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介绍的是曹国的官制。它发生过几次变化，因此会分时期配图说明。
如图所示，最早的官制来自惠王和亲信们的设计。因为匆匆封建，惠王并没有大量的人才，多数倚重旧邸近臣。曹王府长史林汉升被拜为国相，曹王府司马蔡允被拜为国尉，曹王府记室参军姚仲文仍用旧称，负责内外草制，拾遗补缺。其余翊善、侍讲、说书等旧人各为卿、使，负责协助国相与国尉的处理，沿途招致的豪杰还有旧王府内侍诸人，皆以为亲从官，称为令，依据不同的职责临时加以官名，例如盐铁令、舟车令、募民令，访贤令、宦者令等等。
除了令与记室参军有明确的职责归属（亲从与慎政），相、尉、卿、使的职权较为混乱，并没有明确的职责划分。惠王时期的头等大事是兴筑新陶城，因此诸臣的权责都在此交汇，国尉可以决断政事，国相可以处置军务，惠王许二人临机专断之权，有时来人告警，国相便会领兵出征，筑城出现问题，国尉也会临机处断，做出及时的处置，甚至亲自接待来访的商人和士子。因此二人所统辖的卿、使也无法权责分明，诸卿会披挂上阵跟着国尉驱捕逃蕃，诸使也会帮助国相整理案牍，筹算国计。如果不是身在其中，或许会感到一种喧嚣热闹的幸福感。
在六世卿抵达，新陶城筑成后，这种混乱发生了改变。国相林汉升与国尉蔡允、记室参军姚仲文会同六世卿做出了改变，从穆王元年开始，至穆王十年（西元1095）林汉升去世前，确立了国相与国尉两极制度，国相负责政务，国尉负责军务，记室参军负责内外草制，监察众官。六世卿则各负责擅长的政务或者统领一部人马（有时是都，有时是指挥，并不固定）。相、卿与尉、使的职权开始变得泾渭分明，如果有模棱两可的事务，便由相与尉协商解决，多数是派出一个新的令，然后通过实践来确定归属政务还是军务合适。
大量的亲从官，也就是诸令，构成了曹国早期的人才蓄水池，不断的吸收着延聘而来的士人，也不断的补充和增益卿与使这一中坚阶层。诸令的生活并不窘迫，哪怕并没有什么实际执掌的新人，也会担任都门令，领一份可以维持体面的俸禄。实际上，国相与国尉从未担心过这些人的俸禄太多造成财政压力，相反，他们一直担心太少而导致人才流失。诸令中近两成是郑穆绍介而来，其中半数是越州人，受过郑穆的点拨和恩惠，半数是后来郑穆任国子监祭酒和白水潭学院博物学院教授时的学生。郑穆是福州人，熙宁年间任嘉王府侍讲，与惠王相得，被荐为越州知州。他在穆王七年去世，因此这些郑氏旧人常有思归之意，引起诸令和执政的困扰。林汉升主张的增加俸禄并没有根本上解决这个困扰。
穆王十年，林汉升死后，拜国尉蔡允为相。曹国随即展开第一次官制改革。
穆王首先收回了军权，国尉被空置，设立了横行、荡寇、伏波三军，由穆王直辖三军校尉，并选拔亲信，组建亲军。
亲军虽建制称军（都指挥使、指挥使、都兵使皆有），但人数只当宋制一都（约百人，骑军编制），肃王以后扩至宋制一指挥（约三百人，骑军编制）。因此官多兵少，多为三军军官后备。穆王通过提拔亲军成员和三军行伍之士，切实掌握了军队的指挥权。从此军事指挥体系独立起来，不再受到国相为首的民政体系直接管辖。亲军都指挥使没多久就改称护军使，专门负责国王警陛事务，将亲军分为七班（每班约十六人），每天分昼夜两值警陛，每值五班。不值班亲军则在景阳门（宫城西门）内驻地休息。与他们仍有交集的就是记室参军，他的权利也增加了，肩负着监察军官的职责。
三军中伏波军是海军，同时也是海商贸易的参与者，并没有完全军事化，仍保有部分政务职能，例如官船贸易（会临时招募民船组成商船队，各依契约分利）和雇佣护航（国内外商民都可以雇佣伏波军护航）。它的规模并不固定，水手多时可以达到二千，少时只有八百，较为稳定的是伏波军士卒数量，常年在一百四十至二百之间（海陆军编制不同，详见军制部分）。
荡寇军则是都城新陶的卫戍部队，编为一营，如果横行军全部出征，则分出一指挥（约二百余人）负责宫城警卫，实际编制只有宋制一指挥（约五百四十人）。每年从郡兵都试（都试是郡兵年度考核和比武）中选择优良兵员补充。在穆王时期，荡寇军也经常作为野战部队和攻城部队使用，因为荡寇军中有石砲兵和小炮兵（火铳手）。除了少量的斥候，军中没有骑兵部队。
横行军则是野战部队，编为一营，实际编制只有宋制两指挥（约一千一百人）。按照宋制马一步四的成例混编而成，战具精良，兵员补充来自亲贵子弟和诸国勇毅豪杰（也有匿名逃奴和匪徒）。部队分别由校尉和一名副尉统帅，轮流出征。不出征的部队则由另一名副尉统帅，负责宫城警卫。这也是荡寇军可以被派出去作战的原因。
随后的重大改变是将“使”这一阶层扩大化，原先的诸令中的佼佼者被提拔为诸使，原先诸使中的佼佼者被提拔为卿。受此拖累，诸使地位下降，不再是能与卿相提并论的阶层，转而成为诸卿的下级，而未被提拔的诸令则多数转为诸郎，继续担任诸卿使的下属和臂助，一部分被新成立的待诏院吸收，成为待诏院禀生，作为后备力量使用，他们通常被冠以儒林郎、文渊郎和朝奉郎。儒林郎在此时主要授给那些从外国来投的商人或者士人子弟，文渊郎则是曹国自己延聘的商人或者士人子弟，朝奉郎则是从中原来投者专用，此时位次最高。
诸令中的亲信侍从们则没有进入待诏院，作为原先诸令中的少数，他们被改称某某郎，担任亲贵的侍卫，既是一种褒奖，也是一种考验。做穆王侍卫的通常称羽林郎，做世子和宗室侍卫的通常称武功郎，做国相等高官侍卫的通常称抚远郎，这是后来的成例。而在穆王刚刚改革的初期，羽林郎给国相做侍卫也非罕见事。
作为一个阶层来说，“令”被废除了，后来仍称令的官职仅有两个，一个是某县令，一个是宦者令（内侍首领之一，负责内侍的功过考核）。取代它的是诸郎。
诸卿分担了国相的许多工作，从开国时，卿便分成了上下两级。此时担任驻宋使节是一件大事，穆王因此极为重视，不但必须由上卿担任，还通常给驻宋使节加太傅衔，这使得担任此职的上卿成为权势仅次于国相的官员首领之一，也有人称为“次相”。然而整体而言，诸卿在这一次改革后，仍是作为国相的部属出现的，即便担任驻宋使节的上卿有权独奏。凡事涉及国政，必须禀明国相（哪怕已经奏禀过曹王）的成例仍被严格遵循。穆王把政务分为九曹，各委任一名下卿主持，六世卿家族甘当下卿支持了穆王的这次改革，后来他们多数都成为了上卿，或者担任师、傅，或者担任驻外国使节等高官。
待诏院并非凭空出现，它是作为简贤馆的下级机构登场的。简贤馆是惠王就建立的求贤所在，用来招致曾与他有往来的名士贤人，只是人才难得，通常能招致简贤馆的人才，很快就会出任诸卿使。而来投的一般士子和商人则没有机会进入简贤馆，他们通常待在诸令中。待诏院的出现是内外交互产生的，外因自然是雍国集贤院的成例，内因则是来投的商贾士人，虽然豪情万丈，但办理官府庶务并不拿手，有的还很糟糕。待诏院的设立，既有求贤之意，也有训练官员之实。它的长官待诏院学士是由简贤馆学士兼任（简贤馆侍读学士或侍讲学士），这自然是求贤若渴的意思。而官员训练与宋朝注重司法训练不同，着重于经济训练和军事训练，他们的考试既包括算学为基础的食货之学，也包括弓弩为基础的武艺技巧，尤其是结阵作战。兵法战策反倒很少教授，大约也是拿不出什么教授的缘故：诸卿使很早就发现，古来妙计奇谋在麻逸多半不起作用——最切实的还是结阵后直捣贼酋。
待诏院初立时并没有受到太大重视，在改革推行两年后，因为记室参军越来越多的依靠待诏院的“民意”来检讨施政方略，待诏院因此带有慎政机构的色彩，这当然不是记室参军的突发奇想，而是因为穆王决定将宗室教育委托给待诏院，让宗室子弟们与诸禀生一同接受政务和军事训练。
记室参军的职权也得到了改革，仍掌内外交通，但起居注记录事务被新设立的内史掌握，内史通常加史馆检正衔，一来修注起居注，二来配合宋朝驻曹史官的工作，理论上他归担任驻宋使节的上卿管辖（对宋事务），实际上距离遥远，无法实现，转而由国相代为管辖。记室参军除了军事监察还负责检讨施政得失，这种讨论多数是公开的，多数由记室参军派人在待诏院举行。因此穆王允许记室参军姚仲文自辟僚属十人，月给俸六百千（平均每人六十贯）。
史馆与简贤馆都是惠王时期就设立的机构，但是人员稀少。宋朝驻曹史官自有官职，穆王时期的成例是尊视为史馆修撰，因此设立史馆检正来辅助他。因为宋史官的强势地位，所以理论上史馆的长官也就是监修国史和提纲修史并没有实任（有编无人）。简贤馆则是人员流转过快，高级人才很少有能在此待三个月以上的。
崇文阁比较特殊。最早是穆王建立用来供奉惠王御书、御像所在。虽设有阁职，但穆王在位时绝少实授，多为追赠，功用远逊简贤馆。直到安王继位，按照穆王遗愿，将惠、穆二王御书、御像一同供奉在崇文阁，此处阁职地位日高，到安王中期成为与简贤馆不相上下的要职。
穆王时期受到重视的是讲武阁和文渊阁，前者是穆王与武臣商谈军国要事，讨论历代征战得失，后者则是穆王与文臣讨论施政得失的所在，穆王时期，所有的君臣赐宴都选在文渊阁举行。但二者并没有阁职，只是穆王的私人会客场所。后来文渊阁逐渐转为君臣朝后再坐的场所，几经扩建，在康王时改称文渊殿。讲武阁则转为曹王私人储藏兵书战策和甲仗的所在，后来经过改建，在恭王时改称内武库。唯有讲武阁侍讲这一安王时的职称得到保留。此职初时授予立有军功的重臣，后来随着功臣制度确立，逐渐沦为加衔，不再有实际差遣，简称武侍讲。
穆王三十六年，国相蔡允辞任，穆王召回担任驻宋使节的姚仲文拜相，展开了第二次官制改革，完善了曹国官制，自此曹国官制不再有大变化，直到平王中期开立都护府。
这次改革穆王直接罢除了国尉，并推行官阶分离。以卿、大夫、郎为三等七阶，卿与大夫各分上中下三阶，郎无分阶，以示文武殊途同归，不作高下之别。
诸使中军务官未做变更，除了驻外使节，政务官多数改变了称呼，诸曹最重要的副职由佐使改称录事，诸司使改称参军，未改变的政务官诸使，分为中央和诸郡两类，前者称都中诸使，后者称郡中诸使。劝学、劝农、屯田、募客、盐铁、舟船、驿传都是都中、郡中皆有，而谕民（主管报纸）、察访（主管反间谍）、平贾（主管公证和估价）三使则只在都中设立，他们被称为诸正使。
此外还有诸杂使，他们属于诸使，但并不从国库领薪俸，从王室内藏库领薪俸的有内园使、供备使、文思使等，称为都中诸杂使，他们往往薪俸优渥，是亲贵子弟中好逸恶劳之辈的最爱，当然，肃王时期他们待遇很差。从郡中豪强处领取薪俸的有防卫使、作坊使、礼宾使等，称为郡中诸杂使，他们往往需要郡守或者郡尉作保，职事也不稳定，比如防卫使很可能只雇半年，或者剿平盗贼后就裁撤掉。礼宾使也是如此，早期是为了招徕人口和人才，后来就变成了迎来送往的职事，往往有事则设，无事即废。作坊使多数处于豪强们垄断和发展技术的需要，算是相对来说很稳定的杂使，郡中诸杂使往往是为亲贵子弟或者寒门之士提供一个临时的资历，避免长时间待在待诏院而“毫无作为”。
无论正使还是杂使，录事还是参军，原先的诸使阶层构成了大夫阶层。划分为三阶，只是把长久以来诸使间的地位差别制度化，并未引起混乱。
一个重大改变是取消了亲军护军一职，穆王将此职改为加衔，横行副尉加护军衔则执掌宫卫事务，横行军都虞候加护军衔则执掌警陛，恢复了亲军都指挥使一职，但只是用来给宗室增加俸禄，并不实任。
国相的权利被大大限制，政务官的首领改为三公，分别是司徒、司空和司马。三公分别管辖三曹，另有直辖政务若干。拜国相者有权召集和主持御前会议（此时只有国相和国王可以召集御前会议），总预军政。初制三公皆可拜相（仅限一人），后世实践中只有司空与司徒可以拜相。
驻外使节的地位也普遍提高。驻宋使节不再兼任太傅或者太师，但同样能和国相分庭抗礼，班次在不拜相的三公之上。此前被诸使逃避的小国使节，如驻渤泥使节，驻丹流眉使节，被提升至上大夫的地位，与诸曹副贰相类，受到有识之士的认可。后来这类使节多数作为世家子弟的晋身之阶。
此前的大部分使节都由诸使担任，只有重要的辽、高丽和交趾由下卿担任，这次改革之后，前述三国使节升为中卿，而以往的诸侯国使节则提升至下卿。驻辽使节不由上卿担任与曹国对辽依赖较小有关，如雍国一样常年需要对辽进行奴隶贸易，则由上卿担任驻辽使节是理所当然之事。
也有未做提升的驻外使节。曾经由下卿担任的驻真腊使节，因为崇宁六年（穆王二十五年，西元1110）发生分裂，陷入内战。改革后驻真腊使节（驻地在罗涡）仍由下卿担任，即使后来兰纳重号真腊，也没有再做变更。与之相对的是驻日本使节，早先驻日本使节由诸使担任，随着与日本的贸易逐渐加深，驻日使节的地位也益发受到重视，穆王三十三年（西元1118），特意委任下卿楚馈赴日，只是因为日本内战在即，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改革后，驻日使节分为正副两人，正使由中卿担任，驻于日本京都，副使由下卿担任，驻于日本府中。同样受到重视而提升的还有驻注辇使节，本来只是有诸使担任，改革后由下卿担任。
随后设立司士府，记室参军一职改为加衔，原记室参军王惟业出任司士府司士，主管慎政与监察事务，在王惟业死后，司士一职作为荣衔，少有实任。原记室参军负责的内外交通则分别交由宣政院学士和内史，前者负责内制，后者负责外制，内史地位因此得到极大提升。因此内史不再兼任史馆职事，辅助宋史官的工作转而由崇文阁博士兼任史馆检正来承担。
宣政院的作用类似宋朝的翰林学士院。仅编有五人，作为曹王的顾问官员，其中二三人带有记室参军衔，专责草制。内史同此例，区别在于当值宣政院学士有权参与御前会议，当值内史则必须有特旨许可才行。
在诸郡进行监察的是郡察使，巡阅使往往不限于一郡，如果单任某郡巡阅使，往往是办理专案。无论是否单任，巡阅使和郡察使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是临时差遣，而郡察使是常任。与之相类的则是进行地方慎政的郡督使和采风使，前者是常任，后者是临时。后来人们把郡守、郡尉、郡督称为“郡中三虎”，而郡察使则被称为“次虎”，言其类犬。都中按察使是最早设立的中央监察官副贰，由下卿担任，后来因为诸使皆属大夫阶，臣工以为“名实抵牾，恐为人轻”，穆王在崇宁十七年（穆王三十六年，西元1121）改称司士府按察。
待诏院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但仍居改称国士院的简贤馆之下。不过因为待诏院学士被拔至中卿的高位，侍读学士或者侍讲学士不再兼任该职，改为兼任待诏院待诏，负责给待诏院禀生讲学。待诏院成为官方教育机构，而褪去了此前的慎政色彩。额外拔高的待诏院学士一职，逐渐成为闲职，作为储备高级官员或者高级官员犯错反省的职位。礼曹的太学司录事或者副使也会兼任待诏院待诏，这通常意味着要召开贡举或者制举，科举考试结束后，这一兼职就会被撤销。
随着宗室事务的增多，专门设立了宗正府，以宗伯为首，少宗伯、宗丞辅助。首任宗伯是汤国公玕（1081-1139），他是穆王的胞弟。首任少宗伯是翟国公纲（1101-1162），他是穆王四子，安王胞弟。首任宗丞是惠王长孙安礼（1095-1159），他是安王异母兄，生母是德妃鲁氏。太保、少保和世子太保、世子少保都被撤除，世子的教育主要由新增的世子友、世子侍讲、世子侍读来负责，太师、太傅，世子师、傅变为荣衔，多用于追赠，文王时期才重新实授居多。
在穆王晚期有过一次变动，宗丞被提升至中大夫，新增了宗士一职，下大夫阶，专门安置那些登科无望的宗室子弟。世子师、傅、友则提升至中卿。穆王的这次改革，一度被诸侯国认为大而无当，很多职位都空缺，因为没有能出任的人。不过后来曹国的发展逐渐适应了这套官制并运行得当一百八十年。
此后曹国的官制进入稳定期，期间偶有职权变动，但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安王时增加了三曹，成为十二曹，依然由三公管辖。分别是从民曹中分离农垦农技事务，专责成立农曹，归司徒管辖，原先隶属民曹卿管辖的劝农使转而由农曹卿管辖；从运曹中分离仓储事务，专责成立仓曹，归司空管辖；从榷曹中分离内蕃事务（外蕃事务仍由榷曹掌握），专责成立蕃曹，归司马管辖。
文王时，国士院学士增如御前会议，司徒、司空和司马即便不拜相，也有权召集御前会议。
悼王时为了修建通济河（沟通东湖与都中的运河），从虞曹中将水利事务分出，专责成立水曹，归司徒管辖。并将兵器生产事务从驾曹转移至榷曹。
肃王时将榷曹的军资生产事务剥离，专责成立胄曹，归司马管辖。并建立简英阁，将宗室教育从待诏院中独立出来，从此宗士考试的难度陡然加大，宗室子弟们宁愿去参加外官科举，也不愿意参加简英阁的宗士考试。这一局面直到定王时才缓解。除了简英阁，肃王四年（嘉和六年，西元1195）还设立了观澜阁，用来激励海军人才。海军指挥使、都兵使迁授，立功士卒进京报捷，肃王都在此召见并赐钱物。后来诸军转员（武资换文资，资满升迁）和入京述职，也在观澜阁进行。恭、康、昭三代都照此执行，因此曹国海军在此百年中发展极快，伏波军校尉班次尚在横行校尉之上。
康王时将科举事务和官学事务从礼曹分离，专责成立学曹，归司空管辖。
平王二十二年（大观三十三年，西元1303），武平侯谢良玉奏请开立都护府，处置蓬莱洲事务，得到御准。都护府的设立本意为遥制远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成为与曹国本土分庭抗礼的机构。定王末，都护府就有权自辟属员，征募兵士，措置兵甲战具，等到中原大乱，温王纵容，作为都护府实权之首的左都护武平侯谢定邦（后来担任大都护），被时人称为“活曹操”、“蓬莱王”、“海外天子”。
平王时期的都护府由左右都护对掌民政与军政，随着清泉郡（今旧金山）和宁远郡（今科利马）的发展，左右都护无法对隔海千里的郡县事务进行处置，定王初期，左右都护执行的轮值制度，各在清泉郡和宁远郡待半年，如果左都护不在，则郡守的权利得到临时增强，主管政务，如果右都护不在，则郡中的都行军参军权利得到增强，主管军务。轮值制度在定王中期变成了曹国继续扩张的障碍，因为蓬莱诸夷自相攻伐，都护府上下都认为是扩张良机，最终定王授予了左都护郡兵全权，使左都护成为都护府事实上的领袖。右都护成为副贰，并主管训练和粮秣，政务由郡守负责，募兵由郡尉负责，都行军参军负责参谋军机并辅佐右都护。
章毅世子之死，导致了都护府制度的大变动，设立大都护一职，总领蓬莱洲事。基于战死于东阳城的前任左都护刘永孚不重政务的教训，专设长史一职处置都护府政务，使大都护和左右都护可以倾力讨伐诸夷。掌书记一职则负责都护府内的监察事务，当时主要是纠察怯战、避战、逃兵、叛乱等事，反而要求掌书记向大都护负责，由大都护进行临机决断。这导致后来都护府权利日增，而掌书记不能有效限制都护府内的宰政官。
平定诸夷叛乱后，温王将大都护召回，但都护府的控制区急速扩大，因此又设立前都护和后都护，分领诸郡，其中都护府长史直辖丰原（今库利亚坎）、河阳（今杜兰戈）、扶风（今奇瓦瓦）三郡，军务由都护府常捷军副尉负责；左都护通常兼任常捷军校尉，直辖宁远（今科利马）、东阳（今奇尔潘辛戈）、鄢（今特皮克，初称菸郡，宣王初改）与象山（今萨卡特卡斯）四郡；右都护通常兼任伏波军校尉，直辖金泉（今旧金山）、橘（今洛杉矶）与新疆（今尤金北）三郡；前都护通常兼任长水军校尉（嘉城郡有下川港，今拉萨罗-卡德纳斯）直辖三川（今瓜达拉哈拉）、嘉城（今莫雷利亚）、洮南（今圣路易斯波托西东南）三郡；后都护很少兼任校尉，直到宣王后期才发生改变，平定诸夷时的精锐超过半数留在后都护辖地作为郡兵（防备雍国），他直辖金城（今墨西哥城）、青城（今韦胡特拉东北）、建康（今克雷塔罗）三郡。因此在大都护空置时期，左都护权势最大，而后都护军力仅次于左都护，谢定邦任左都护时期，都护府长史昌乐山与后都护骆道安都与他相善，共和之乱后又出任大都护，煊赫一时。当时被称为“海外天子”并非虚言。
宣王继位后增加了都虞候的权利，并将其主要工作从军法转向军情（都护们利用都行军参军干涉军法也是原因之一），抛开已经被四都护压制的掌书记另起炉灶建立都护府的监察体系，虽然名义上仍接受大都护管辖，但仍每月向宣王奏报军情。都虞候通常委任三人，只有一人会列入都护府编制中，其余两人是以亲军都虞候或者破虏军都虞候的身份进入都护府辖区的，他们没有逮捕权。只是按规定返回新陶述职，或者一年，或者一年半。与其说是预防性监察，倒不如说是事后调查，避免宣王耳目遮蔽。都护府在这一时期（西元1345-1370）与曹国本土完全分庭抗礼，除了侍从官外，无有不包，包括学政和慎政官员也出现了，只不过是以郡守、郡尉以及都护们的私募僚属登场的。同时提升了县尉与县令、都兵使的官阶，这让郡县兵和诸军分离，行军参军或是都行军参军难以调动郡县兵，地方武装的自治倾向加强。
因为都护府设立后就征战不断，移民也持续涌入，在地方统治上，不能像本土那样依靠世家功臣或者豪强士绅，而推行了保甲制，将新老移民以及归顺的土著组织起来完成政务和军务，保长通常由有爵等的移民担任，这本身就代表着他的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无爵者则挑选勇壮担任甲头，负责动员底层义勇，以补充郡兵的不足。
宣王九年（兴安二年，西元1371），召回大都护谢定邦后，宣王借机改革官制，将都护府重新调整。从宣王九年到宣王十七年（兴安十年，西元1379），宣王数次调整官爵和军事制度，后世将其统称为“兴安更制”。兴安更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超越了旧有的诸侯国礼制束缚，使曹国“自居中华，不亚宋梁”。
大都护府被大将军府取代，四都护除当任之人外，不再实任仅作为加衔。谢定邦拜大将军后，大都护一职不再实授，仅作为加衔。宣王通过侵削司马府的权利，增益大将军府，使大将军能够统管全国军事事务（包括蓬莱洲和本土），因此大将军本府设在新陶，别府则设在蓬莱洲东阳郡，由大将军府卫将军统辖，卫将军初掌亲军宿卫，后来改为代君王巡视统帅诸军（掌大将军别府），成为宣王影响蓬莱洲诸军的关键。对谢定邦的补偿则是大将军可以拜相，避开了司马不拜相的祖制。但谢定邦始终没有拜相。此后大将军也未曾拜相过。
大将军府下设立前、后、左、右四将军分管军政事务，实际取代了司马府的大部分职能。原先四都护辖地仍在，但在空置四都护后，由大将军府掌书记和长史分理辖地内监察和庶政，未久掌书记改称卫尉卿，囊括了全国诸军的虞侯系统，主管军事监察和军事情报，直接由大将军府后将军管辖。长史则在半年后改称太仆卿，掌全国军事物资调度和分配，直接由大将军府前将军管辖。
全国各郡政务交由郡守自理，军务上郡尉得以自理郡兵，战时听从大将军府调遣。为了防止地方割据或者藩镇之乱，宣王效仿雍国的士绅议会建立了郡老乡贤社，郡老社由全国诸郡提名，司士府审查，宣王亲自御批，期冀其能与郡守进行制衡，甚至遏制郡守的“莽举”。乡贤社则由诸军提名，非世家功臣姻属亲戚心腹方可任用，主要用来避免郡兵为郡尉私有，但从后世实际来看，乡贤社恰恰是郡兵私人化的帮凶而非阻力，导致明王中期开始郡兵不复为国家所用，所以明王后来渐次停罢郡兵，准备增练新军。只是郡兵反噬比预计的快得多。
左将军负责诸军征募和调遣，右将军负责诸军军事教育和军官将士考绩。前将军负责全国陆军的军事训练和演习事务，后将军负责全国海军训练和演习事务。直接统帅各军的则是新增设的中郎将们。
羽林中郎将负责都中防务，直辖由荡寇军分立的破虏军（明王时改称宫卫亲军），通常加右将军衔以示亲贵。
虎贲中郎将负责亲从警陛，直辖由亲军改编而成的侍卫亲军。
五官中郎将是实际上的海军统帅，直辖伏波军，统辖长水军和定海军。长水军和定海军因此每年轮戍，分别负责蓬莱洲驻防和大东洋巡航。
前述三位中郎将直接由宣王任命并且实任在编，自有常设僚属十员，战时可自辟僚属二十员，依实报解，军中侍卫一都，战时加给亲军某都充侍卫。因此被时人称为“真中郎”。
另有左、右中郎将和军师中郎将则是临时委任，统帅诸军作战，并无定编，事罢即撤。可自辟僚属二十员，月给二千千（人均一百贯），由侍卫亲军某都充侍卫。因此则被人称为“假中郎”。左、右中郎将数次授任，统帅横行军和荡寇军，军师中郎将授任一次，统帅常捷军。卫将军巡视统帅诸军是假中郎形成的重要原因，为了控制常捷军，宣王中后期时常将卫将军派至蓬莱洲统帅常捷军，所以军师中郎将士人最少。
随着中郎将的设立，原先的诸军校尉被废除（宣王时诸军校尉多由重臣兼任，因此趁势废除），副尉则分流进入大将军府或者司马府。改变军制后，在诸军下设两旅，长官称旅尉，各统制四营，因为假中郎不常设，实际上是将陆军指挥权分散化，旅尉成为了平时陆军的实权统帅，宣王通过健全卫尉卿体系来制衡旅尉们避免出现藩镇之乱。指挥使与都兵使也各自改称营尉和都尉。半年后，因为军中反馈新称不便，士卒犹疑，将旅尉改称提督使，营尉和都尉改回旧称。
大将军府中除卫尉卿与太仆卿外，还设有光禄卿，主要负责诸军军官将士的调任迁授。如果设有大将军（实任非加衔），那么军官将士迁授决于大将军，由右将军负责考绩，光禄卿负责选注官差，报送大将军定夺；而没有实任大将军，则直接报君王定夺（多数是由司徒和司马御前合议）。宣王更制后，恢复了观澜阁阅诸军转员的传统，不过明王后期再次中断。中郎将的选任迁授由右将军完成考绩后，报君王钦定。
宣王十年（兴安三年，西元1372），改组了司士府，司士开始实任并掌握台谏大权。原属司士的谘议、纳言、督政皆被罢废，按察一分为二改称左、右都御史，辅佐司士管辖台谏，原本分立的台谏自此合一，慎政官大量罢除，另设都给事中统辖给事中来进行慎政封驳，郡中三虎之一的郡督使也被废除，负责郡中监察的郡察使改称巡按御史，隶属左都御史，与郡察使不同的是巡按御史被要求分察郡县，并且每郡设两名。原先不常设的采风使和巡阅使变为常设的都中正使，职能也发生了重大改变，采风使的职能变为举荐人才和体察民情，而非此前的诸郡施政得失；巡阅使的职能则改为审理案件，既巡回诸郡接受百姓上诉，也负责朝廷专案的处置（按照曹国法律，如果郡守、郡尉亲属犯案，必须异地审理，属于专案的一种），而非此前的监察诸郡官员情弊。
与巡按御史类似的是御史，新设立的御史分为六案，又称六案御史，分别是礼、货、党、恶、诡、杂，主要监察朝廷官员的礼仪、经济、朋党、恶行、欺瞒和杂犯诸事。后来宣王下令“案”改“房”，复改称六房御史，每房长官称御史，副贰称正言，下属称御史里行（见习御史）。六房御史，左三房（礼、货、党）归左都御史管辖，右三房（恶、诡、杂）归右都御史管辖。左都御史还负责处置诏狱，右都御史则负责司士府杂务，如果司士府司士空置，则以左都御史为首。
司士因此权利大增，长安侯萧安世凭此与国相兼司空长兴侯骆道安和大将军武平侯谢定邦相抗。因为萧安世在共和之乱后以司空拜相，因此司空府权利大增。随着宋朝的衰落，驻宋使节的地位也逐渐下降，并最终和其他使节一同纳入司空府管理，肃王时期由关曹执行的铸币发钞及官营钞行的管理权，也被收归司空府直辖，长兴侯骆道安劾倒萧安世后，也以司空拜相，进一步充实了司空府的权利，将原本由关曹直辖的平贾使改为由司空府直辖，并将司徒府的盐铁使与司空府的劝学使对调，使司空能直辖盐铁使。在宣王更制过程中，强大的司空府只经历了两个变动，一个是仓曹不再归司空府管辖，转至司徒府；一个是扩大了平贾使和盐铁使的权利，根本谈不上削弱。平贾使增加了查禁伪劣的职能，度量衡事务也从关曹移至平贾使辖下。盐铁使则直接兼并了榷曹的大部分事务，比如整个置榷司和军屯司的铁场部分，这是当年穆王君臣所担忧的事情。作为补偿，司空府将舟船使转至司马府管辖。
大将军、司士、司空的权利膨胀，形成了曹国新的三巨头，时人毫不客气的称为“今三公”。司徒反居其后，不过最惨的还是司马。
司马府被极大削弱了，卫司马和舆司马被罢废，职能由大将军府的太仆卿和卫尉卿取代，而司马府最重要的武臣选任迁授的举荐权也被大将军府的光禄卿和右将军夺取。随后将驿传使罢废，驿站事务由军司马管辖，行司马则只能管理郡尉与县尉和绘制军事舆图。而后者和大将军府卫尉卿的职能是重复的。虽然从司空府接管了舟船使，但时过境迁，此时的曹国官船修造，分为两部分，如果是军船，则必由纲曹主持，若是商船，则由司空府招标。而非如肃王时那样完全依靠舟船使督造。这就使得舟船使的收入和重要性同时大减。很多时候，舟船使在官船竞标上会败给民营船坊，这导致官船修造的收益更低。
宣王十七年（兴安十年，西元1379），国相兼司徒武安侯卢言象以疾辞任，宣王拜国士院大学士为国相，兼掌司徒事，随即再次变动官制，进一步削弱司马府和司徒府。新设立司农府，将本隶属司徒府的仓曹、农曹、水曹改由司农府管辖，本属民曹的劝农使和由司马府直辖的屯田使转由司农府管辖，屯田使的权利得到加强，田宅使被罢废，王庄王田等原职事纳入屯田使管辖，本属司徒府的劝学使遭到罢废，学田职事也被纳入屯田使管辖，兴办学校的职事则纳归谕民使管辖。随后谕民使由民曹直辖转为司徒府直辖。司农府建立半年后，司马府的榷曹被废除，军屯事务纳入屯田使管辖。明王后来因为与士绅会议的冲突，一度回复过榷曹，但持续不到三年，在与士绅议会和解后就再次废除。
司农府的建立算是兴安更制的核心，他希望通过农业变革，吸收流民，减少社会动荡，所以他对新物产和良种以及农业技术十分重视，专责农曹负责农业技术的开发和推广，而将劝农使的职责改为培育良种和物产引进。田地经营委任给了屯田使楚人焦世元（1342-1399），包括王田在内。因为农产品的运输一直是难题，他特意将水曹的运河养护和管理职能改为司农府直辖，并由司农少卿与判官分管，这在中前期的确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在明王时期，二者互相掣肘导致漕运不利，明王又重新将运河职能交换水曹。司空府管辖的运曹则负责海运和陆运物资。
兴安更制虽然到宣王十七年就停止，但后世学者多数认为他的官制改革还应该有后续。根据部分书信和文献，可以猜测到宣王打算恢复九卿和六部，还准备成立殿中省。明王继位后成立的殿中司，普遍被认为是宣王殿中省的雏形设计，但宣王终归没有继续推行他的改革，中道而止，既可能是中原战局的变化，也可能是国内矛盾的刺激，等到铲除世卿功臣之后，又改组王庄，推广低租募佃，牵扯了太多精力。
宣王很少相信备官或者依赖他们，馆职在他看来并无特别。但他对国士院十分重视，并尝试让国相都有在国士院任职的经历（至少是学士），明王也希望继承这一点，但现实的压力导致他放弃了。
明王最大的官制变革是将士绅议会正规化，并授予他们税收和法令的制定权，将士绅议会置于与五司二大持平的地位，士绅议会总谘议位比上卿。
明王设立东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官制，只是将都中官制在蓬莱洲进行复置，以东都留守司执行本土国相的权利。
《这就是曹国之官制篇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