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到《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是缘起于《北望河山：岳飞传》带来的震撼，这本岳飞传读完，就真的是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读岳飞传，在感佩他满腔家国情怀、一生奋勇杀敌的英雄壮举的同时，又因为他明明赤胆忠心却落得一个被枉杀的结局，感到内心一片悲凉，很长时间都意难平。

想写点什么，以平复阅读勾起的创伤性感受，但是又觉得太过于情绪化而一直迟迟没有落笔。

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想，岳飞是不是必须去死？他的被疑、被弃、被害，除了赵构这个皇帝太过怯懦太过小人，秦桧疑似内奸之外，还有没有更深层的背景？

至于，前两年网上甚嚣尘上的岳飞死于自己情商太低的论调，我除了蔑视之外，真是一句也不想反驳。“夏虫不可以语冰”，满脑子钻营苟且之人，打死也不能理解民族英雄的胸襟。

就是在这么一个过程中，我遇到了《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这本书，觉得其中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究，能够部分消解我心中的块垒。

这本书是少有的“半截书稿”出版付印的，本书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已故谢天佑教授，这是教授生前最后一部未竟书稿，被专家学者赞誉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

本书是一部古代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态史，堪称古代官场现形记；也是一本史实和评论俱佳的历史小品。

作者基本以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理论为参照样本，分析了自先秦至清代朝堂上的臣民生存法则，君臣间的心机和智术，以及忠臣义士的应对苦心。列举了好多典型的个人和个案，呈现出专制主义的产生过程、权力结构的确定，以及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臣民心态的种种表现，从而剖析君主专制制度性的弊端。

比如，韩非提出，臣下向君主进言时，有可能遭遇7种杀身之危、8种猜疑，于是他列出13条说君之术。

举其中两条为例：

君王有卑下的念头，想干而又有所顾忌，进言者就要故作姿态，抱怨他为什么不去干；

君王想要夸耀自己的才智，进言者就应为他自逞才智提供依据，而又要假装不知道。

这简直太恶心了吧，这样极尽谄媚之态，毫无尊严可讲，哪里是掌握国家命脉的股肱之臣的作为，简直就是豢养的狗啊！

对此，谢教授在《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一书中指出，喜怒无常是专制主义君王的特有的性格；假话、违心的话是专制主义臣民的特有的语言。

君臣关系和一般的人与人关系一样，都是利害关系。专制统治下，独揽大权的君王，把他身边的群臣看作是什么呢？

比如，岳飞，精忠报国，在一场胜利连着一场胜利，逼迫敌人节节败退的大好形势下，被急于求和的皇帝赵构12道金牌从一线战场催回，夺了兵权，最终杀害。

皇帝想战的时候，亲自接见，给予丰厚赏赐以及没能兑现的兵权。

皇帝想和的时候，不顾大好局面，夺兵权，设冤案，以“莫须有”之罪戕害武将重臣。

战或不战，不取决于国之根本利益，人民渴望回归故国家乡的强烈愿望，而是看自己是否能有偏居一隅苟延残喘的空间。君臣被金兀术的“搜山检海”行动逼到在大海上漂泊的时候，在金兵重兵入侵的时候，就只好信誓旦旦的对抗；一旦金国被打怕了，给小朝廷一点和谈的暗示，皇帝立刻放弃优势，叩头纳贡，并嫌弃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武将们，没有眼力见，不懂变通。

在帝王面前，臣子也不过是棋子而已。“今天信之，愿将江山托付于你，明日失宠，千里河山无你立足之地。”

大家都知道岳飞的冤案太典型了，谢教授原本打算在本书中单独成章分析岳飞，也做了许多的读书笔记，可惜竟没来得及最后成稿，成为一大憾事。

但是，他列举了另一位西汉名臣晁错，同样鞠躬尽瘁，同样死于他忠心效命的皇帝之手。

晁错经历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和汉景帝两代明君，可以说仕途顺畅。文帝虽未重用他，但是很欣赏他的才能，因为晁错曾上疏《言太子宜知术数疏》，主张太子应该学习治国之法，汉文帝就将晁错拜为太子家令，成了太子的老师。

太子刘启即位后，就是汉景帝。新皇帝对自己的老师极其敬重仰仗，君臣二人经常在一起商量国事，几乎晁错提出的每一条建议，都会得到汉景帝的重视。他直接被汉景帝提拔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后来，晁错就上了一道《削藩疏》。他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晁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以吴王刘濞为代表的藩王势力越来越强大，已经威胁到中央政权的安全了。

特别是吴国，属于得天独厚，境内有铜山又有大海，他们自己可以铸钱、晒盐，当初刘邦封刘濞为吴王的时候就很担心他会造反，等到汉文帝时期，吴国就变得更加富有了。此外，吴王刘濞收纳亡命之徒，从来都不将其他地方来的逃犯交出去。

另外，吴王和汉景帝还有一段私人恩怨。

汉景帝当太子的时候，因为下棋起争执，一下把吴王刘濞的儿子、吴国的王太子用棋盘拍死了。吴王自然很难过，又没办法报仇，于是耿耿于怀，长期称病不朝。

所以，各种因素汇总在一起，景帝坚决赞同削藩。晁错建议汉景帝削掉吴国的豫章郡和会稽郡，相当于一刀直接砍掉了吴国的钱袋子。

新仇旧恨，于是吴王串联其他藩王，发动了“七国之乱”，号称：“诛晁错，清君侧”。

大臣们早就讨厌晁错独宠，于是趁机进言杀了晁错，以安抚各路藩王。

汉景帝苦思十日，还是下定决心，将自己的恩师，腰斩于市。

一代名臣就这样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那么，汉景帝为什么就同意了呢？因为杀晁错可不仅仅是起到一个安抚作用。

当时叛军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起兵，杀掉晁错后，叛军就师出无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继续进兵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天下人共击之的乱臣贼子，退兵更是死路一条。

所以汉景帝在选择牺牲掉晁错后，换来的是天下的人心，“七国之乱”也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就被平定，晁错之死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此事对晁错来说非常不公平。

但在帝制时代中，每个人都是帝王手中的棋子，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便像晁错、岳飞这样位高权重的名臣，在很多时候也同样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杀一臣，而换得人心和战场的转机，何乐而不为？哪怕杀的是自己的恩师。

杀一臣，而换得渴求已久的偏安一隅，那就必须得杀，哪怕理由是“莫须有”。

况且，即使杀错了，皇帝又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你活着对皇帝有利，你就活，你死对皇帝有利，你就死。哪怕是冤屈而死，也得死。

晁错被杀后，景帝问从前线打仗回来的邓公说，你从前线回来，听到晁错已死，吴楚罢兵不？邓公回答说，吴为了起兵准备了几十年，是因为憎恨削地而反，诛晁错是一种名义，“其意不在错也”。景帝回答邓公说：“公言善，吾亦恨之。”

恨之？恨谁？总不能是恨自己吧？

不过是惺惺作态罢了。

在这种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国家利益、王朝大局，个人尊严、人性底线，都是可以用来交换君心的筹码。

君主是法，君主高于法，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个根本缺陷，也是君主专制主义的一个致命病根。

历史虽然逝去已久，专制与奴性的毒瘤却依然存在，返祖与回归现象也不算罕见。慎之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