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知道那些开得橙黄娇艳的花有那么一个令人心动的名字:萱草——忘忧草——母亲花。
这是一株草和一种花的名字。萱这个字极少用，这么冷仄的字，这么普通的草却和母亲有关。可是，它真的太适合母亲。
五十多年前，在高密西乡的官河两岸，走着一对年轻人。他们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从那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小伙子蛮精神，姑娘也蛮清秀。那时的他们还记不清彼此的容貌，却要去登记结婚了。此刻的他们，不知道能不能想到以后自己就要象套在马车上的牲口一样，崩紧了套，一点也不敢懈怠地往前垃了。他们在隔水偷觑的一瞬间，心里应该满漾着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
那是我的父亲和母亲。那年母亲25岁，父亲19岁。————
母亲的嫁妆有几件很漂亮，一直不舍得用，我长大后见过。据说那是爷爷还是姥爷从青岛买来的。有一床毛毯轻轻软软，浅浅的花朵浅浅的桃红色，滚着一溜儿深色的边；一床印着花的浅翠的台布——母亲叫台布，其实相当于毛巾被吧。还有一床杏黄色的床单。这些东西只有过年的时候母亲才拿出来。她用毛毯把叠好的被子蒙起来，把台布订在堂屋北墙上，再挂上竹帘和写着祖宗牌位的著子。屋子重新粉刷过，供桌也用新的粉红纸糊了。摆上了那对插着红烛的蜡台，栽着摇钱树的隔年饭，嘴里噙了香菜或芹菜叶的鸡、鱼，煎得金黄的豆腐干，寓意细水长流的粉条，新鲜的果子、插着红枣的年糕……待这一切就绪，屋里焕然一新。母亲就拿出瓜子、花生、糖果，找出新衣服让孩子们换上，屋里屋外都有了浓浓的过年的味道。
母亲的嫁妆里还有两个印花的枕头，枚红的，绣着很瓷实的蝴蝶串牡丹。母亲也轻易不舍得用，只搁在叠好的被子上头摆摆样子。我在中学住宿期间，她给了我一个，算是一份奖励，一份特殊待遇。那个枕头我枕了三年，后来布料都乏了，一洗就碎了，但是那朵刺绣却结结实实，鲜艳如初。
母亲比父亲大六岁，在她大概觉得这是个短处，我们姊妹这些年才知道。以前母亲的年龄是个秘密，我们问她，她只是笑笑，不说。父亲和她吵架的时候，就揭她的老底，说“叫您姨骗了我！”，母亲也不争辩，慢声说“是啊，你去找她算账吧，反正她也死了！”我们听了就忍不住笑。
母亲姊妹六个，是老大，自然得帮家里多干几年活。她和大舅同一年结的婚。姥爷是一个账房先生，带一幅眼镜，留着一撮山羊胡子，穿着长袍马褂。母亲上过一两年学，识得一些字，姥爷又教会了她算账。那些年日子紧紧巴巴，有点东西得拿到集上去卖了换钱。这事父亲干不了，他愁说话，也没有耐心，总是母亲去。母亲在这事上有天赋，她会很亲热地跟人招呼，卖白菜的时候她一边吆喝一边掂打着白菜给人介绍。我就害羞地躲在一旁。她算账算得很快，几斤几两，几块几，一口就喊出来。这一点，我们姊妹几个除了弟弟都不随她，尤其是我，我把东西给她送到集上就想赶紧溜掉，我对这活不知道为什么感到恐惧。
母亲却干什么都不外行。爷爷虽然在父母吵架的时候护着自己的儿子，但他也不得不佩服母亲的能干。无论是坡里的活还是家里的针线饭食，场院里的扬场垛垛。好多男人干不好的活她也干得很漂亮。她对我们要求极高，而且干的活大多看不上眼，也没耐心。所以我正好和她相反。我是左撇子，学裁衣服的时候别人从右边下手我却要从左边开始，要不就得整个掉过来，这样一来自己先糊涂了。很不方便。擀饼也是，我翻饼用左手，她在左边坐着，我正好朝她脸前翻，她很气恼。可是她那时忽略了我这个缺陷，没仔细考虑一下别扭的原因，她该先纠正我的左撇子才对。我那时自己也觉得自己笨到极点，她一打击最后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唉！真是感谢现在不用会做衣服就能有衣服穿，不用擀饼也有饼吃的日子。——所以我这个女儿在她这里根本不合格，我能嫁出去是很值得庆幸的事。
母亲说话很有意思，有很多俏皮话，张口就来。潜移默化，无意间我也会蹦出一句来，熟人会说:又是跟你娘学的！三姥姥家的大姨曾哈哈大笑着说:我真愿意跟俺姐姐拉呱！她不来不热闹！——她性情开朗，但和我们这些孩子她不这样。父亲一点不幽默，甚至有点敏感计较，比如母亲叨叨说化肥该买了地边还没种，他会说:你不去干么！意思是你嫌没买，你为什么不去买？你嫌没种你为什么不去种！结果可想而知，本来没有的事弄得气氛一下紧张了。我直到现在也考虑不明白这是种什么思维方式，这种逻辑真可怕。我一直觉得他的性格限制了母亲活泼的天性。如果他不是那么较真，母亲会幸福得多。
小时候过年过节去姥姥家是件很幸福的事，可是孩子多，父亲要把两个小的推着走，这样就累，往往因为这累也就没了耐心，一言不合就拌起嘴来。大人孩子全都没了好心情。
我十六岁那年和母亲在地里间棉花苗，那是我第一次 听她跟我谈论我父亲。后来说着说着就哭了，她说姐姐半夜翻墙过来拉架，自己在大井边转圈，几次都想跳下去，自己回娘家又怎么说谎掩盖事实。其实不用她说，我亲见亲历的就已够多了。她的脸上被摔碎的茶壶掷过来，一直有个伤疤。家里唯一的收音机，连着我每周收听歌曲的习惯一块破碎。弟弟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和他拼，他生气时脸发怒发黄的样子，象一匹孤独的狼。我恶狠狠地诅咒，为什么不离婚！生我们这些孩子干什么！那时我觉得我的出生是多余的，给母亲加剧了一份痛苦。
幼时母亲经常生病，她一病整个家里就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我记得村里两个医生经常背着药箱到我家来。他一来我就觉得来了救星似的，心里会踏实和阳光起来。以至多年以后，见到他们还觉得特别亲。有一次家里的医生也没了招，叫她去镇上的医院。父亲把母亲推到那里，把车把一抬车子一竖，再也不管了，任由她自己这里那里地去找医生。
沉重的生活压力能把身子累垮也能使脑子麻木。能成就一个人的完美也能使一个人走向疯狂。
在婚姻里思想成熟的一方永远要为不成熟的一方买单，为着他（她）的成熟付出代价。所有过日子的路数，为人处事之道都得一点点跌着跟头经历，要不悟不出来——碰到这样的情况可真够受的。
父亲在外边没有一个人不说好的，但是他在家对母亲却是最凶的。他摔东西，打人。当然，那是我们小时候的事。听说过有人在外很凶对家里人却奇好，这究竟是些什么样极端的心理我弄不明白。孩子多，活累，操心，丈夫再不体贴，这一切足够压垮一个女人，从那段岁月里熬过来的母亲一直很让我敬佩。
当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化解这些矛盾，保护母亲的时候，母亲也已经老了。 她竟不象我们小时候那样絮叨了。岁月静静的走过她的眉稍眼角，她陪我们浅浅地絮叨浅浅地笑，似乎不说不痛亦不伤，悠悠地过着人生午后这些波澜不惊的日子。
她对生死也很看得开，一次她给我看她縫好的那些鲜艳的寿衣，说:这么大年纪了，说不定哪会儿……弟媳很孝顺，也很会说话，忙拦住她的话:哎呀，我常和我妈说我们家会出个老寿星呢！
我们就和母亲一起笑了。八十的母亲比她六十的母亲身体还好些。而且，最主要的，母亲心大啊！
愿我的母亲和天下的母亲一切安好。
愿那朵娇美的母亲花承载的都是温柔和幸福。让她们没忧可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