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初高中时期,我就曾拜读过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印象颇深,总感觉他可以将一件平凡枯燥的事情说得很好玩,便认为这是一大出奇的能力,仰慕不已。几星期前看到同学那里有一本《人间草木》,随即借来观看,书中历数鸟兽虫草,我暗自佩服汪先生的功力。
我觉得,汪先生之所以能写得那么好,是因为他有出众的观察力和奇特的想象力。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东西,他就会有另外一种解读的方法。这样看来,汪先生也是一位哲学家了,因为《苏菲的世界》中曾说,要想成为哲学家,首先就要对这个世界充满惊奇,不能习惯于眼前的世界。
此外,汪先生在《人间草木》中也提到了他在西南联大学习的一二事,说到他“跑警报”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讲金岳霖,闻一多特立独行的教学风格,看着他的讲述,着实让我这个生活在这个和平年代,就读于现代化大学的人无比羡慕。的确,新中国成立时期,涌现出的大批人才多数为联大人。书中有篇文章提到,当初有位美国记者问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为什么西南联大条件那么差,八年间培养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教授回答了两个字:自由。记得看完这段话,我跟旁边的一位同学感慨道:西南联大当初离改革开放还早,可当时的教师个个风格迥异,特立独行,大加发表个人对某一事件的独特见解,反而改革开放以后,风气大开,社会对人的束缚减少,我们学校的教师人人都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讲课方式古板,言论教条化呢?
这,确实是件奇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