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9年，恺撒率军渡过卢比孔河，历史从此改写。关于罗马的种种历史，人们今天仍然在津津乐道。它究竟给后世留下了什么？通过《卢比孔河》这本书，或者能找到部分答案。
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百年
公元前49年，古罗马旧历1月10日，征服了整个高卢的恺撒率领军团渡过法定国界卢比孔河，进军罗马，开始同以庞培为首的共和派逐鹿于整个地中海世界。公元前48年，法萨卢斯战役，凯撒以少胜多击败庞培；公元前47年夏，凯撒在小亚细亚向罗马发送战报：“吾到，吾见，吾胜。”公元前46年夏，北非落入恺撒之手，元老加图自杀；同年冬，庞培之子在西班牙的叛乱被平定。至此，恺撒取得了整个罗马世界，开始在共和国的废墟上着手建立自己的帝国。
回头看看，当年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似乎是共和国蜕变为帝国的“第一推动”。然而历史并没有回车键，英雄造时势，时势也造英雄。自诞生之日起，罗马共和国便孕育着矛盾的种子，既自我实现又自我否定，方生方死又方死方生，直到帝国脱胎而出。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历史作家汤姆·霍兰的叙述史《卢比孔河》虽以“罗马共和国的衰亡”(The Last Years of the Roman Republic)为副题，亦可被“误读”为“罗马帝国的诞生”。书中重点讲述的罗马共和国最后一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既是共和衰亡的挽歌，也是帝国诞生的序曲。
对于书写2000年前的罗马史而言，“叙述史”这一体裁具有明显的优点——便于表现人物的行动，进而号准历史的脉搏。因为正是行动引发了事件，事件又交织成了历史。霍兰拉长了历史的镜头，聚焦于古罗马那些伟大的名字：七次担任执政官的平民派领袖马略、贵族派独裁者苏拉、“前三巨头”(镇压斯巴达克起义的克拉苏、“伟人”庞培、恺撒)、共和国元老加图和西塞罗、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本都国王米特拉达特斯、“后三巨头”(安东尼、雷必达、“奥古斯都”渥大维)，甚至还有形形色色的政客、士兵、平民和奴隶。在霍兰笔下，这些名字不再是刻板的历史符号，而被赋予了血肉和灵魂，演绎着罗马共和国晚期跌宕起伏的政治风云。霍兰的叙述庞杂而不失连贯，节制而不失生动，兼具古典风格和现代张力。
正如作者所言：“成功的叙述史需要人为构造一种模式，自圆其说地将杂乱的事件一一编排进来。”《卢比孔河》做到了。不仅如此，它还写出了在共和向帝制转型的过程中，罗马人纲常失序的焦虑与异教英雄主义冲动相交杂的集体心态。这就避免了线性叙事的单薄和专题研究的狭隘，达到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平衡，表现出历史写作应有的厚度和宽度。
西方人至今仍是罗马人
古罗马之后，西方再也没有出现大一统的帝国体制。罗马渐渐积淀、内化为西方政治传统的故国情结，后世无数君主王朝或民族国家一再从中汲取灵感，梦回罗马。君不见西罗马帝国消亡后，罗马教皇的精神帝国崛起，扶持神圣罗马帝国影子般地存活一千年，直到1806年被拿破仑取缔。英、美、法三国都将罗马当作立国样板，克伦威尔和拿破仑各有侧重地继承了恺撒的文韬武略，而联邦党人几乎言必称罗马。18世纪的法国革命好比一场穿着古罗马服装的历史剧；19世纪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可能是距离“罗马梦”最近的一次；20世纪的“瘟疫”法西斯主义更是直接得名于古罗马执政官的仪仗——束棒(fasces)。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西方人至今仍是罗马人——我们重述或重读罗马史的理由或在于此。
然而罗马毕竟是一个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将其与当今世界相类比，是一种危险的诱惑，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滥用历史”的陷阱。霍兰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罗马人的生存背景与我们有深刻的不同，在物质、精神和知识领域都是如此。当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可以理解罗马文明的某些方面时，有时我们真的理解了，有时则不是。”作者小心地恪守“史德”，述古而不讽今，把“误读”的权利留给了读者。福柯有言：“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故事的时代。”任何历史作品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中立、摆脱时代的印记，《卢比孔河》也不例外。书中专节讲述庞培扫清海盗，解除了共和国的海上威胁，并取了一个时髦的题目——“反恐之战”。此后庞培被元老院任命为东方总督，征服叙利亚，威慑亚洲，开创了“罗马主导下的世界和平”之局面。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和平”。“9·11事件”之后，美国奉行对外强硬、对内右摆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出兵阿富汗，进军伊拉克，英法诸国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俨然成了“新罗马帝国”。考虑到《卢比孔河》成书于2003年，其时“伊战”伊始，“反恐”正酣，作者的“执笔意图”就很明显了。
关于罗马共和国衰亡或者说罗马帝国诞生的原因，在第一章《自相矛盾的共和国》中，作者就做了明白的揭示：“一方面，不同的阶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另一方面，他们又能分享一种宗教般的共同体感。”其实，“共和国”是个具有误导性的称号，罗马共和国是个彻头彻尾的贵族政体，公民严格按照财产的多寡划分等级，而这种等级制度又决定了投票与竞选的权利。
这种贵族共和政体有明显的局限。对此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也有论述：“古典共和政府不好扩充。它在小型且均质的社会中表现最佳，就像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市国家或早期的罗马。这些共和国因征服或经济增长而日见壮大，难以维持曾凝聚他们的社群价值。随着疆域和居民的扩展，罗马共和国面临无法解决的矛盾：谁该享受公民权，如何分配国家的战利品。君主制最终战胜希腊城邦国家，罗马共和国经历漫长内战，最终也变成帝国。”在管理一个庞大帝国时，君主制较共和制有着明显的优势，罗马帝国就是在此种政治制度下达到鼎盛。正是国家的无度扩张和阶级矛盾的持续激化，不断推动罗马从王政走向共和、从共和走向帝制、从帝制走向衰亡。
观念世界里的卢比孔河更难跨越
在西方，“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早已成为谚语，意指义无反顾之抉择。在正文中，霍兰对恺撒这一创造历史的行动一笔带过，集中笔墨叙写事件的后果和影响，反而更加凸显了其历史意义。这实在是一种高明的史家笔法。或许是考虑到读者的兴趣，或许是为了“点题”，作者在序言中又以文学的修辞再现了这一场景，尤其提到了恺撒当时的豪言壮语：“孤注一掷！”遗憾的是，霍兰将凯撒的行动解释为“赌徒心理”，未免有失简单。对此笔者更认同马基雅维利的解释，后者在《君主论》中将此类行动归因于古代政治家特有的“德性”(virtus)——一种对形势做出准确判断的直觉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果敢相结合的能力，这是最为“时运女神”所青睐的阳刚气度。蒙森亦甚为推崇凯撒的这一德性：它集“清明”和“疯狂”于一身，仅见于恺撒这位“登峰造极的政治家”。幸与不幸，此种古老的政治德性随着基督教的兴起渐渐失落了。
与政治地理上的卢比孔河相比，观念世界里的卢比孔河更难跨越。“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对罗马人而言，共和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甚至上升到信仰的层次，即便恺撒也无力一扫而尽。《卢比孔河》一方面展现了恺撒以“枪杆子”取得的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另一方面也刻画了其深陷共和派重围，用“笔杆子”孤军奋战的悲剧形象。共和国的道德化身加图自杀后，恺撒悲大于喜，致悼词曰：“我嫉妒你已死去，正如你嫉妒我有饶恕你的机会一样。”死后的加图成了恺撒无法战胜的敌人。西塞罗趁机为加图撰写讣告，鼓吹共和，不啻讨伐恺撒的檄文。被激怒了的恺撒立即撰文《反加图》回击，此举反而更加抬高了加图的声誉。翌年，即公元前44年的3月15日，恺撒被以布鲁图为首的共和派贵族所谋杀。又过了一年，共和国最后的代言人西塞罗死于安东尼之手，头颅和双手被钉在演讲台上。霍兰评论道：“他的舌头受过针刺，如今沉默了；但在罗马人的眼里，它依然雄辩滔滔。西塞罗曾是共和国无与伦比的政治演说家。而现在，演讲和自由政治的时代结束了。”
鉴于共和主义传统的巨大惯性和压力，奥古斯都采取折衷主义政策：一方面将自己打造为罗马的神圣化身，独揽帝国大权；另一方面以高超的宣传手段号召同胞们铸剑为犁，和他一起投身于“恢复共和国”的伟业。这位帝国的“始皇帝”同时继承了凯撒和加图的衣钵，扮演起罗马古老的双面神雅努斯的角色：一张脸朝向过去，另一张脸朝向未来。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此后二百年间，他的帝国一直保留着共和的形式。奥古斯都“发明”了一种新的政治德性——妥协与权变，从而开启了政治实用主义、相对主义的先河。共和时代理想主义、绝对主义的价值观念一时退隐了。
通过叙述人物的行动及其效应，《卢比孔河》完整地讲述了罗马从七丘之城发展到三洲之国的伟大历程，生动地展现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变迁、国家势力的扩张、统治阶层的分化、权力谱系的更迭以及政治秩序的整合。囿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视角，此书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但它令人信服地唤醒了凯旋门浮雕上罗马人的面孔。在与罗马人的对视中，我们看到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