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起上班，总会路过菜市场。我虽不喜欢在市场凑热闹，但我爱浏览摊前鲜美的蔬菜瓜果，每次从前街走到后街，各种美味从我的眼里穿过皮囊到达胃肠，基本上就饱了。

        耳朵里到处都是商贩们的吆喝声，有亲力亲为用大嗓门吆喝的，有提前录制好用喇叭循环播放的，个别有才华之人把宣传词改编成了顺口溜，一边把着称，左眼盯着ChG，右眼盯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嘴里还不停唱着自编的顺口溜，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唾沫星子乱溅，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甚是热闹。

        市场上的商户有两大流派，固定摊位和流动摊位。固定摊位的一般不吆喝，这些人总是一幅趾高气昂、高人一等的架势，对不停询价的老太太们总是不屑一顾，爱答不理的。那神情就像仓央嘉措的那首诗:“你买或者不买，我就在这里……”。那些流动商贩，没有固定摊位，在马路牙子边各自为营，经营着属于他们职业生涯。长时间的寄人篱下，让他们熟练地掌握了生存之道，对每个询价的人，不管买与不买，都非常热情，除了宣传他们的菜品如何新鲜，就是价格如何低廉，总之在那种热情似火的鼓动下，只要你停下脚步，都会挑一两样带走。但他们往往也是很卑微的，只要看见身后门面房的住户或者穿制服的同志，他就会迅速停下正在把称的动作，赶紧弯腰拎起提前预备好最新鲜的蔬菜瓜果，礼让给他们，再献上几句美言。也有些豪横的大叔大妈经常为那“三尺围墙”争的面红耳赤的。

      今早的街角处多了位穿戴整齐的女子，长相一般，气质却与其他商贩不同，眉宇间透着一股书卷气，与这些市井小贩形成了鲜明对比。地上铺着一块干净的彩条布，布的中间整齐地摆放着一堆鲜嫩的黄瓜，黄瓜身上鲜嫩的刺，看一眼都觉的很扎人，刺缝间有晨起露珠流过的痕迹，瓜顶上的黄花开的正艳，一看都是早上刚从田间采摘的，右上角零散的摆着几个南瓜。她就静静的圪蹴在摊位前，用装水的雪碧瓶子给黄瓜扫着水，也不起身吆喝，旁边的大妈们嗓门一个比一个大，看我在一边左顾右盼，大妈们的嗓门更大了。我低下身:黄瓜多钱？她说:一块。我挑了三根付了钱就匆忙赶去上班了。

      路上，我想起三十年前，刚从学校毕业在家待业分配。家里承包了辆大巴车跑运输，当时父母还未退休，姊妹们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就我是个无业游民，所以这个经营者的重担自然就落在我身上。同学们大部分都分配到机关企事业单位，我们极个别几位同学因为分配单位没有腾出来的闲置岗位，只能在家等通知。我不愿意走街串巷的搞个体经营，也没有胆量和勇气去北上广漂零，但我也不能在家吃干饭，我尝试的学着做家务:蒸馒头、蒸面皮、摊煎饼、烙油馍……反正之前不会的都学个遍；也尝试的做女工:缝纫、绣花、织毛衣……虽然把毛裤几乎织成毛衣；尝试着打工:在电视台打零工，和同学在游戏厅打工，还跟着六七八岁的孩童报了一个不知名的素描班。反正能折腾的都折腾了，心中那份当时看似体面的工作，迟迟没有向我招手，最终是在父母的无形的压力下开始了我的跑车生涯。

      当时的客运行业特别火，没有高铁、私家车等现行交通工具的冲击，当然也有一些不法经营户在跑黑车。生意火到什么程度，简单的说，从河南发西安的班车，车上满满当当的都是人，那时候《交通安全法》还没有颁发，没有超员超速酒驾一说，我是沿途被人挤在前档破璃前，站了二十多个小时回来的，因为要赶班次，途中仅下车吃饭休息片刻。在各站的发车位上，往往会停放各条待发班车，有相同线路的，也有重叠部分线路的。虽然客流很旺，但彼此间竞争却很激烈，因为不受座位限制，多拉或少拉一人都直接影响这趟任务的经营利润。我当时就不好意思吆喝，眼看着路过的旅客上了别的车，司机师傅是家里雇佣的，在一边看着干着急:女子，你这不喊，人家咋能上你的车。我说:不是有线路牌吗？师傅无奈的说:瓜女子，这地方到处都是钱，你这样可不行，钱都流到别人口袋了。我不好意思的低头说:我喊不出口。就这样，大约跑了两三个月，扣掉经营成本勉强落了点微薄的利润，父母自然是知道我的情况，知道我的不情愿，又不好意思说我。月底去财务结算时，看着其他承包户退了一大笔钱，脸上乐成了一朵花，我就在心里反思，同样的线路、同样的辛苦，人家的生意咋就那么好？根本问题就出在我不会经营上。不知是看见父母眼中殷切的期待，还是别的经营户口袋里诱惑的人民币，终于在一次由潼关发往西安的班次、在潼关汽车站，我喊出了那终生难忘的第一句吆喝声:西安、渭南，走咧！……自此，沿途基本上我是站着的。

      我想，明天要是在菜市场再遇见那位女子，我一定告诉她:卖东西就得吆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