着阵地，那个东北的女病号也走了，临走对我妻子说，以后常联系。那个河北沧州的女的也走了。人象走马灯似的，你来了，我走了，妻子成了病房里的老人。

医院让妻子做一个活检，也是一个小手术，我跟了过去了，在她进手术室里的那片刻，不时的回头看我，好似不再见面似的，只看得我头皮发麻。妻子从手术室里出来了，看她平静的样子，我的心也放轻松了。

腊月二十九下午，院方通知我们出院，妻子不想出院，出了院，没有地方去，妻子对医生说，你让我们出院去哪里呀，医生说，回家，妻子说，这大年夜的怎么回家呀？真是天不收地不留的，妻子哭了起来，医生说，医院可不是旅社，你想看，这么多病号，就你住的时间长。没有法子，只好办理出院手续了。办过出院手续，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我们待在家属等待室，心里想着今晚就在这里过夜了。安顿好以后，妻子给孩子他大舅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大妗，说，你们来这里吧，正在给你们腾床位，于是，我们摸黑去到街上，坐着公交车去通州他大舅家去。

在宋庄文化艺术园

在车上。在来回闪烁的夜色灯光中，妻子一直地在流泪，对我说，我要是死了，光让孩子在坟前哭都行，你千万别去坟前，人家光笑话。只说得我也是泪流满面的。我心里只想妻子真要去了，撇下我和孩子简直是没有过头了。

年轻时，我和妻子是经人介绍的，结婚后，我们日子过得平平常常的。孩子小时，我们三口常起出去，孩子大了，出去时我们俩总是一起出去，别人都很羡慕我们，说我们感情太好了，只是自从老家搞拆迁，因为父亲的拆迁款的事，才吵了起来，但是，吵虽吵，还是你心中有我，心理距离并没有分开，现在妻子这个病，真会把我们生生分开吗？

到了孩子他大舅家，天已经很晚了，给我们腾的房间是，在大卧室有一个卫生间，平时，没有用，就把里收拾收拾，放上一张床，作为我和妻子睡觉的地方。房子在两个卧室，主卧室，孩子他大舅大妗住，次卧，他的女儿住，外面的客厅大，又单独隔出一间让儿子住，我和妻子住的外面，就做着孩子的大舅大妗。孩子的大妗说，今儿这俩孩子没有少干活，又是抬床，又是抬沙发的。因为天太晚了，孩子们都已睡下。我们没有说没有说多少话，就各自睡去了。

第二天，孩子的舅大妗，妻子在起说话，并准备过年的东西，我闲着，孩子他大舅说，从这儿往西走，有一个转盘，再往南，路东有一个书店，你可以去那里看书。于是我就出了家门，去找那个书店，也找到了，大年夜的，谁还开门，我只好在街上溜达，我往南走去，实际上我是迷方向的，是在往西去，走着有一个公交车站牌，再往前，是一片的空地，本来是过年的日子，街上人都很少，这里又是一片荒草凄凄的，里面垃圾满地的，我只得转回去，没有什么可以转的。

这里是乡村，跟北京不一样，这里是北京通州的一个镇，叫宋庄镇，好象是宋庄文化艺术园之类的。沿路的商铺大都是卖艺术品的。

过年闲来无事，孩子的大舅大妗就领着我们公交车，去北京各处转游，这一回又转到了故宫，从故宫出来转到了中山公园，里面的松树郁郁葱葱的，树上乌鸦“呱，呱”的叫声此伏彼起，真是，除去通州，老北京真的是到处都是乌鸦，公园里人太多了，大都是老头老婆的，在地上铺上一张纸，上面写着自己子女的情况。听孩子的大舅说，这么多的人都是来给自己的孩子找对象的。于是我们也在人群中闲逛了起来，孩子的大舅的一双儿女二三十了，也还没有找对象，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我和妻子在一起，孩子们的大舅大妗在一起，我们各自分头行动。在一个地方，一个中年人站着，地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女儿，本科，在计算机行业工作，河南商丘人，一看是老乡，条件跟自己的侄子很般配，妻子就找到她哥哥，说有一个人差不多的条件差不多的，领着孩子的大舅大妗，来到这个中年人旁边，一闲聊，也都是很投机，就留下电话，定于明天在故宫里让孩子们见一见。

第二天，在故宫里，我妻子，我孩子们的大舅，大妗及他们的孩子珂珂，来到了故宫，接到那对商丘父女后，让两个年轻人在一起闲逛街闲聊，我们几个老的也坐在故宫里的椅子上闲聊，这个商丘老乡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在深圳，大女儿在上海，有一个企业，让大女儿接着，二女儿，三女儿都在北京，平时没有事就在这几个孩子工作的地方来回地住着，没有找对象的是小女儿，二十七八了，老人心里急。孩子们的大舅说，要是这事成了，你打算给孩子陪送什么呀？什么都不陪送，就给她一百万元的钱就行，真是一个大富豪。到中午了，两人孩子转了回来，于是我们让孩子领着，我们出故宫，往东去，找饭店，走了约莫在二里地远两个孩子们进了东来顺饭店，人很多，几乎不没有站坐的地方，于是我们撇下两孩子不管，去了对面一个清静的饭店里了，我只记得一碗老北京炸酱面就二十八元，其它地方都是是七八元的，大概是离天安门，故宫近吃的人多，饭才贵吧？

此后的日子里珂珂常和那个女的来往，他对父母说，你们平时说着给我找女朋友，没有成一个，俺老姑来，就给我说成一个，最后，随着两人进一步接触，可能是脾气不合吧，还是没有成功。两人又吹了。

过罢元宵节，我和妻子去医院拿活检报告，找到病房，李主任正在查房，当他查过房后，我们去找他，他看过报告后，说，看来情况严重啊，组织象豆腐一样，不能做手术了，有什么熟人没有，有一种外国药叫米托坦，能弄过来，先吃着，妻子说没有熟人，李主任说，问问老牛，看他还有没有，一个医生打过电话，说没有了。李主任说，让黄医生联系一下，看看她能买着不能，我没有听清楚说的是谁，让我们在医生办公室等他，一直等到下午，黄医生来了，给了我们一个电话，让我们联系她。晚上回到孩子们他大舅家，一联系，是四川的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她根本就不卖什么米托坦的，珂珂在网上查，说在香港有卖的可以联系一下，妻子根本就不听，还去找李主任。第二天，我和妻子又赶到了协和病房，找到李主任，妻子边说边和哭，李主任把黄医生叫过来，训了他一顿，说人家农村来的多不容易，你们不帮忙，给个电话还是错的？等李主任走后，黄医生对我们说，电话咋会记错呀，我给你说一下你打吧，等我拨通了号码，黄医生从我手里拿起电话，说这里有一个病号需要药，现在她那里是否还有，先给一瓶。那方说得有一星期才能拿到药，挂过电话，黄医生说，你们就和她联系吧，她也是一个病号，吃这药吃好几年啦。于是，我们就走出了医院，刚好，孩子们他大舅，大妗正在街上转，就打电话，让我们过去，跟他们一起去前门，在公交车上，黄医生联系的那个病号打过来电话，说她这里有两瓶，可以先给一瓶，让吃，药价是一瓶五千五百元，钱先打过去，并说了她的帐号，并说她是四川的，以前也是在协和医院看病，跟妻子得的是同样的病，吃这药吃好几年了。我们赶紧银行赶紧把钱给她打过去。

自此，我和妻子每半月到医院去检查一次，，就在北京他大舅家住下了，省得在河南北京两地来回跑。由于从北京打电话到河南长途，很贵的，于是电话也换成了两省通。我以前在单位工作时用的短号，现在也去掉了，不去掉不能用两省通。

四川那边药也快递过来了，妻子也吃着，单独吃这药对身体不好，在医院里还要吃其它药。

一天晚上，妻子的外甥打过来电话，问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招呼一声，财政所的人在镇政府吃饭已经快两个月啦，妻子说，我现在是肿瘤组织已经坏死，在北京不能回去，治病要紧，请让他们找人啦。妻子的外甥是镇一个领导，去财政所做饭都他给找的，现在出去这么长时间了，应该有个交待。

又过了两天，所长打过来电话，问问病情，本来想到北京看看你呢，妻子说不用来看，我出去的时间太长了，耽误所里的人吃饭，你们再找一个人吧，所长说有人推荐一个叫三妮的，说做饭很好，你以为咋样，妻子说很好，我知道她。于是财政所做饭的人选就这样确定的了。妻子的意思是，病好了还想再去做呢。可是在我的心里想，这是不可能的，人一换，再想换回来，除非象妻子这样有特殊原因的，单位一般是不会换人的。

一瓶药吃半个月，都吃完，都得给四川的那个病号打电话，于是或者是是五千，或者是是一万。或者是是两万，要把钱源源不断地寄给人家，离我们住处有二里地的宋庄镇有一个邮政储蓄，我们骑自行车去那里打钱，一打钱，妻子就哭，自己辛辛苦苦挣都用在了药上。我劝也劝不住。

孩子的大舅大妗外出了，不知去哪里啦，是郑州，还是是其它的地方，我不街道，反正两个孩子们下斑做饭成了我的活，我做饭不太在行，但是妻子是不会做的，她是让我练手，在春节刚来孩子他大舅家时，就让我学蒸馍，孩子他大妗拦着，不让我动手，妻子说，叫他干吧，多会一样，以后少受一样罪，听着这话，我和他大妗都沉默了。现在想起来，当时她的内心，已经觉着自己会不久于人世，想在她离去之后，我能独自生活，她在替想后路。

白天一整天没有事，我和妻子就骑着自行车，四处的逛，在宋庄这一带，几乎都转过来完了。在春天里，我和妻子去宋庄西东六环附近，有大片的柳树，我们拽柳絮，那里春光明媚，妻子的心也高兴，回来后用热水一氽，可以调了吃，多的在太阳底下晒干，以备冬天菜少的时候吃。开槐花的季节来了，我们骑车一直地往东，快到潮白河附近了，路旁，遍地都是槐花，白花花一片片的，我们拽了好多好多，问当地人，这么多槐花怎么没有人拽呀？人家说，拽那有啥用啊，他们没有吃傀花的习惯。同样，槐花，回来可以蒸着吃，还是象柳絮一样，用热水氽一下，在太阳地里晒干，留着冬天菜少时吃。

有一次，在一个村庄东，在一个沙岗上，遍地都是槐花，但是坡有点陡，妻子爬了上去，一下子摔倒了，往下滚，我只吓得魂飞魄散的，万一出事怎么办？可是妻子象没事人一样。我知道，自从妻子来北京看病，知道她的病情后，胆子变得很大。有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公安安检要身份证，我的身份证被儿子带回老家了，要用我的身份证取钱，我身上没有身份证，所以怕人家来查，我不敢去，这五下惹恼了妻子，哭了起来，我只得硬着头皮，跟着往前走，到了公安那边，妻子说，没有身份证都不叫看了，我们从外地来看病的，公安说，叫看，咋不叫看呀，人家也没有看身份证。还有一次，在一个剧院里，有保安，有演员，但好象还没有演出，妻子拉着我就要往里走，我示意妻子，她不听，就那样大摇大摆的进了三楼。现在想来，在妻子的心中，反正自己己是该死的人啦，什么也不怕，在她心中没有什么规章制度了。人已不畏死，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东西了。

一天，一个同事打过来电话，问你在哪儿，我说我在北京，他说我也在北京，我去看看嫂子。我说，我们在通州住，不在北京地城里，离北京还有五六十里路呢，不如我们去看你，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天安门广场。那时，我和妻子正顶阳光往地里种栽红薯秧。在他大舅住的南面有一片空地，他们常年在这里种各种农作物，有玉米，大豆，花生，之类的，还种些冬瓜，南瓜等各种菜。自从他们两个去外面旅游，我们就接手了他们的农活。我和妻子都晒得黑黑的。

我们放下手中的活计，坐车去了北京城里。在天安门广场见了那位同事。他在单位是管信访的，每年来这北京好几次，有时一待就是一个月两月的。见到人后，他说，在年前就在北京市，在协和医院的对面住着，不知道你们就在协和看病。我说，年前我们也在协和对面住，只是不知道你来。他说，我回单位才知道你们来北京看病了，小记他们几个还说再去北京了代他们问个好，今天就是带着这个任务来的。我们坐在国家图书馆门前聊到中午，在一个饭店吃了饭。他还有任务，我和妻子就回通州了。

小记是我们同事中一个要好的朋友。

这以后，我和妻子就经常去找这个同事来玩，聊一聊我不在时单位的新闻，说机构改革，老蔡被裁掉了，要来北京上访。一个女的离婚好多年，没有再婚，竟要歇产假，老周离婚啦，想跟她谈恋爱。人家不接受，真是各种各样的花边新闻应有尽有。

我和妻子再去医院检查，结果一出，肿瘤竟变小了，我和妻子都很高兴，在北京住了几个月，我和妻子都想回家看看，可是孩子的大舅大妗还没有回来，一打电话，说，在北京呗。一回去小孟还得上班，都不方便啦。妻子催得急了，才回来，原来是去山东了，在龙口沿海地带买了一套海景房，说在那里为妻子算了一卦，妻子会长命百岁的，妻子听了也很高兴的。

我和妻子终于要回家了。回家前，妻子发愁地说，回去俺去哪儿呀，？孩子的大妗说，去二小，二小是孩子他大舅的房子，因为退休来北京，我们就住着了，以前孩子的大妗在二小教学，是她分的家属楼。现在妻子有病，她怕孩子的大妗心里忌讳，不想让住，才这样说的，妻子私下里跟我说过，老家拆迁分有安置房，不想回去住，县城自己的房子租出去了，所以回去有点发愁，经孩子的大妗这么一说，就决定还住二小。

回家

我和妻子坐高铁回家了，回家后，我的同学同事都是纷纷来看望妻子，还有她的同事，在一起要好的朋友。人，来来往往的，很是热闹了几天。几天过后，半年前撞着孩子的那个年轻人的姐姐打电话说，要把事情了结一下。当时孩子出事后，立刻接到到了医院，交警也看了出事现场，孩子的一切医疗费用由肇事方负担。他的车在的有保险，自然是由保险公司承担，孩子们出院后，由于还没有达成协议，事情一直拖着。妻子在北京市时，他姐姐给妻子打电话，我在旁边站着，人家一说这事，妻子就哭了，说自己因为孩子的事得了病，现在北京住院，接着那个保险公司的女的也打电话说，要了结这事，妻子说等治过病回去再说罢。现在他姐姐又打电话说这事，妻子说，我们去刘集说罢，孩子就是在刘集路上出的事。

我和妻子坐车去了刘集。在财政所接待室，年轻人，他姐姐，保险公司的人都来了，我们在一起说这事，妻子说拿一万块钱了结此事，以后我们不会再回头找，最后说，没有带那么多的钱，把钱取光，才八千元，八千就八千吧，早早了结早结束，于是他们给了八千元，我们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经后不再找事，双方两清。

财政所新做饭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的，很利索，，我们住了一夜，第二天，一个在郑州开公交车的邻居，我们很熟，他早上要走，我和妻子就坐着他的车去了郑州，坐着他开的公交车在市区转了起来，在中州大道与东风路交叉口，是他停靠的终点站，我们就在那里下车，在那周围闲逛。走到一个饭店，我们进去吃了饭，吃过饭正在坐在桌子旁歇息，妻子的手机响了，是她在刘集镇政府工作的外甥打来的。他对妻子说，你又不在刘集干啦，还在那住啥呀，一说这话，妻子的情绪又低落进来了。接着他又让我接电话，说，趁空把俺姨的行李拉家，不干啦还放在那干啥呀，我说中。

我和妻子走出了饭店，妻子没有了一点兴趣，于是我们就搭车回了中牟县。

在中牟县，我们没有事，就跟妻子去看看她的好友，上街转转，，在小潘庄附近，有一个卖菜的老婆，她和妻子闲得很红火，说她的两个孙女，一个在防疫站当护士，一个在中医院当护士，都还没有的对象，问我们的儿子，说在上大学，今年就都毕业了，于是那老婆就说，防疫站上班的那个特舒适，给他俩介绍介绍吧。妻子也答应了，回家给孩子一说，不愿意，说哪还有说媒的呀，晚上他外出和人家喝酒。回家大闹了一场，可是妻子已经人家明天在防疫站见面，这可咋办呀？

第二天，九点钟左右儿子的老表开车来接我们去相亲，想着儿子不会去，可是当看到老表来接他时竟穿戴整齐的和我们去了。到了那里，那女孩的奶奶，就是那个卖菜的老婆，她的父母。都来了，双方见过后，中午想在一起吃些饭，人家没有答应。回来时，儿子说，这女孩是我高中时的同学，一直都看不上她。大概是没有缘分吧，女方也说，孩子是不赖，就是没有工作，她奶奶说，人家就这一个孩子，会找不到工作吗，然而终于还是不了了之了。

现在想来，儿子之所以不同意去相亲，那是因为，当儿子在上大学时，妻子就不让儿子谈恋爱，说毕业了，有工作了再找，现在他母亲变卦了，有病了，又想急着给儿子特色对象。所以有些气恼。

再去北京

又该去北京医院检查了，我们就把当地的土特产中牟大蒜带去点，好给医生。准备停当，我和妻子就又上了去北京的高铁。

到了医院，我们挂了号，在李主任那里，看过把大蒜放到了门诊室，他不要，不要会行，我们千里迢迢带来的，总不能再带走吧。李主任说，想着都没有你啦，一看精神还那样的好。说吧，让他的助手，把下一次检查的的单子都开了出来，省得我们下一次再麻烦啦。

我知道现在妻子瘦多了，没有病之前很胖的，现在很是苗条，而且走路不能太快，一快就受不了。

我们又去了孩子的大舅在通州的家，过了两天，孩子的大舅大妗又走了，留下我们照看这个家。他们的两孩子总是不合，男孩吃饭不让女孩在饭桌上吃，女孩子就端着碗去她的住室吃，一晚上，我们已经睡了，两人竟打起来了，妻子气得浑身发抖，说我是来看病的，病好不了不说，光气都叫您气重啦。

两个孩子们因为房子也是争来争去的，气得他们的父母不行，有时候两个孩子一呕气，两个人就出门了，眼不见为静。北京市这里的女孩子也争老人的家产，不象河南，都是男孩子争老人的家产，女孩子不掺入事中。在北京这里，男女都争。在这个院中，有对夫妇都八十多岁的年纪，家是河北燕郊的，家被拆了，现在在这里租房住，每天孙子给他俩送饭。男的用轮椅推着女的天天在楼下和人闲聊。这老婆好说话。说她有三个闺女，一个儿子，一个闺女跟她是一个村的，拆迁时，她赔了三百万元，她的闺女家赔了七百多万元，。老两口商量着这钱三个闺女都不给，二百万元给儿子，一百万元给孙子，这样一分，三个闺女不愿意了，就和自己的父母断了来往，这个老婆一提起这事就落泪。背后，邻居们说，三个闺女少给点，不能一分不给，现在只只能叫自己儿子一个人来伺候了。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孩子的大舅大妗临走时，在家南边的空地上种了花生玉米，冬瓜，南瓜，长得很旺，我和妻子时不时地去剔剔草，或者在西边的几棵大杨树下乘凉。这里是规划的一条路。有一天，推土机把这里一下子都推平了，什么都没有留下。等孩子有大舅大妗回来时已经是一马平川了。

四川的那个病号不断的往我们这里寄药。妻子总算有吃的药了，虽然贵，但不比弄不到强，有美国的，有加拿大的，有的是从香港买来，有的是从美国直接买来。有的是从加拿大直接买来。这种药国内没有卖的。妻子当时还说，药这么难弄到，看来我的病难治了，现在药没有让断，妻子也高兴。这种的病叫肾上腺皮质癌，得这种病的人很少，概率是多少万分之一，就象有人说的，得这种病就象买彩票中奖一样，很稀罕的，象这种的肿瘤，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良性的，只有百分之一是恶性的，妻子是百分一的中彩者，那个四川的病号在了一个微信群，里面全部都是患这种病的病人，有新发现的，有患了几年的，有正在治疗的，有正在死去，有在北京市协和治的，有在上海一家人医院治的，有在日本治的，有在美国治的。我也被拉入了这个微信群。里面病号们在交流吃药治疗的感受，哪里治疗的好，里面不时的传出某某人去世的消息，哀痛不已。里面的人都相互鼓励，要坚强，要坚强地活下去。妻子不想加这个微信，我只得带劳了。那个四川的病号可能是半年来北京协和检查一次，已经得这种病已经快五年了，动了两次手术，有一次人快人不行了，想让动手术，医生有点作难，最后经律师签协议，才动的手术，终于她又活下不，经她说，光这个病她已经花了一百多万。一开始的，问医生，能活多长时间，医生说最长九个月。动手术时，医生问她还有什么要交待的没有，她就交待她爱人如果手术不成功，千万不要把她的尸体丢到北京，一定要拉到老家去。然而手术竟成功了，现在她已经活了快五年了，她跟妻子一块检查时，医生说，你要活过五年，就真是奇迹了。大概这种病生存期超过五年的很小。这个女人，看模样，天性中一个乐观的人，不象我的妻子，比较消沉。

回家

孩子们毕业了，该回去说孩子工作的事了，我在财政所工作，好多内部子弟都安排到了财政上了，儿子本身又是读的会计专业。于是妻子给孩子的大舅打电话，让他们回来。我们好走。只有她大舅回来了，她大妗，在郑州，于是我们开始启程回郑州中牟去。

回到家头一件事就是去财政局找领导说孩子的事，先找到主管我们的一个副局长，他说，今年上半年安排一批，等下一次安排了我给你提提，你先去找局长说说。于是我又找局长，局长说，你把孩子的材料给人事科吧，等人多了再说，于是我去了人事科，把材料给了他们，也让儿子去让人事科的人见见，只等着让上班的信儿。

回来的日子里，我又去上班了，所长也说，把材料放人事科就不不用管啦。

这期间，父亲也来家里了，拿来五万块钱，是占地赔偿钱。刚分到的，妻子一见钱就又哭了，说，我并不是稀罕钱，只不过是理不顺。看着年迈的父亲拿着钱跑十几里路来，妻子的心也许会放平和些吧？

又过些时，没有动静，妻子非要和我一起去财政局找局长，于是我们两个就去了，到了局里，局长不在，又去人事科找科长，科长我和她以前在一起工作过，但是她也不在。于是我们走了。此后我又找局长几次，说他去郑州学习了，得好多天。孩子的事就这样放着了。

妻子说话好象有点有气无力的，以前的说话的底气很足。这种的情况我是在孩子他姥姥七周年的事上发现的，妻子的娘家也拆迁了，住着二十多层的高楼。有事了，人一多无法再以前一样，在院子里做饭吃饭，一拆迁，已经没有院子了，就只好，在外面的饭店吃，人多。妻子好多天都没有见过娘家人了，跟这个说说话，跟那个说说话，显得气喘吁吁的。好象是没有力气似的。我知道，他吃的药影响食欲。平常都是不觉着饥，吃饭象是就会应付似的。我想这是她没有力气的缘故。现在想来，应该是她病情加重的缘故。

天气慢慢变凉了，树上的叶子开始落了。妻子说，等过了阴历十月一，给父母坟上烧烧纸再去北京检查。可是，妻子却是越来越没有力气，最后竟躺在床上不想动。走路都是没有力气，蹲下解手都站不起来，吃饭吃不下，吃药光呕吐。甚至有一次，她蹲在卫生间起不来，我和儿子强拽着才把她弄到床上，可是到了床上，妻子的眼瞪着，眼珠子不转了，吓得我和儿子赶紧叫救护车，把她往医院拉，一路上眼都是那么的瞪着，好吓人。到了医院直接进了抢救室。

一会儿医生出来了，问，妻子以前有什么病，我说，是肾上腺皮质癌，本来想过两天去北京检查呢，竟又出了这事，他把在其它医院的各种检票结果都是拿去了。到了晚上，让去看病人时，我进去出，见妻子的眼睛又能来回转动了，心里松了一口气，但是妻子鼻子里嘴里都插着管子，让我心痛。医生又说了句，气管都衰竭了，估计情况不太好，弄得我心里更不好受了。

妻子在抢救室，不让吃不让喝，我和儿子只得在外面等，该吃饭了去医院伙房吃吃饭，晚上睡在医院的过道上，让交钱就交钱，没有钱了，我让儿子守着，我去街上取钱，妻子的外甥，外甥女都来看她了，她的弟弟，她的弟媳都来看她了，我的父亲，哥哥嫂子，我的姐姐妹妹都来看她了，可是谁也无法进入抢救室，就是在让看探望病人的时候，也只能有一个人进去，所以都只能站在外面打探消息，我和孩子的老舅商量是否让他大舅知道，他老舅说，得叫他知道。于是我跟他大舅打去了电话，电话里，他大舅说，你们咋不早点来北京啊？我们现在就回去。

妻子的外甥和医院副院长关系密切很好，找到他，两人去了抢救室，回来说，情况不太好，现在认识人啦，知道我是谁。

到了第五天，妻子的情况下有些好转，眼睛一轮一轮的，护士说可以喝奶之类的，我的心里开始高兴起来了，我去看她时拉拉她的手，有反应。我出来一说，她外甥说是不是回光返照？天快黑时，医生说，病人情况不太好，已经呼吸急促，不认人啦，无救啦，想让我办理出院手续，我说，治吧，没有钱还交钱，不能把人说这样的拉走，当我去交钱时，又得着信，说人不行了，不用啦，当我赶到抢救室时，妻子已被推出来了，她外甥女们正准备东西，被子衣服都在打捆，已经有人去叫车了，外甥女的女儿是这家医院的护士，也跟着我们的车回家了，

以前老家没有拆迁时，丧事都是在家里办，已拆迁，在家是没有地方了，村里有红白理事会，就在这里办事。妻子自从拆迁分到房子在家只住过一夜，临去世了也不能回家，只得在走到家门口时，让儿子对着妻子说道，妈，到家啦，你看看咱的家，儿子带颤音的哭泣着的说话声，也让我泪流满面。

孩子的大舅到郑州悲伤得有病住院了。

在红白理事会，我们的本家叔哥弟弟大嫂们忙忙安慰我们，忙着去买孝衣孝布，忙着给妻子换去世人穿着的寿衣。妻子外甥女的女儿忙着拨妻子身上的各种管子，一切停当后，妻子的外甥外甥女们和她的弟弟都走了，余下都是本家的，坐在一起商量丧事的办理情况。按照孟姓的风俗，阴历的三六九三个月，坟里不能动土，只有丘在坟外面，等到她的配偶死去，要葬在一起才能迁回坟地里。一开始，我还想着事情急急结束，一说到妻子要丘到外，等我死时才能迁回坟地，我说，不行，本家的长辈说，要是不行，必须得过了五七，三十五天才能出殡。五七就五七，晚些时间埋葬也比葬在坟外面强得多。我见过好多在坟地外面用砖垒的小屋了，在一片坟地外面孤零零的。小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觉得很吓人的，我决不能让妻子也成这样。于是定好五七出殡。

三天之后火化，儿子把自己母亲的骨灰抱回来了放在家里，妻子终于回到家了。

到了五七那天，开始出殡了，这天

正好是阴历十月初十，正是我们二十四年前结婚的日子，我的妻子呀，你去的也太巧，十月初十进我家的门，十月初十这天又出了我家的门，整整二十四年啊，结婚时是刚下过雪后的明亮的冬天，现在是落叶飘飘的初冬的阴郁的日子，你向天堂去了，我留在了尘世，儿子的工作还没有着落，儿子的婚事还没有办，这都是父母亲的义务，你一身轻松的走了，把担子留给了我一个人，你知道，我是一个不爱管闲事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