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角色在烂漫主义作品中常被用作某种美或某个时期的精神状态以及追求的象征。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浮士德》中的海伦。作为歌德笔下德国式绝对的美与爱的化身，海伦同时也充当了那一个时期浮士德博士追求概念性的美善的象征。并且，离开浮士德后化身为女神的海伦也在最后充当了指引浮士德的灵魂飞向绝对的美善的使者。而我认为，女性角色在本作《大卫·科波菲尔》中也起到了较为相似的作用，象征着科波菲尔本人在追求美的过程中的几次飞升。

我一直在疑虑作为占篇幅相当大的小爱弥丽到底是这些阶段的某一个，还是仅仅只是狄更斯全景式描写中的一部分以及他探讨社会矛盾的一个媒介而已。若是后者的话，感觉便很是解释的通——一个三重对比——哈姆与斯蒂尔福斯的对比，爱弥丽选择斯蒂尔福斯而非哈姆的对比，以及博士夫妇与爱弥丽和斯蒂尔福斯的对比。哈姆是当时以歌德为主导的文艺观点中朴实善良的乡村青年的一个代表。每当我想起哈姆时，我总会连带的想起《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一样是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一样有着自己的一套单纯深沉的人生态度。而斯蒂尔福斯呢，他无疑是哈姆的反面。对比起哈姆的朴实与单纯，他是虚浮的，复杂的。但是，我并不认为作者是把这两个人物单独分开刻画的，正相反，哈姆和斯蒂尔福斯其实是一类人，或者更进一步说，他们甚至是同一个人——他们一样是他们那个阶级的精英的存在，他们一样都有着一颗在本质上善良的心，他们同样追求着美与爱情。而之所以其做法有那么的不相同，只是因为他们都顺理成章地采取了在狄更斯心目中他们那个阶级应该采取的做法。狄更斯利用这种做法成功的将哈姆和斯蒂尔福斯的个人形象淡化，而将其普遍形象加以强调。（虽然可能有些牵强，但我认为这也可以用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他们同时出现和同时灭亡的原因）而爱弥丽所做出的选择，包括相爱，到被抛弃，都仅仅只是为了更加丰满的表现这两类人物的形象而已。可以说，爱弥丽本身作为人物的意义并不大，她比起其他的那些人物太过于不够丰满了，在文学作品中也太没有特殊性了，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那两类人物提供冲突与对比而已。而博士夫妇的结合与爱弥丽和斯蒂尔福斯的结合在阶级性质上或许是相同的，同样是高与下的结合，但是其结局的不同是由其爱的方式的不同决定的——我认为两者对比之下，后者是生理意义上的相爱，而前者更多是概念意义上的相爱——体现的也就是当时知识阶层对他们心中乡村青年形象的热爱。他们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歌德的观点是“文艺来源于自然”，而朴实善良的博士夫人安妮的形象便是他们心中理想的自然形象。而文艺最好的表现形式便是爱与美。美自不必说，其爱也可以从其自白中直接看出。作者一方面利用年龄的悬殊制造出一种非真实性，一方面又在博士夫人的自白中直接的体现出来：她对博士的爱与其说是两性之爱，不如说是一种单纯的敬仰与追求。在这样写的情况下，作者成功的将这种爱抽象出来成为这种知识阶层对自然的爱。于是，博士身份的设置，其无条件信任与无条件付出便解释得通了。

同是对美的追求，如果说博士夫妇的爱情是作者文艺观的表达的话，我们何不可以狂妄的推断一下，“我”的三段恋情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作者自身对美和爱情的认识与追求的历程呢？再对比一下作者的生平，这样的猜测便并非没有道理了。

这三个阶段是递进的。先是第一段恋情。这第一段恋情相信是很多人已经忘记了的，或者大家根本没有注意到它——书中对这段恋情的描述不过三行，而这三行也代表着作者对肉体之美与两性之爱的不侧重。

让我们着重来看后面的两段恋情：朵拉与阿格尼丝。我认为朵拉所代表的是纯粹的美与忠诚。相信朵拉的早夭，朵拉的性格，朵拉逝去时越来越轻的身体，都会使我们想起《百年孤独》中的雷梅黛丝。她们都是美丽的幻影，具有幻影所具有的性质——她们都是凭空产生的，一成不变的，稍纵即逝的。这种毫无依着，毫无根源的概念性的美，虽然能使人感到片刻的莫名欢愉，却无益于人们的理智，也让“我”有一种一直在做梦的感觉。这样一种无法靠近任何现实的美，一听到记账就要惊恐万分的美，久而久之会让人产生焦虑，无助与彷徨。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听闻“建立在坚固基石上的爱情”时感到那么的疑虑了。是的，朵拉这美丽的幻影是没有建立在任何现实的基石上的，而这种美绝非狄更斯所真正欣赏的。于是，他便让花朵在最美丽的时候凋谢了。

我觉得阿格尼丝在这本书的人物中是最为复杂的一个。她是现实的。我们很容易就能凭借作者的描述想象出她的形象，而这是当我们试图想象朵拉时所做不到的。温文尔雅，孝顺，聪慧贤淑，这是在每个女孩子身上都可以或多或少看到的。所以，阿格尼丝的美是现实的，而这也再一次印证了博士夫妇的恋情所印证的狄更斯的审美观——美来源于现实，来源与自然。但阿格尼丝的美又不是纯自然的，狄更斯将这些寻常的美德提升到极致，再将这些美德集于阿格尼丝一身。于是完美的阿格尼丝又变得不怎么真实了。于是我们看到，狄更斯在最后一段写出了现实美的极致：“哦，阿格尼丝，哦，我的灵魂，但愿我的生命告终的时候，你的脸也像这样守在我身旁；但愿当现实像我现在舍去的影子在我眼前消融的时候，我仍旧看到你在我身旁，手向上指着！”这一句同《浮士德》末尾的一首小诗大同小异：“万象皆而倾\无非是映影\事凡不充分\至此始发生\事凡无可名\自此始果行\永恒之女性\引我们飞升”当现实可行的善与美实践到极致时，便提升到了宗教的高度，由完美的女性形象所代表的信仰美，在世俗世界逐渐消失的时候，为我们的灵魂指引飞升的方向。对于狄更斯和歌德他们而言，不管是什么宗教，甚至不管有无宗教，美的极致便是他们信仰与灵魂的终点。

或许《大卫·科波菲尔》最大的价值并非其文艺观的表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本书成功利用不同的女性形象阐述出了自己对美的探索历程。从最原始的感官美，到形而上式的概念美，再到幡然醒悟后得到的来源于现实的自然美，最后到取自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信仰美，层层推进，步步飞升。如果说《大卫·科波菲尔》是一部自传的话，那么狄更斯想必也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在“永恒之女性”的指引下“飞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