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之要离开北京，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他送行。分别前，润之问了陈独秀一个问题：先生，您真的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落后的文化传统问题吗？
陈独秀：非也。中国落后的不是文化，是缺乏指导社会持续发展的理论，科学理论。
毛润之：那二位先生，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精力，去抨击旧文化呢？
陈独秀：因为他压制和阻碍了科学和民主的生成啊！更重要的是有些人要把它奉为，救国治国的指导思想。你不打倒它，新的理论就无法立足。所谓不破不立，就是这个道理！
毛润之：那看来，二位先生并非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陈独秀：那当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谁也否定不了，假以时日，国泰民安了，我倒很乐意，在故纸堆里面安度晚年，那么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呀！
李大钊：我跟你的愿望出奇地一致！
三人关于传统文化的这段讨论，很有代表性。可能是受教科书的影响，不少人都以为，新文化和传统文化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其实并不是的。
不管是“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思潮”，只有少数激烈分子是反对整个传统的；大多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领袖，多只是反对传统中某一部分，却采纳、提倡或尊重其中另一部分。
他们所极力反对的，是当时许多顽固派和流行观点坚持的“凡传统的都是对的”。
比方说胡适，很多人会征引他说过的“全盘西化”之类的，认为他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但有时，他的话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所说的，如果不拿他在别处说的话来平衡，那是误导人的。
胡适和他的老师杜威，当时极力提倡文化改革只能“一点一滴”地去做，胡适也否定有能解决一切的“万灵丹”。
更别说陈独秀、蔡元培这些科举出身，从小接受传统教育的人，他们虽然革命，改革，积极接受新思想，但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是抹不去的，更不可能成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
有学者说：新文化和“五四”时期，改革理性和救国热忱配合得相当好。
对的，正是如此，他们求新，但理性，并不盲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