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把《牌坊》放在了《文化苦旅》的第一篇，讲述了自己从那"解冻了的乡村"走出的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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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坊，自古有之，起源于汉朝，成熟于唐、宋，到明、清时登峰造极。它的种类也很多，但在余秋雨的家乡，牌坊，单指"贞节牌坊"。01
"贞节牌坊"是为那些已经过世的，生前做到"从一而终、寡而不嫁"的女人立的。而能立牌坊的条件，极其苛刻。
例如，男女订婚之后，没成亲之前，男方死了，女方要以死明志，即使两个人连面都没见过。或者，女人死了丈夫，有人上门提亲，提了三次，女人便要悬梁自尽，以示清白。
只有这样，才有机会给自己立一块"贞节牌坊"。说有机会，是因为光满足条件不够，还要逐层上报，最后由"乡绅工会"决定。
村子里的这些牌坊中，最老的已经有500年了。500年来，这些牌坊下埋葬的，不只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还有这些女人几十年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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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贞节牌坊"被人推崇，连带着能砌凿牌坊的工匠地位也很高。
牌坊石匠潘木公就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人。
这天，潘木公受人邀请，去砌凿一座新的牌坊。砌凿墓碑的小石匠听说后，特意在路边的牌坊下蹲了一整天，想要和潘木公请教个问题。
因为和盗墓贼有些牵扯，小石匠发现，所有立了牌坊的女人，墓里都是空的。他想问潘木公，那些女子是不是都有造化，只要潘木公为她们造了牌坊，她们就上天了。
潘木公听了他的话，默默地抽了一袋烟，嘴里虽然疑问，心里却是明白的。
那些立了牌坊的女人，是在父亲的护佑下，假死脱身，从吃人的"礼教"中逃了出去。那些父亲，让女儿从牌坊中走了出来，希望她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些女人从此改头换面，用和亲人的永久离别，换来新生。
她们曾经是躲在尼姑庵里的尼姑，现在是给村里带来知识的女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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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教师，让整片山村都活了过来。
她们带着乡民修修补补，请人做了课桌椅，生生把一个破败的尼姑庵，变成了小学校。
潘木公还主动给学校造了一个石门——一座崭新的牌坊。
女教师们辛苦招生，挨家挨户地劝说。一开始招来的都是男孩子，她们也不气馁，尽心尽力地教授知识。
一点一点地获得了乡民们的认可。
后来，终于有个叫河英的女学生来上学了。因为家里离得远，上学需要翻座山，所以总是扎着一方红头巾，为了能让妈妈和老师看到自己是安全的。
慢慢地，这方红头巾成了一个信号，一个督促孩子们上学的信号。男孩子们不再赖床，女孩子们也都愿意来学校上学了。
两年后，学校里男女生的比例，竟也达到了2：1。
这些女教师们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她们用自己的力量，让越来越多的男孩子、女孩子掌握知识，拥有可以走出山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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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瓦曾在《第二性》中提出三个女性解放的途径：
第一，女性只有在社会上工作，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第二，成为知识分子；
第三，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使女人成为主体而不是客体；
余秋雨笔下的女教师们，正是用这三种途径实现了自我价值。
她们摆脱了压在自己身上几百年的"贞节牌坊"，摆脱了封建社会中父权统治下，对女人的绝对占有权，不再是男人的附庸。
她们不仅自己掌握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教导了更多的人，让更多的女孩子拥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能力。
正如余秋雨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她们是"在大地还在沉睡时悄悄出现的熹微晨光……它无痕无迹，无符无字，却被天地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