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位乡村语文老师。
记忆里，父亲总是喜欢提着他的小口袋，塑料质的，里面装着学生的作业本、测试卷、小红笔以及扶贫工作资料等。
他塑料质的小口袋，百分之六十是去药店买药送的。他从不换皮包，他说 : “皮包这种东西太呆板了！还很假(方言，意为华而不实、装腔作势)”
父亲的袋子里装着我喜爱的小零食。
2008年，我四年级。父亲作为班主任，负责带自己的学生到邻近乡镇上参加中考。去的途中发生了意外——父亲在半路突发腹部绞痛，而我们得知这件事的原委，都是后话了。
那时候除了父亲有个翻盖手机外，我们家没有任何人拥有更便捷的通讯方式，所以带信儿都是通过人传人的方式进行的。我们发现父亲去了三四天不见回家，都慌了。
正在我们要去找学校领导的时候，父亲所带班级的班长找到了母亲。他急得头冒大汗，手搓着裤腿子道 : “师母，我是九(八)班的班长xx，老师正在住院！我刚刚中考完从六曲(地名)赶回来，特意来通知师母！不过请师母放心，老师的病情已经得到缓解，我已经安排我们班的同学轮流照顾老师了…"
几天以后，父亲提着他的小口袋回来了。那是一个热夏的中午，梧桐叶儿都被太阳蒸得蔫吧儿了，我正蹲在地上用柴火棍画圈圈，突然有人从后面拍了我一下，我一扭头，发现是父亲！眼泪夺眶而出。
父亲并没有什么异样，仍然很慈祥，只是眼里多了一丝疲倦。他接连唤着我的小名，从自己的小口袋里变戏法似地掏出了我心心念念的小零食，道:“小卫你看！这是什么？”眼角流淌的温柔划过一丝疼痛。
我丢掉画圈圈的柴火棍子，一下扑到父亲的怀里，哇地大哭起来，一边使劲拽着父亲的裤腿子，一边抽噎着喊道:“妈妈！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呀！”
至今，我仍记得父亲班级里的那位班长，那男孩儿瘦瘦高高的，黝黑的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干练与成熟。
难以想象这位班长男孩当时的压力，他一边要应付中考，一边得组织班上同学照顾老师，在负责联络院方和我们的同时，还要做一件大事——镇场子！(父亲送自己的学生去考试，最大的目的是为了给孩子们打气、让他们面对人生第一大考试时，能多一些勇气与信心)。
而在2008年，这位大人模样的男孩才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班长而已！
2020年的今天，那位班长男孩已是一家跨国公司的特聘员，常年出国在外，每次但凡能逮着空儿回家，他都要先来看望父亲。他常常调侃说自己的脾气和秉性与父亲的大差不差。
父亲的小口袋里总装着全家人的药片儿。
父亲的小口袋很多是从药店得来的，小小的塑料袋子总是是装着药盒子进门，再装着作业本出门。
一次，弟弟突然发高烧到41℃，这在医学上已经是属于超高热的范畴了，如果不能及时抢救，很可能就会烧坏脑子，或者造成瘫痪。
等不到送去医院，所有人都急红了眼。母亲红着眼睛用酒精给弟弟一遍遍擦拭身体，嘴里哼叽叽地说些“求保佑”的话，爷爷翘着嘴、铁青着脸顾自给自己的针盒子消毒，打算给弟弟打针(爷爷平日里研究些药学知识，中西医均有涉足，平日里有紧急情况，都是爷爷亲自下药。)
父亲没有丧着脸，只告诉我们等他两分钟，便提着他的小口袋出门了。
果真，过不多久，父亲提着大袋“马鞭烧”(一种黔西北地区随处生长的植物，平日里都被我们忽略掉了)，果断地将“马鞭烧”煮了水，给弟弟哗啦啦灌将下去，没一会儿，弟弟的超高热便退了！保住了生命，身体完好无损。
小时候，我总是嫌弃药店的塑料袋丑，袋子上面总打广告、画各种logo，我总想趁父亲不注意，把袋子上的logo和广告涂抹掉，再换上新的图案。
终于有一天，我得逞了: 我偷了父亲的小口袋，果断地涂抹掉上面的logo和文字，用自己的彩笔在上面画了一只蓝色的猫：瘦长的尾巴，夸张的胡须……不知道父亲是否发现了那只“花猫”，记忆中的那只小口袋，他用了好久好久！
直到我上高中，才得知了这样一件事，父亲的一位同事告诉我:“我看你的画，画得很好哇！以前你爸爸总是拿着那只塑料袋，告诉我们那上面的蓝猫是你画的！”
近年来，父亲的小口袋里总是装着扶贫资料。
十九大以来的这段时期，是我国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这几年来父亲不仅要忙教学事务，还要完成精准扶贫对口帮扶工作。
父亲每次接电话，十有八九是关于抚贫工作、学生安全工作的，甚少关乎教育工作(即使他已经不做班主任)。
他工作群里弹出来的“红头文”件一串缀着一串，一波簇着一波，领导偶尔发个红包，大家都对此嗤之以鼻，同时也心知肚明。
父亲不会熟练操作计算机，看着他对工作日渐力不从心，做女儿的我心疼之余也常帮忙整理资料、统计文件，一起去走访帮扶家庭，但父亲的白发还是一天比一天更多了。
2020年4月27日，第一次为父亲剪头发，看到他白发里仅有的黑发，我只哽咽着，在心中默默升起了诸个疑问:
在基层教育工作中，非要让一颗螺丝钉去干螺丝帽的事，实在让人捉摸不透！难怪基层教育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效。从爷爷到父亲，再到父亲的学生、父亲学生的学生……这些一个个投身基层教育工作的人，他们的希望在哪里？基层教育的希望在哪里？
谜题，不得而知。
有个晚上，凌晨一点，万家灯火都熄灭了，我仍然在昏黄的灯光下和父亲核对困难户信息。那些条条框框的统计规则、所谓领导的“死命令”，让我再次有了一种医学生考试月特有的猝死感，在不知不觉中我竟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父亲并没有叫醒我。
当我被余梦惊醒时，发现父亲还在整理资料，毫无睡意，彼时，已经凌晨两点半。他安慰我道:“再多点耐心嘛，越是繁杂的事情，考验人的越不是技术，你是女孩子，你应该多点韧劲儿才对呀！咱们再坚持坚持呗！”
看父亲继续把“5224282015...”字样的身份证号码一个个往小小的表格里敲，我眼中渐渐升起了一团雾气：那些身份证号码的生日区域里，数值比我大的孩子们，多年之后也会是一批值得期待的后浪，即便在2020年的今天，他们被国家定格为“精准扶贫户”。
想到这里，我释然了。
毫无疑问，走访工作也是极枯燥、艰辛的。和父亲一起去走访调查的时候，常遇到不配合扶贫工作的“铁杆户”，父亲却一向极耐心地和别人解释、坚持用心去和心交流，即便对方的话语刺耳，行为举止固执得不可理喻。
学校总把最难搞定的任务交给父亲和他的扶贫小组，而父亲并不加以推辞，他用行动告诉我: 爱心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能给得起的，修身做人，必须要先学会拥有爱心、耐性儿。
黄昏时分，我做了个梦，梦到自己穿着婚纱，唐突地走进婚礼殿堂；我很焦虑，四处寻找着父亲，哪哪都找不见，幸运的是，梦没有继续：我失声痛哭着醒来了。彼时，枕头已经湿了大半，我知道梦并不是真的，但是心中仍怅有所失。
我起床，披上外衣走到父亲的房间，想去探一探他，发现他在自己的小床上安静地睡着了，黄昏的微光经茶色玻璃折射进入屋子内，把一切糊得更灰、更旧了。
桌子上还叠着一大堆没批改完的作文本，我翻了翻他批改完的作文，后面缀着的评语有的甚至比学生的作文字数还要多！已经统计好分数的试卷被叠成小方块，大概这样的卷子装进小口袋里，是不会捅坏塑料袋的。
父亲像是一根快要燃尽了的烟头，灰烬从烟头上掉下来，故事就变成了烟。
农历四月，布谷鸟的声音还十分清晰，一声声——冗长；田间地头的野草疯长，日子不经意间便拐过了许多道弯，而风起时，年华掉在地上，都是心碎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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