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青年们大多视文学为神圣的、高尚的。
我说，那是扯淡。
文学应该是简单简洁可使人亲近的。
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总爱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远古的口语文学经过人为编定后就退化为庙堂文学与大众脱节，口语化的民歌延伸而来的诗歌也被格律化并与口语分离同时也远离生活，后来又发展为赋、为经传、为八股，直到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起来，才又折回到口语化，我们称之为白话文，也就是要明白如话的意思。
文学在我们几千年的文化进程里大多数时候都是面目模糊甚至是面目可憎的，文学大多数时候都是被掌握了它的人用来维护既得利益和获得利益的工具。
关于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就能从我们的文化进程和所谓的文学史里找到证据。
汉字的方块结构和表意特征注定了它的命运，它和日常的口语是相互脱节的，所派生出的文学也是和口语截然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
在我们的文化体系里，读（口语）和写（运用文字）是不大相干的，会说话的人要掌握文字必须另外学习，而要使用文字清楚明白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写作）则更加困难，需要进行专门训练。
费孝通、李约瑟和罗素都曾经认为汉字是最不适宜“表达”科学技术的文字体系，它也未曾为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尽过一丁点的力。
因为它缺乏“准确性”，不能做到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是一既是二二也是一，它是似是而非的行家，模棱两可的典范。
它不能使人清楚明白而总是让人糊里糊涂，它使人耗费大量心力去猜测和推断文字表象背后的含义，并且答案因人而异。
文学的特性使人沾沾自喜，比如那些掌握并能熟练运用文字的人群。
也使人莫测高深，比如那些粗通或不懂运用文字的人群。
我们的文人们也总是极力维护并加强这种特性，反应到文学上就是让文学尽可能脱离口语远离大众。
文学其实是工具，或者是一种“技术”，而掌握了这种工具和技术的文人们所费心的就是力图使它更难以被人掌握。
所以，说它是什么都可以，然而惟独不能说它是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