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田凡曜原创

方志远教授说，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小立志当圣人，并且真的成为圣人的人。

王阳明跟人说，他小时候做过两个梦，一个是在他跟随父亲寻访居庸关回来后，梦见自己参拜马援庙；另一个是梦见威宁伯王越将自己指挥奇袭威宁海子时所用的宝剑赠给他。

有意思的是，就在28岁的王阳明通过殿试获得任命后，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

王越，是整个明朝时期，文官因军功而封爵的三个人之一。在威宁海子之战中，奇袭鞑靼，光复河套，而被破格封爵。之所以要破格，是因为威宁海子还是堡宗留学的故地，夺回威宁海子城算是给今上明宪宗雪了父辱。

威宁伯王越建功立业的时期，正是王阳明少年立志的时候。对于一个积极入世的年轻人而言，当代英雄建功立业的事迹自然会被灌入滚烫的血液。王阳明完成督造坟墓的工作后，为表示感谢，威宁伯的亲属送给了王阳明一个梦寐以求的礼物，那就是王越生前的佩剑，威宁剑。

按照方志远教授的说法，少年时期的王阳明生活在一个社会生活已经走向多元化的时代。人们成才的路径不再局限于考编，然后进入体制。跟王阳明同科的一名同学因为诬陷被革了功名，反而成就了显赫全史的大艺术家，那便是唐伯虎。

王阳明少年时候也是奇装异服、行为怪诞，简直大明“非主流”。但他一切行为的宗旨，都在服务于对成圣的渴望。他可以不吃不喝盯着竹子“格物致知”，撅到吐血；也可以在新婚之夜，跑去跟道士坐而论道。

事实上少年的上下求索，也并非完全胡闹，他得以在这个时候有充足的思考，然后碰到那个可以点化他的贵人，娄谅。

娄谅，明代大儒吴与弼的弟子，是个理学家。娄谅也算是多元化社会的产物，他原本也曾中第授命，但很快就托病放弃仕途，将余生投入到了教育事业。明代中期即使不为官，凭借才能也能获得极高的社会地位，实现财富自由。

58岁的娄谅对18岁的王阳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是第一个鼓励王阳明努力成圣的人，并点出了两大影响王阳明终身的要点：一是“圣人必可学而至”，要当圣人必须去读圣人的书，以体悟圣人的成长；二是“学者须亲细务”，实践才出真知。

这段历史让我联想到了《三体》中叶文洁点拨罗辑的情节，以及刘慈欣的另一部小说《乡村教师》，真理和信仰的传递以及迭代升级，似乎总也离不开对师长毕恭毕敬的尊崇，以及对晚辈知无不尽的教诲。

后来36岁的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他得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至理名言：“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做圣人的道理，就是在于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对自己的教育，并一定需要别人来帮我打通任督二脉。还能看出娄谅对他的影响。

王阳明掌握这样的道理后，第一时间还是想迫切告诉别人。前来直聘他的HR是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他并不确定王阳明这个反对主流教育观念的在野讲师能否胜任工作，于是提出了他的问题：圣人之道不是格物致知吗，怎么会是吾性自足？

王阳明说：大禹治水为什么能成功？是因为大禹发自内心地认为治水就是自己的任务，治不好就是他的过错，所以可以坚持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后稷为什么是农业之祖，他就是以教农事为己任，民众没学会种植，就会挨饿，老百姓挨饿就是后稷的过错，所以不敢松懈。

所以人要做好事情，不应当第一时间就去想怎么规避责任、推卸责任，这样是办不好事情的。只有发自内心将其视为自己的天然使命，做不好就良心过不去，这样才能成事。这就是吾性自足的道理。

王阳明继续跟席书解释，陆九渊为什么主张“心即理”，就是因为“此心在物则为理”，“吾心”是要成事的初心和决心，“物理”是客观的条件和结果，把心放事上，充分评价事情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然后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去促成这件事，就一定能干成事。

席书终于信服，给王阳明发了offer。

可以说王阳明一生事功都离不开他这个最起码的认知，后来他进一步概括为“知行合一”，“知”就是对世界的认识，和自己的良知，“行”是自己要做的事，以及付诸的行动，两者不断互动，用认知指导实践，用实践不断强化认知，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不断强化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问题又来了，我怎么知道我所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呢？王阳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思考，这期间他身为南赣巡抚，经历了平定四省流民之乱、平定宁王之乱以及处理武帝南征风波一系列破事后，逐渐有了头绪。

48岁的他为自己的思想体系引入了一个概念，“良知”。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感知。

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些品质本来就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人被一些外来的干扰给异化了，“心中贼”占了上风。

所以王阳明提出，要“致良知”。把你的良知发掘出来，才能按良知来办事，才能按你的道德底线来办事。“致”就是要事上练，脱离不了实践行动。如果没有行动，希望只是空想，只有付诸行动，并坚持下去，才能看到希望！这便是王阳明一生最为珍视的思想结晶，他在晚年还在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然而一个成熟的思想，尤其是一个出世的学说，他必然要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逻辑的落脚点——你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一个人的品质之所以被定义为善良，什么才是善良？

有一个不坏的解释，希望好人好好的活着。让所有的好人都好好的活着，便是“亲民”。《大学》开篇立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与程朱理解不同，王阳明不认为“亲”在这里是“新”的通假字，因为“新民”只有精英阶层居高临下的教化、启蒙之意，而“亲民”则包含理解、共情，以及沉甸甸地助其革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某种程度，朱熹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书房，宏大叙事蒙蔽了他的双眼，而王阳明一辈子奋战一线，无时无刻不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罗翔老师说，要爱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人。

所以无论“致良知”的“知”，还是“知行合一”的“知”，都无疑指向了“亲民”——知道我的初心在哪里，知道我的目的在哪里，知道我是为了谁，摒弃困惑与恐惧，勇敢的开始行动，并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希望。

回到开始时少年王阳明做的的另一个梦。在1528年，57岁的王阳明在广西的一个沙滩上非常偶然地，发现一个破败不堪的庙宇——正是汉伏波将军马援庙。此时的王阳明刚刚完成人生的最后一次远征，疾病缠身，也将不久于人世。

回想四十年前参观居庸关后做的那个梦，梦中草木均能与眼前之景一一对应，已经比肩并超越威宁侯王越、成为新建侯的王阳明不由老泪纵横。赴志之旅，何其艰险，好在轻舟已过万重山。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此心光明，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