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的特性

政治权力的定义：在国家的政治系统中，政治权力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上级对下级所拥有和行使的基于权威、规则与资源的具有支配性的力量。

政治权力有四个最重要的基本特性，分别是：权威性、强制性、扩张性与渗透性。

为什么国家是必需的？

首先“发明”国家的人类群体，由于获得了基本的安全、法律与秩序，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成为可能。换言之，“国家革命”是人类群体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率先完成“国家革命”的人类群体将获得征服其他人类群体的巨大优势。考虑到政治权力的扩张性，这种征服和统治很可能会成为现实。

国家一旦首先在某个人类群体中兴起，由于“国家革命”带来“制度红利”，将会迅速地扩散至其他的人类群体——要么是前者征服后者的形式，要么是后者主动模仿的形式。

早期国家兴起的条件

一个庞大资源系统的支持，只有能提供稳定的大规模剩余产品的社会才能做到这一点。

一个社会能否提供稳定的剩余产品主要取决于它的经济或技术水平，而能否提供大规模的剩余产品还取决于它的人口规模。

只有适合大规模人口居住的大规模农耕土地，才能为人类早期国家兴起提供必要的资源。

人类早期国家的兴起，包括公元前3000多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国家和尼罗河谷的古埃及国家，公元前3300年左右至公元前13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国家，公元前1000多年黄河流域的殷商等，无一例外都是兴起在大河流域。

凡是不在地理、人口与技术方面拥有优势的地区，就不会成为人类早期国家形成竞赛的领先者。

国家统治规模的逻辑

国家的最优统治规模，从逻辑上说，是两个变量的函数：一是国家能力，或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组织能力；二是国家在扩张过程中遭遇的阻力。

国家能力或国家的组织能力，主要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统治机构或政治组织对外进行军事征服并在其领土上进行政治控制与统治的能力。

武力系统、税收系统和官僚系统成为国家构建的三大基本要素。

国家拥有的政治权力具有扩张性的特点。国家总是倾向于在边界上进行扩张，除非遭遇某种强大的阻力。

首要的阻力就来自地理因素。

其次的阻力来自古代社会较为低下的经济与技术的约束条件。特别是，交通技术与通信技术就直接限制了古代国家的有效统治疆域规模。

最后，阻力还来自敌对政治体或敌对国家的军事竞争。

同一政治权力能够征服、控制与统治的地理疆域规模，大体上是国家能力或组织能力这一内部变量与地理、技术、军事竞争等外部变量的函数。

从历史经验来看，造成城邦国家的特定地理因素主要是山地和沙漠。兴起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国家是由城邦国家发展而来的，而当时有14个较大规模的城邦国家。两河流域沙漠化较为严重，农耕主要依赖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带来富含养分的泥沙，这又跟两条主要河流经常洪水泛滥有关。

历史学界的一般看法是，古希腊城邦的成因跟该地区的多山地形有关。

帝国的造成乃是两个有利因素的结合：一是超强的国家能力或组织能力，既包括军事征服能力，又包括官僚系统的统治能力；二是国家在扩张过程中遭遇的阻力较小，而这往往离不开有利的地理、技术与军事竞争格局。

蒙古帝国的造就，得益于两种技术革新，一是马镫的普及提高了骑兵相对于步兵的战斗力，二是包括攻城车、攻城塔、冲撞车、投石机、弩炮等在内的攻城武器及其应用的创新。

真正地理疆域辽阔的古代帝国，其统治诀窍并非是在所有领土之上建立一个纵向一体化的官僚体系，而在于两个要点：一是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能快速调动并对领土范围内的叛乱进行有效镇压；二是对核心区域之外的领土采取粗放式管理，旨在履行维持治安、控制叛乱和征缴税收等基本功能。

城邦国家、一般国家与帝国的实质性差异乃是同一政治权力控制与统治的地理疆域规模的不同。

决定政体类型差异的关键变量

政体类型的不同本质上在于政治权力在不同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分配与分享方式。

当实际政治权力主要为一个最高执政官——无论是国王、皇帝、君主、奥古斯都，还是大汗、苏丹——掌握时，就是君主制；当实际政治权力在最高执政官与少数统治精英之间进行分配与分享时，就是贵族制；当实际政治权力在最高执政官与多数民众之间进行分配与分享时，就是民主制。

在君主制条件下，当最高执政官以纵向一体化的模式直接控制所辖疆域内的政治权力时，就是中央集权政体；当最高执政官所辖疆域内的政治权力由许多地方领主实现长期而稳定的直接控制，政治权力在中央最高执政官与地方领主之间进行长期而固定的分配与分享时，就是封建主义政体。

与之相关的是，当最高执政官的政治权力不受约束时，就是绝对君主制；当其受到宪法或其他实质性约束时，就是立宪君主制或有限君主制。

政治权力在不同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分配与分享，绝不是由他们的意愿决定的，而只能是由他们的实力或者他们跟其他行为者相比的相对实力决定的。

不同个体与群体的相对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跟他们控制武力资源的能力高低有关。

就历史经验来看，影响政治行为者相对实力的因素固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恐怕是两个：一是政治行为者直接控制的武力资源；二是政治行为者的组织或动员能力。

个体暴力潜能与群体组织动员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不同政治行为者的相对实力，进而决定着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权力分配与政体类型。

使得封建主义政体能够兴起的一个重要变量就在于君主组织与动员能力的不足。

重装骑兵的崛起一般被认为是非常有利于贵族阶层的战争技术变迁。这种战争技术的变迁，使得富有的贵族阶层相对于无力装备重装骑兵的平民阶层获得了武力资源的巨大优势。

对英格兰来说，在中世纪晚期王权强化和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封建主义政体下贵族与君主在武力资源上的势均力敌结构并没有被破坏。由此，英格兰就有机会形成立宪君主制政体。

火炮技术获得了重大进步，重型火炮开始普及，这不仅使得重装骑兵的战斗力式微，而且城堡已无力自保。相对于贵族，君主在购置价格非常昂贵的重型火炮时拥有显著优势。

战争技术的变迁，使得武力资源的天平导向了君主一边。这样，以法国君主、普鲁士君主为代表的欧陆成功君主陆续打破封建主义政体的约束，转向了绝对君主制。这又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生存能力。

按照理论预设，无论是君主还是贵族或统治精英，他们都不太可能主动选择跟普通民众分享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天平倒向普通民众一边的唯一理由，就是民众相对实力的上升。

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许多城邦的普通公民所拥有的资源能力，在当时的战争模式下决定着城邦的军事能力与政治生存。因此，他们在政治权力分享上也逐渐获得了更高的份额。这就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民主制兴起的关键变量。

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古罗马经历了从王政向共和制的转型。促成这种转型的重要因素乃是罗马当时自备武装的公民兵建制。特别是贵族和较富有的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在战争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此外，普通平民也是公民兵的一部分，他们的作用不如重装步兵重要，但仍然不可或缺。

统治者没有贵族、富有公民与普通平民的配合，就无力保卫罗马城，亦无力自保。因此，统治者就不得不跟贵族、富有公民与普通平民们分享政治权力。这就是罗马从王政转向共和制的决定性力量。

从发生学上说，近现代民主政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原生型的第一代民主政体，另一种是后发型的扩散型民主政体。后者，就其历史进程而言更容易解释，可以被视为西方兴起与民主扩散的结果。

第一代民主政体的兴起，不是对既有政治框架的推倒重来，而只是在既有立宪政体框架上做加法。因而，该时期的民主化从狭义上讲乃是投票权从少数人向多数人普及或扩散的过程。

工业革命启动之后，更多普通平民开始在大规模工厂工作，生活在工厂附近或城市，这使得他们天然地就能组织起来，动员也极为方便。这种组织动员在政治上最为直接的表现是两个，一是工人协会、社团与政党的逐渐兴起，二是指向特定政治目标的政治集会与社会抗争开始兴起。

平民阶层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也是进一步考察尚未民主化的国家未来是否会走向民主的关键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