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的花，开了一树，团团簇簇。
倘若花开一树，你会不会因此不那么孤独。
刚才我还在为如何开始下面这段陈述而愁眉苦脸，但是灵感一旦撞击到我，我就有好故事可说。比如开头远东的树。倘若你问我什么是好故事，我没法定义什么是好是坏，看完后觉得心里暖就已足够。
我先简单的说一个事件，我知道我们远东人大多数已经知道，可第二遍总比第一遍好。陈述的越多就会在人心里生成记忆。远东瓷厂成型二车间一名普通员工-杨俊岭他九岁的姑娘在前段时间患上了白血病。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毕竟在重大疾病面前除了捐助其他什么都会显得无助，我们办公室几位员工印发了三百张宣传页，决定一人分包一个车间，见人就分发，宣传。我去的是三车间。
去三车间的路上，我看到路边的花开了一树，浅淡的颜色就开在午后微醉的空气中。我决定回来的路上拍它一张。踏进三车间的一瞬间，一阵热流扑向我的脸和手。如果不受员工冷落就好了，我在心里想。
“忙不忙，给你一张宣传页看看吧？”我温柔的说。
“啥？”
“就是咱们厂，成二一名员工，杨青岭他九岁的姑娘患上了白血病。”
“是让捐款的呗！”
“也不是问你们要钱，只是咱都知道这病，毕竟小姑娘才九岁，我们都在一个厂，都是一家人。捐多捐少都是一点心意。”
她终于停下了手中的擦坯刀，接过宣传单，抬头看了我一眼。我觉得我已经成功走近了一个人。
“哪里人？”
“四三府的，他姑娘在新纪元上学，他们学校已经募捐过了，咱们厂也决定搞一个大型的募捐。”
“可以啊，什么时间？”
其实宣传页上有，但我还是说“三月十六号下午三点在我们一楼办公厅。”
“好，我知道了。”
她是一个年龄有点大不爱表达的女人，头上围着灰白掺杂的手巾，趴在连体上的背影显得有点弯。
我转身走向下一个人，不，是一群男人。
“也给咱们一张吧，有时间就看看。”
“干啥的？”
“就是咱们厂二线的员工杨青岭他姑娘得了白血病。”
“是来要钱的啊！”
“大叔，可不能这样理解。我就是告诉你们咱们厂一个工人有了困难，我们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帮他一把，捐多捐少都是一份心意。哪怕是一元钱。”
其中一个男人接过了宣传页，看了起来。我接着说“毕竟小姑娘才九岁，我们都是一个厂里的工人，这个病太折磨人。”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其中一个男人这样讲。
“看来我们员工的素质还是很高的，这样想真好。”
要留时间给别人思考，也要留空间让人们转变。
于是，我在他们看宣传页的时候慢慢离开。就在我离他们越来越远的空档，有个男人朝我喊道“我们会帮忙的。”
我想把那一刻我的笑和远东的花儿比比艳，远东的血正一点一点缓缓慢慢的变鲜。
我遇到的人不全是笑脸。
我叫他们，给他们讲事件，将心比心的说。有些人还是说“放在那里吧，有空看。”
我犹豫了两下决定离开，此刻我想到的是在我年少时不懂家人的话，他们对我除了打骂就是冷落。有些道理必须到一定年龄才懂。有些心酸必须在事件来临之前才知道。
多数的人们都是易改变的。听的多的是“我们已经在学校捐过了，什么时候捐通知一下，有忙就会帮。”
这是一句话，是由人说出的话。人的思想程度就代表远东未来的高度。
期间，我们还谈到了工资，罚单，有的员工还问我捐多少钱，一时间我觉得无言以对。在他们眼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代表权威，他们与我中间隔了一层膜。我思路好像很清晰可以为他们捅破那层矛盾的膜，可仔细想想我觉得更多情况下我是说不清的。在这个文化水平普遍低的厂里，前期的矛盾是一定会有的。而有些矛盾只需要强硬的搁置，说一不二的搁置。社会主义发展至今，哪段时期不是在解决矛盾中度过的。但是，感化还得继续，就像咿呀学语的我们，成千上万遍的重复才学会说爸爸妈妈。怕就怕有些人顽固不化。
不管怎样，这都是我们远东瓷厂。紧急现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帮助这个可怜的小女孩，这个祖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