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这已经是在大学任教的第七个年头。七年的时间，可以让热血而有梦想的年轻人，逐步放下对大学理想的坚持，慢慢地为某些世俗化的考察标准和名利追求而充斥自己的生活。在大学中时常遇见的“教学”与“研究”的争论，大致便是如此：是花费心思认真备课提高讲课技巧以孕育学生，还是全身心投入自己的课题研究以期早出成果而扬名立万，时常成为大学中争论不休的话题。

事物总是不能走向极端，“执中而行”是老祖宗智慧的结晶，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中庸”的结果往往可能就是两头不着岸。对于大学老师来说，只有在科研上保持锐气和突破，才能给学生带来前沿的知识和思想的冲击；但自己“有料”以后，如何能够在课堂的九十分钟里保持学生高度的专注度，让学生可以跟随自己的思路寻找到摸索知识的途径与方法，同样是不亚于课题研究的难度。

许多知名的优秀学者，学问做得很好，却未必擅长课堂教学。“古史辨”的顾颉刚先生被傅斯年称赞“在史学上称王”，但因为有口吃的毛病，上课的时候急得说不出话来，干脆就在黑板上把要说的内容写了出来。据说朱自清先生一见下面有女生就脸红，说不出话来；还有一位周作人，讲起课来很不善言辞，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讲台后常常有点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的兜儿里才慢慢讲下去，吞吞吐吐，且说且噎，只是对了讲稿小声地念……所以西南联大当年的学生曾回忆说：我也这么大年纪了，不再顾忌什么，老实说，俞平伯的课，我实在听不出有什么好。不但俞平伯，顾颉刚、朱自清、张申府……都不会讲课。

当然，不少著名学者的讲课技巧，在当时也是被众人称道的。例如胡适先生，在留美时即十分重视自己的演讲技能，担任北大的教授后，他以“演讲式”的课堂教学，吸引了不少学生。柳存仁先生在其《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中写道：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另外，如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先生，他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上课既不带书，也没有一张卡片，而是往讲台上一站，随便谈起，头头是道，所引古文资料，常常是随口背诵，学生都很佩服。这大概便属于学问既做得好，又能把平生所钻研的心得，与学生进行沟通分享的老师类型。

坊间对大学老师的关注与质疑，大概来自于某种悖论式的紧张：学生既想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又希望在四年的学习后“住洋楼养蕃狗”，所以一方面对大学教育中的功利化不遗余力地批评，但另一方面却又批判大学生眼高手低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民主往往带来一种无所适从的效果，而缺乏独立坚定和理性判断立场下的行政决策就容易为社会舆论所左右，朝令夕改一旦冠以各种高歌猛进的口号，更容易让人迷失在不知所措的矛盾之中。

习惯了上课众生态之后，渐渐容易把授课的激情变成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往往是同学们的一些课后感想，会令我重新捡拾年轻时对教育的梦想。有位同学在本周的课后给我发来一条微信，里面有一段是这样说的：“在今天的课上，您播放了《中国人，你要自信》这一视频，而后有许多学生主动举手表达自己的观点。说实话，这是我上大学以来觉得最像我理想中大学的一堂课了！有专家观点，有学生参与并表达自己独到的观点，最后老师的点评，完整流畅，给我很大的冲击！我今天上了一整天的课，但到了深夜，我还是对您早晨上的课感触最深，并不时在走路，甚至其他课堂上回想起来。”老实说，这是身为一名普通教师最大的满足感，当学生不是将上课当成一种必须完成的任务、而是能够在自己有限的引导下去思索和求知自己需要的东西，才是大学教育里最为珍贵的一种学习经历。

自从考入大学，便没有离开过象牙塔的生活，难免在言行之间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习气。然而我始终认为，师者，不仅是传道受业解惑的职责，还应该有一份对“教”的虔诚和学生受“学”的自我满足。在一个转型日渐的时代里，能始终与年轻的激情和热切的求知欲相伴，是作为一名教师最大的幸运，也是我始终觉得这是最适合自己的一种存在。

仅以这点琐碎的左思右想，写给即将到来的自己的第七个教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