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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食堂，对于许多上年纪的河南人来说，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人们度过了一生梦魇一般的苦日子。至今提起六零年，很多人还会心有余悸、摇头叹息；一直到八十年代，包产到户土地分给各家、日子一点点变好，奶奶和母亲常说的一句话还是，“别糟业(糟业、遭业：业在佛语里指一切思想、行为的结果。河南话的遭业一般是指浪费所造成的后果),让你过过六零年就知道了！”
据《邓州市志》（1996年）：“1959年10月，大办公共食堂，集中就餐，不准群众自己做饭。1960年2月，全县浮肿病流行，人口减少，公共食堂以人定量、凭票就餐，有的每人每天仅一两。1961年4月解散，恢复家庭厨灶”。不足百字的开始、过程、结果三段论式记载，却是当时新中国这段历史的缩影。
02
曾经下放十林公社赵岗生产队的一位老人这样回忆：“60年春节前后农村断粮，就开始饿死人，赵岗生产队的人死的死、跑的跑，就剩下些妇女小孩，没人干活。回去时生产队食堂还没散伙，吃的饭不重样，就是把不剥皮的红薯切成小块，再配上红薯叶子煮，开饭时一个人给舀一瓢，那一瓢有两碗。可是那时候人们饿极了，别说两碗稀汤，五碗都不够喝。绝大多数人都有浮肿病，脸色黄、浑身肿，不拄棍子都站不稳走不动。下地干活时，看到许多低矮的新坟头。乡亲们说，春上饿死的人多，哪还有棺材，木料都让大炼钢铁烧光了，死的人都是挖个坑软埋。人们饿的有气无力，坑也挖不深，坟头也就不大。后来死的人更多了，有的一家饿死三四口人。死的人多，大人小孩都没人埋，也饿得没力气抬死尸挖墓坑了，就干脆埋到红薯窖里。61年春天生产队食堂散伙了，每家按人头分点红薯、玉米糁，干红薯叶，自家做饭饿的轻了。那年秋季收成稍好，62年又允许农民有自留地，种些庄稼收成是自己的，这才度过了鬼门关”。
河南地方戏中也曾唱到“人吃人，犬吃犬，小老鼠饿哩啃焦砖，外甥不敢到舅家去，见了就往锅里填！……”就是那个时期河南农村艰苦日子的真实写照。
03
大姐生于1960年正月，那时候正值既有天灾即自然灾害、又有人祸即吃食堂这样一个三年困难时期。在当时大人不饿死已算幸运，那有奶水给孩子吃。二叔五八年出去打工，吃尽了苦头，最终作为一名普通的工人留在了治金地质队。当年听说有了小侄女，就把省下的五斤全国通用粮票寄回老家，凭借这些粮票买了面粉，炕成鸡蛋饼，嚼碎了喂给大姐吃，算是保住大姐的一条小命。多年以后，大姐还念念不忘二叔的恩情；没有经历过的人们，很难体会这份特殊的亲情之外的情义。
奶奶在世时经常提起，当时在食堂根本吃不饱，侄媳妇六婶那时在食堂帮助做饭和盛饭。有次奶奶想让她多盛一点，六婶说“五婶啊（爷爷总排行老五），那可不行，如果都那样的话，我还怎么在这里干？”，这种严词拒绝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也算正常，看似迫于无奈但实际上很伤人心，以至于奶奶总说“人情薄如纸啊”。还有一次，家人实在饿得不行，奶奶就把南瓜放在煎药的瓦罐里炖（还有一种说法，是用家里腌鸡蛋的小陶罐煮点稀粥），结果发现有人过来，急急忙忙往后园里去藏，一不小心泮倒撒了一地，搭上功夫白忙乎不说，还担惊受怕吓了一跳。人在非常时期，面临饥饿窘况，何谈尊严和体面。
04
这样简陋的文字，很难描述那段沉重的历史；这些点点滴滴，已经消失在生活的长河里。但历史毕竟是历史，所给予人们的，不仅是欢笑，还有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