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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中称老师为“先生”，不论男女，都叫“先生”。

1

晚上散步，又习惯地走到松田先生曾经住的公寓楼下。抬头看时，熟悉的七楼熟悉的窗户却没有了熟悉的灯光。先生已离开山形，回老家岐阜了。

我突然惆怅开来，开始思念她了。难道对一个人的思念，非要到她离开之后，才更加强烈么？

一九九七年的四月，我私费留学日本。大学入学式上，一位女老师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坐在教师席的最前排，两条白花花的腿文雅地斜并在一起，小腿和脚之间一粗到底，没有脚脖子，乍眼一看像两根棒槌，盯久了又像超市里的长白萝卜。从膝盖往上是一套浅粉色的套装，五官却看不清楚。长这样的腿穿如此短的裙子，这是怎样的审美观？在诸多女教师之中，她最起眼。起眼的女人分两种，一种是非常漂亮，一种是非常不漂亮。松田先生属于后者。

第二天，这位女教师出现在我们班上。那天她穿的裙子比入学式上的要长一些，裙摆下没有脚脖子的腿仍旧夺目。五官长得普普通通平平凡凡，让人记不住，但皮肤却给人一种柔软细腻的感觉，短粗胖的身材，又让人猜不准她的年龄。

她自我介绍：我叫松田祥子，岐阜县人，研究领域是社会学。然后她开始上课。因为是第一节，自然有说明。首先介绍使用的教材，她持一本《社会学总论》，递给坐在前排边上的同学，让我们互传，说可以到学生协会的书店里买到。我看了一眼，3300日元，感觉书很贵。我那时的日语，听、说、写都不行，很着急学好这门语言，认为有些钱是要花的，便决定下课就去书店。一会儿，书被同学们传遍后又回到了松田先生的手里。她掏出手绢很自然地擦了擦前后书皮，很自然地塞进一个A4的纸袋子里，又很自然地折了一下袋口。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她一直讲着话，讲什么我自然记不起，却记得自己坐在可以看清先生每一个动作的前排中央位置。

实话说社会学很无聊，一节课下来，我没听出个所以然来，走了好多神儿看她的脚脖子。终于下课，我要离开时，被她叫住，“你是王桑？”（日本人不直接称呼名字，要在后面加‘さん’，音‘桑’）我愣了一下，回答：“是。”

“你过来。”她一脸柔和。

我瞪大了眼睛走近她，因为紧张碰了一下桌子，又顾不上疼。

“你是我们班唯一的留学生，这本书送给你，不用买了。”她声音轻柔，面露微笑。她把那个A4的袋子里递过来，又略有歉意地补充道：“这书刚才被大家传过，你不要嫌弃啊，它原本是新的。”

我受宠若惊地接过，连忙行礼说了好几个“谢谢”。接时我的手触到她的手指，柔软细腻的皮肤把我滑了一下，心里顿时暖了，又高兴自己省了好多钱。

回到住处，我甩掉鞋子即刻把书拿出来，看到编著者的名字：松田祥子。看汉字，觉得很熟悉，但是一时想不起来，用日语念了一遍，叫了起来：这是松田先生编著的书啊。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大学时的教材都被我陆续扔掉，唯有这本《社会学总论》还放在书架里。那是我今生第一本被作者赠送的书，也是我在留学生涯中的第一本教材。偶尔翻看几行，发现内容是陈腐的，社会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书上记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先生手指润滑的感觉却如昨日，心不免又暖了，思念便更强烈了。

年少时读不懂鲁迅，但记得他有个《藤野先生》。

松田先生就是我的“藤野先生”。

2

那个年代，被问及留学理由，“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作中日友好的桥梁。”是标准而又万能的回答。

我也说过同样的话。但一入学，便忘了。为什么来日本已经不重要，因为已经来了。如何交上房租，如何解决吃穿，如何取得学分才是最重要的。

如鲁迅所说：

“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

山形不像东京，留学生少得可怜，我便显得金贵，勉勉强强可以算“胶菜”或者“龙舌兰”。

免除学费的申请顺利通过，第一年又获得了每月五万日元的奖学金。打一份工维持生计，紧紧巴巴但并不囧，何况我是喜欢学习的。

但不免课上犯困，尤其听菊地先生的经济学课。菊地先生是个即将退休的教授，西装革履，领带很花。课堂上习惯对着教室上空的荧光灯讲话。上他课的人，打瞌睡的多。日本学生打瞌睡很有功夫：端坐，低头，闭目，然后就不动了，看起来像静默。那天，大家的“静默”进入最佳状态，突然从前方讲台传来一个声音。

先抑后扬，很响，很长，很熟悉。这声音是在菊地教授转身往白板上写字的时候发出来的，确切地说是从他的身体里面传出来的。

看周围的同学，也都醒了。瞪着眼睛，对视了几秒，又一齐看向教授，见他不再讲话背对着我们，便会意，低下头，抿着嘴唇，眼睛却在笑。过了一会儿，教授也终于转过身，继续讲“机会成本”。

下课，教授一走，我便忍不住，迫不及待地想跟美嘉同学交流一下“那个声音”，可是美嘉却说今天要打工，背起包跟我说再见。日本人的这种文明令我消化不良，感觉没什么趣味，便往图书馆去，走廊里迎面碰上松田先生。

她见我，一喜，抢在前面说“你好”，又请我去她研究室喝茶。我对她早有感激，便说“谢谢”，随在她身后走。她那天穿着裤子，不见脚脖子，但两腿明显很粗。突然明白她为什么总穿裙子了，长裙可以掩盖不足，但她又没有一定的高度，真是难。这样想着，又发现她走路的姿势不是很正常，有点儿跛脚，好像哪儿疼。那天是阴天，要下雨的感觉。

松田先生的研究室不大，书和资料被堆到地板上，却有一张空着的桌子和几个小圆凳。她问我喝什么，“乌龙茶？红茶？普洱茶？茉莉花茶？咖啡？”我惊讶她什么都有，便回答什么都可以。她给我泡了一杯红茶，我又后悔，因为红茶是我最不喜欢的。

“你很苗条，不用减肥，是不是喝了普洱茶？你们云南省的普洱茶？”她轻柔地问。

我觉得好笑，不知道如何回答，想她备有普洱茶，是想减肥。又想告诉她我来自山东，不是云南，但又觉得没有必要。

我端起她泡好的红茶，喝了一口，突然想起菊地先生，想起那个声音，扑哧一声把茶喷出来。她以为是烫着我了，慌忙道歉，又迅速递给我抽纸。我摇头擦嘴也道歉，忍不住说了刚才课堂上发生的“事故”，“菊地教授竟然上课放屁！”我强调了一下。

松田先生也扑哧一声笑了。她咯咯地，露出满嘴细小而洁白的牙齿。我也终于放开笑，笑声很脆，要解放的感觉，没想到被她打断：

“王桑，女孩子是不说“屁”这个单词的，要说‘おなら’（音：奥呐啦）的。”她边说边抽出一张纸，把两个单词写在纸上，然后给我讲解。

日语是复杂的，敬语，简体语不用说了，还分女性用语，男性用语，真是事事儿的。但是我收获颇大，庆幸跟先生分享这个“屁”，不，是“奥呐啦”。

“以后日语方面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她说，脸上认真的表情令我感动。

“那我写的课题报告（report），也希望先生帮忙看看。”我马上请求。

她答应了。我又激动起来，像有了保障。离开先生研究室时，竟然在门口看到一个拐杖，颜色和设计都很女性化。谁用拐杖呢？我想，但没问，脑子里全是“奥呐啦”。

3

鲁迅在《我的藤野先生》里写道：先生要我把笔记都拿来给他看，并且“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

松田先生亦是如此，或者说更为甚之。不仅是她的课，其他老师的结课作业我也请她修改，我东拼西凑的东西经她手后，白纸黑字便被改得通红一片。

去先生研究室的次数自然多了起来。先生的研究室里总有学生，那张空的桌子和凳子还有各种喝的，原来是为学生准备的。最常见的是几位英文专业的女学生，时间长了我便知道她们并非来讨论学习，而是有关恋爱的问题。我因此关注起松田先生的私生活。

先生很坦诚地对我们学生说，她结过一次婚，不到一年就离了。她还说自己在高三时被查出风湿病。她轻轻地撸起裙摆给我们看她的腿，说疼痛跟天气有关……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她走路的姿势有些问题，又觉得她裸出的脚脖子和腿突然好看起来。先生说穿裙子方便，里面可以多套几层保暖。她的语调一直平缓温和，如同说别人的事。我注意到她的头发乌黑发亮，没有一丝是白的。

没想到先生会跟我们说这些，研究室里一时无语。先生把目光投向我，又看了看那些日本女学生说：“你们看王桑，一个人异国他乡求学，这种精神你们要学习。记住啊，女人一定要自立，不要附属于哪个男人。”

我没想到会被表扬，脸红了，眼也润了。其实我并非如先生所想，一个近三十的女人下定决心放弃国内的一切，自有其中的缘由。我差点说出自己在国内的挣扎，无奈还有贫困，但是没有。我想她们日本人是不懂的，可心里却莫名其妙地升起一些与先生共鸣的东西，是那种可以化作勇气和力量的，鼓舞人心的东西。

经过先生修改过的作业，几乎都得了“优”的成绩，我反倒不安起来，这不是我的实力，我自己写东西时照样语法错误，用词不当。我问先生，“是不是日本大学的学分容易取得，或者老师们对留学生的要求太低了？”

先生反而问我，“你毕业之后想做什么工作？是回国还是留在日本？”我一时回答不上。“做中日友好的桥梁”这句话，我再也说不出口来。三十岁的女人，选择的余地是有限的，或者说，不想太折腾了。

三年级选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的时候，我没有选松田先生，而是进了横尾先生的研究室。横尾先生的研究领域是信息处理方面的，我认为比社会学更有利于就职。也许是怕松田先生又问我今后的打算，再加上课程不多，我便不常去学校也不常去她的研究室了。横尾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人很孤高，从没见他笑，哪怕是微微一笑，讲完课就走人。他家在东京，新干线通勤的教师只有他一个人，所以研究室经常挂着“不在”的牌子。在截止毕业论文预审日期的头一天，我终于写完初稿，打印出来去找横尾先生，但见他研究室门上的“不在”，不免失落，心里骂横尾不负责任。

我不知道为什么身体会自然地来到了松田先生的研究室门前，正犹豫着要不要敲门的时候，从后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王桑，好久不见了。”

回头看时，松田先生站在身后。我愣了，她竟然拄着拐杖！那个拐杖，我见过，一直放在门口。我张着嘴，发不出声来。

“请进，请进。这几天阴天，膝盖就一直疼，你看，这拐杖就帮上忙了。”先生的表情依旧温和，她把身体靠在研究室的门上，手离开拐杖，摘下套在手腕子上的钥匙开门。她那天穿的裙子宽松得有点飘逸，关上门的时候，有一小截被夹在门外。先生大笑不止，“幸亏没有被男同事看到，那样就丢死人了。”我也忍不住笑起来，“要是真有个男先生在门外揪您的裙子怎么办？那您不就脱了嘛。”

“日本没有这样的人，难到中国人会搞这样的恶作剧？”先生笑得更加起劲，上下牙花子也都大方地显露出来。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可以想象一下。”我做了一个裙子被拽脫了的动作，先生立马做了一个按住腰口的动作，两个人又笑成一团。先生聪明，见我手里厚厚的稿子，停了笑，接过去，翻了翻，用责怪的口气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你看你，不到火烧屁股的时候就不知道着急。”我忙说：“您不是我的指导教师，我自然不好意思找您了。”先生不笑了，摇了摇头说：“你选横尾先生的研究自有道理，这没什么。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继续帮你修改日语，至于专业，我不懂。你回去再把文档发我邮箱里。”没想到先生如此豁达，我感激地说了好几百个“谢谢”。

第二天早上，邮箱里就收到了先生修改好的文稿，两万多字的论文初稿里增加了很多红字，也画上了很多删除的红线。我滑动鼠标的手突然抖起来，越滑下去就越发对自己的日语感到不安，也就越发感激先生的用心。

4

很快要毕业了。

日本女学生们最热衷的话题是毕业式上穿和服的事宜。无论租赁还是购买，从穿戴到做头这一整套流程下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女生们不想在毕业式上因为不穿传统的和服而显出违和感，所以她们的父母早在一年或者半年前就预约专门美容店，为女儿提前做好了准备。

这些与我无关，因为留学生的我原本不在乎自己的不一样。但是我穿什么呢？

那天在食堂里正跟同学们聊这些事情的时候，松田先生端着自己的饭菜一瘸一拐地凑过来了。有一学生给她摆正了椅子，她落座。我却看向窗外白雪皑皑的世界：正值二月，天天下雪，不知先生的裙摆里面裹了多少层保暖内衣，更不知她的双腿如何躲过雪国这漫长的冬天。

“中国旗袍，你穿中国旗袍！”松田先生很快融入我们的话题，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亮一闪，像个没见过世面却好奇心旺盛的小女生。

“是的，是的，想看王桑穿旗袍！”周围的同学跟着呼应。

我心里顿时有了底。因为箱子里有一套唐装。虽非旗袍，但上衣中式盘扣，又是绸缎子做的，可以制造出不同。我那时刚学会“违和感”这个单词，便问会不会有“违和感”。但先生和同学们一起摇头，又一起怂恿我说，唯有我可以大大方方地“违和”。看着她们兴奋和期待的眼神，我倍感“物以稀为贵”的特别，脸烧得热烘烘的，又想起鲁迅笔下系着红头绳的白菜，心也跟着烧了起来，脑海里自演了一段剧情：在日本大学的毕业式上，我一个山东土妞终于被尊为”胶菜“。

我有点欣欣然，认为此事就这么定了。没想到晚上松田先生打来电话。她的声音很神秘，转弯抹角地说了好多，用了很多“如果”。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她的意思：如果我想在毕业式上穿日本传统和服的话，不必担心费用，租赁费由她出。但是距离三月中旬的毕业式只有一个半月，她担心时间仓促，租不到我喜欢的和服，如果不嫌弃的话，她有几套，我可以去她公寓挑选。但是这样做，她又担心我会产生心里负担，所以希望我不必勉强，也不必客气。最最后说当然还是想看我穿中国旗袍。

日本人说话一直是这种方式，顾及对方的自尊心往往谈吐委婉，导致外国人云里雾里不明所以。先生的话虽让我始料不及，但不免感叹先生想得周全。“不用，不用，谢谢。”我对着电话一个劲地道谢。一是不想再给先生添麻烦，二是我压根没有那想法。

毕业式的当天，身着唐装的我看起来像电视剧《大宅门2》里的江珊。当然日本人不知道《大宅门2》也不知道演员江珊，我自己觉得这种古怪的效果甚好，因为吸引了很多同学的目光。会场上，女生们的和服簇成一片五彩缤纷的花海，高调傲娇的发饰顶在她们的头上，层层叠叠竟然透着女性的成熟。我终于理解了这种仪式的必要性，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人告别学生时代走向社会。但是遗憾的是，在我眼里所有的女生均被她们的服饰打败，一张张画着精致妆容的脸看起来是一样的。而我真的一眼就能被捕捉到，唐装的顺滑绸缎子面料，使我身轻如燕，那是一种另类的违和。

但是，当我看到松田先生的时候，焦点一下子聚到了她身上。天哪，制造违和感的高手原来是她。

松田先生扎在脑后的马尾辫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娃娃头，蓬蓬松松的自来卷占据了好大的面积。那一刻让我意识到先生的年龄：她已经是四十多岁的女人了。那发型远远看去确实让她年轻了几岁，近看却不得不说像个古怪的布娃娃，但头发再卷也称不上洋娃娃，因为她的五官，非大眼睛无长睫毛，真的太普通了。

与开学式不同的是，她穿了一套乳白色的正装，裙子很长，遮住了她的大部分的腿，裸露出的脚脖子依旧没有身段，四年下来，她减肥也不见成效，走路姿势的异样却很明显了。那天，三月的太阳出来了，她没有携带拐杖。

先生一直笑眯眯，细腻的皮肤看不到很明显的皱纹，出奇的温和。她看着我的唐装，眼睛睁得有点大，说原来还有这样的“旗袍”。我解释不清楚“唐装”与“旗袍”的区别，更别说用日语了。我对先生说：“这种上下分身的“旗袍”，先生不妨也试一试。”先生笑了，看了看自己的腿，灿烂地回道：“很期待啦。”然后她话题一转，表情变神秘，翘着脚对着我的耳朵：“一会儿颁奖仪式上会有更大的惊喜出现。”

我傻笑着，没当回事。

肃静的会场上，台上的人颁布大学期间在各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学生名单。我做梦也没想到，成绩优秀奖的后面竟然是我的名字。而我当时正在走神中，看到左右的女生对着我做鼓掌的手势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名字被点了。

我脸红了。松田先生在教师席上也做了鼓掌的手势，她的目光扫向我们班的位置，我知道她在找寻我的身影，传递对我的祝贺。尽管她对所有获奖的学生都会送去祝贺，但我相信我是不同的，不，确切地说，松田先生为我付出太多了，没有她，我那乱糟糟的日语写出来的作业，包括论文岂能获得很多“优”的成绩呢。

奖品是一台小型石英座钟，后面刻着大学的名字。20多年来，我一直用它，每换电池的时候，便会看到那排字，更会想到松田先生，再看多年来自己的日语一直进步不大，又觉得惭愧，不配。后来也跟松田先生议论此奖项，她说她当时很有成就感，那是我这个学生对她最好的回报。

而我最终没有“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毕业后嫁人留在日本，继续生活在大学所在的城镇上。更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松田先生竟然在我住的附近买下了一套公寓，是七楼，可以迎接太阳升起的楼端。原来她恋爱了。

5

先生在购买新公寓之前，租住在车站附近的一套旧楼里，那旧楼唯一的好处是走几步就可以到车站。先生不怕旧，图的是回老家岐阜县或者到各地做学术报告时公共交通方便。她还说山形的冬天雪太多，自己的腿不好，不易老后居住，退休后还是要回岐阜的。这怎么又买了呢？

先生搬到新居后，请我去玩。我在自己家里包好饺子，走到先生家只用了五分钟。

先生高兴得很，但对生饺子却束手无策，我便主动进厨房。煮好的饺子像一堆小元宝，她更高兴了，说是第一次吃这么可爱的中国水饺。我说，剩下的生饺子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像我刚才那样煮。她却说日本人只会煎。

我向来不爱做饭，用日语说是“不擅料理”，但是包饺子还是会的。先生边吃边说“好吃”。经验告诉我，日本人说的“好吃”绝不能信以为真。我忍不住问了一句：“真的？”

“皮好吃。”

这句话对我打击很大。其实不光是先生，好多日本朋友吃完我包的饺子都会说：“皮好吃。”我不得其解，说皮好吃，还要什么馅儿，直接煮面皮得了。然而他们又说，那叫“乌冬面”，就不是饺子了，王桑的饺子好吃，皮是手工做的，有弹力，比超市买的现成的饺子皮好吃多了。

原来先生也这么说。为了包出适合日本人口味的饺子，我已经在调馅儿上很努力了。当然先生根本不在乎什么皮不皮，馅不馅的。吃完，她顶着自来卷的娃娃头给我介绍房间布局，脸上洋溢着无比的幸福。一间六畳榻榻米的小屋，散发出淡淡的青草味道，她说这是给客人住的，又开玩笑地说如果你跟丈夫吵架可以到这里避难。

我那时已经成家并且有了一个女儿。

我笑着说好，我们住的这么近，娘家又都距离很远，先生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先生开始泡茶，还是红茶。我一直没有对她说实话：在所有茶中，我是最不喜欢红茶的。这个事实一直到先生退休卖了公寓离开这里，我也没有对她说。因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以后跟先生交往的二十多年里，我们两个人，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有时候又是两个女人，常常在吃完我包的皮好吃的饺子之后，喝着她亲自泡的我最不喜欢的红茶，聊着与人生有关的所有话题。

自然包括男人。

先生改变发型之后，就再也不见她把头发留起来。那占据面积很大的自来卷的娃娃头和说笑时藏不住的满嘴细小的牙齿，让我依旧感到说不出来的违和，便问，“先生不留长发了？”

“不留。哈哈，我想起来了！还记得你们那届毕业式吧？前一天，我失恋了。”

“失恋？跟谁？”

“嘿嘿，不告诉你。被甩了。日本有个说法，失恋之后的女人把头发剪了就能挺过去。”

先生温和地笑着，像说别人的事。

难道是铃木？我脑子里闪出一个人。那个铃木是教英文的非常勤教师，我上过他的口语课，记忆中他没有日本人的死板，课堂上很会互动，眼神却很轻佻，课后总被一群女生围着说说笑笑，她们在背后叫他铃木，而不是铃木先生。有一天，我在餐厅里无意间听见两个女生在议论铃木，中间夹杂着松田先生的名字，然后是一番笑。她们好像称松田先生为“欧巴桑”（大妈，老妇女），那笑声让我感觉很怪，很不友好。

想起当年去松田先生研究室里的女生多数是英文专业的，我似乎有些明白了。就像先生第一次主动邀请我到她研究室喝茶一样，那些女生也有可能是被先生邀请过去的。也许当时她正跟铃木交往，想从女生们的口中获得更多有关铃木的消息。

甩她的男人应该是铃木——当然，我也只能是猜测。

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我不便多问，她也不需要安慰，更何况刚刚购买了新居的她脸上洋溢着一种特殊的幸福，同为女人，直觉告诉我：那是有了恋人的幸福。

我很快见到了松田先生的新恋人，起因是我冻在先生家冰箱里的饺子。

周末被先生叫去，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站在客厅里对我鞠躬问好。我马上明白他的身份，但是他的拘谨和客气使我一时辨别不出到底是我跟先生熟，还是他跟先生熟。先生介绍说：“这是小関。”小関刚刚抬起的头又鞠下行礼：“我是小関，请多多关照。”我从他的发顶上感到一股十足的书生气，他看起来比先生年轻。

先生说，小関喜欢我做的饺子。原来那些冻饺子真的被先生给煎了！小関补充道，他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饺子，很适合日本人的口味，还问我馅儿里都放了些什么。那一脸的真诚使我十分感动，因为他是第一个认为我包的饺子——皮和馅儿都好吃的人。我当时就断定他是个好人。

他真的是个好人。从先生口中得知，他是当地的农民，母亲去世后跟多病的父亲住在一起。“你别看他种地，那种的可是无农药产品，你也别看他是农民，那可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先生很是自豪。我更加惊奇小関的特别。在后来的几年里，我经常吃到小関种植的无农药大米，是松田先生转送给我的，她说一个人吃不了多少。我要付钱，先生却说，不用，她已经付给小関了。日本恋人之间的AA制我还是不习惯，令人费解，但又没有理由批评什么。我总在先生的楼下看到小関的车停在那里，便很少去了。我想先生之所以在当地买公寓一定是因为小関，她把自己的未来规划在这里。

又过了几年，不再见小関的车停在楼下，我问先生，她一脸的平静，后又苦笑着说：“不想给他添麻烦，我们分手了。”

她没有改变发型，照样穿裙子，只是腿越来越不自由，使用拐杖的日子越来越多，服用的药也越来越多。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看到了小関，他推着轮椅，轮椅上的老人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他的父亲。因为是迎面，我主动打了招呼，小関一愣，拘谨地说了句“好久不见”。他沧桑多了，书生般的文气早已不在，像个真正的农民。但他是个好人，松田先生也是个好人，看着小関的背影，我无法把他和松田先生这两个好人的影子重叠起来，恍惚中却想象轮椅上的老人如果是顶着娃娃头的松田先生会怎样，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先生为什么跟小関分手了。

原来好人和好人不一定会走到一起的，不，也许因为都是好人，才不会走到一起。

我算了一下，松田先生和小関在四十多岁的时候相识，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分手，应该相处十多年了。那时候，我的婚姻正处在鸡飞狗跳的时期，便时常羡慕先生的不婚主义。跟先生实话说时，她指责我的想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又告诉我一个事实，她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是因为她的不孕。我想到可爱的女儿，又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了。

松田先生也终于老了。她的公寓中多了台可爱的轮椅，可自驾的那种，我试操作过，转圈拐弯都很轻松。女儿也喜欢得不得了，当玩具玩。先生的身体因天气而变化，她会根据身体疼痛程度选择拐杖或者轮椅，并且在车上堂堂正正的贴上了残疾人用的“轮椅”的标志，只要有了这个标志，她的车可以停放在残疾人专用车位上，不需走很远的路。

在即将退休的几年里她又专注与儿童和残疾人的社会学研究中，有时候需要做社会调查，她会拉着我一起去。她给对方介绍我的时候，一贯自豪的口吻，同时提醒我：我永远是她的学生。

二〇二三年三月，先生正式退休，公寓被她处理给了不动产公司，她真要离开山形了。我开始失落，她还没走就开始想她。二十多年了，我们除了师生关系，不知不觉中又多了些许姐妹般的情愫。在她诸多的学生中，我感到自己越来越老。跟先生吃最后一顿饭时，她滑着手机里的照片，自豪地给我看她的学生们。学生一个比一个年轻，与我女儿一样的青春。又看到很多毕业式的照片，盛装和服的女生也一个比一个华丽，我却想不起自己当年的唐装去了哪里。我心情复杂地跟着先生的手和解说，看了一张又一张，发出高兴的声音做出高兴的表情，恭喜先生桃李满天下。抬头时我躲开先生的眼睛，眼里的光停留在她的头顶上，那已经不是蓬蓬松松的娃娃头了，短了，稀了，白了。

三月某日，先生回岐阜的时候，山形的雪还没有化完。我晚上散步照样走向太阳升起的那个方向。七楼的一端没了灯光，使公寓楼下的残雪在夜里失去了光泽，先生专用的车位空着，入口处的落地玻璃却映着我，像一面镜子，不由走进，我看到了自己的白头发，不明白为什么留在这里的竟然是自己。先生真的走了，三月的风吹着，很冷。我又想先生的娃娃头，很想把自己钻进去，那一定很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