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所留医案，《三国志》中十六则，《华佗别传》中五则，其他文献中五则，共计二十六则。

可刳剖腹背、抽割积聚、断肠滴洗……涉及热性病、内脏病、精神病、肥胖病、寄生虫病，以及外伤、肠痈、肿瘤、骨折、针误、忌乳、死胎、小儿泻痢等。故被后世尊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

但所有载录之中，并未涉及与开颅有关之记述……

以此推之，华佗之死应与「开颅」无关。所谓「刺杀」，亦只是小说之言……

参《三国志·华佗传》载，‘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於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

即华佗不愿继续作曹操侍医，故以妻子生病为由，请辞不归。最终，曹操以不从上召、欺诈上官，以「大不敬」将其处死。

至于华佗卒年，史无明文。然《华佗传》有云，‘及后爱子仓舒病因，太祖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兒强死也。”’仓舒即是曹冲。参《三国志·曹冲传》载，曹冲死于建安十三年（208）。

故华佗卒年，应不迟于建安十三年，而非小说中的建安二十五年（220）。

然则华佗之死，真相是否确如史文所载……

在《华佗死因辨析》一文中，将华佗之死归因于「恃能求官爵」。因华佗对曹操之患尝言「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但《华佗传》前文亦云，‘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

「差」通「瘥」，病愈之义。

即曹操头风之症，华佗随手可愈。故以此质疑华佗是在「养病以自重」。

但实则此二者之间，并无实际逻辑关系……

所谓「头风」，即慢性阵发性头痛。经久难愈、易于复发。故「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以防头风随时发作。而所谓「随手而差」，应是针对每次治疗而言。

但因头风者，缠绵难愈，所以华佗每次治疗不过治标而已，故而华佗方言「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即需要长期治疗。

而「可延岁月」并非指曹操死期将近……

据史志所载，曹操患有头风有二十年之久。如果属于器质性头痛，患病如此之久，将会伴随诸多并发症，然史志中并未出现相关载述。甚至曹操驾崩半年内，亦异常活跃，并且亲征汉中刘备。

曹操于《内戒令》曾言，‘孤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

且曹操每次发作，华佗皆可「随手而差」。又《典略》载曰：‘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以此推之，曹操之「头风」更倾向于神经性头痛，且并不致命。

中医治疗针对的是整体，具有治疗与调养双重功效。故「可延岁月」应有两重含义：其一、长期调养可延年益寿。其二、可延长头痛发病间隔。并无暗示曹操病入膏肓、时日无多之意。

故结合对曹操病症之分析，以「随手而差」作为华佗要挟官爵之依据，多有生搬硬套、断章取义之嫌。

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卷十七）风篇中云，‘昔者华佗，为魏武帝针头风，华佗但针即瘥，华佗死后数年，魏武帝头风再发，佗当时针讫即灸头风，岂可再发？只由不灸，其本不除。’

即华佗只针未灸，故而存在「养病以自重」之嫌。

但参《华佗传》载，‘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

即华佗当年完全有机会，如张机一般，官医同行。可见，「恃能求官爵」之说辞并不成立。既然如此，华佗又何必「养病以自重」，是让曹操重视自己吗？那么，华佗又何必以妻子生病为由，请辞不归。

以此推之，或有两种可能：

其一、曹操之头风，有其特殊性，但史志却是载录不全。而孙思邈只是在史志基础上，以己度人而已。

其二、华佗或许心倾汉室，故有意不将曹操的头风之症根除。故待华佗死后，曹操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

但如此华佗之举，虽是在「养病」，却并非旨在「自重」……

又《华佗传》载，‘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即判断华佗心向仕途的另一佐证。

但此语的逻辑根源在于，华佗心中抵触继续作为曹操侍医；是华佗以妻子生病为由，请假不归之注解。因为华佗被曹操征召至身侧，失去了人身自由，故而心中常常自悔。

所谓「恃能厌食事」，即不愿侍奉他人。华佗引以为耻，故心中常常自悔。

换言之，「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是陈寿为华佗面对曹操的反常之举，所推出的合理解释而已。

而《后汉书·华佗传》则完全参照《三国志》而来，唯多出「为人性恶」之言，更为抨击华佗提供了依据。

然文中所言之「性恶」究竟何意……

与当今之价值观不同，《后汉书》当时如此定论，实则并不为过。汉代学儒读经为社会风尚，医药方技虽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所需，却亦为士族阶层所轻。荀彧为华佗求情时，曹操曾言「天下当无此鼠辈耶？」

由此可见，华佗作为医者，在当时社会的地位。

而华佗以妻子生病为由，请辞不归。本质上，类似于欺君罔上。在古代而言，谓「大不敬」之罪。如此不忠之举，在儒家盛行之汉代，其后果以及影响是异常严峻的。

被《后汉书》评价、定义为「性恶」，并不过分。

客观而言，华佗之行为罪不至死。但如何量刑，则完全在于曹操一念之间。

但是华佗抵触继续作为曹操侍医，以思乡心切为由归家，又以妻子生病为由推脱，却并不逃避躲藏。在曹操看来，却是一种自恃医术的挑衅，未将自己放在眼中。

而且曹操每次病发，华佗皆可「随手而差」。

长此以往，则让曹操产生一个想法，即华佗是有能力将其治愈。故最终，曹操不纳荀彧之言，执意处死华佗。

但以后世之角度，则是曹操间接导致华佗一生绝学，以及《青囊书》未能流传于后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损失。故而将所有矛头尽皆指向了曹操。但事实真相是否如此……

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皇甫序中云‘华佗性恶矜技，终以戮死。’

却是提及华佗「骄矜其方技」，则是在暗示华佗有敝帚自珍之嫌。毕竟华佗确实并未留下医学著作。

然参《三国志·华佗传》云，‘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

今人诟病曹操。但是转换角度，华佗为何将书卷烧毁。故《后汉书》将华佗此举，定义为「性恶」，亦不为过。

近代·张骥《后汉书华佗传·补注》载，“吴押狱者每以酒食供奉，佗感其恩，告日：‘我死非命，有青囊未传，二子不能继业，修书与汝，可往取之’。吴至金城，取又藏之。佗知不免，大饮如醉而殂。吴弃役回家，向妻索书，妻日：‘纵学得神术，终毙于狱中，故我以囊烧毁也’”。

而华佗所撰《青囊书》之载，即是出自此书。实则并无所谓《青囊书》。

青囊，原指存放书籍之黑布袋，代指堪舆之术。《青囊经》即是中国历史第一本有文字记载之风水经书。《晋书·郭璞传》中既有「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之语。后经历代演变，而渐渐代指医书、医术。

故《补注》所言，实则是在为华佗并无医著流传，编撰之理由而已。

而华佗之术究竟有多少流传后世，亦成为永久的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